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爲辛亥革命後，中國不管是政治還是思想層面都异常混亂。
　　溥儀退位、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護國戰爭、張勛復辟、北洋走馬燈換政府、直皖戰爭、直奉戰爭、郭松齡反奉……
　　表面上看，這段歷史時期確如魯迅先生所說「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實際上，不管是政治還是思想層面的混亂，主旨只有一個，即：救亡圖存。
　　從各省强大開始
　　1912年1月26日，在辛亥革命爆發3個月後，當時擔任淸廷關外練兵大臣的張作霖主動拜見了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總領事落合謙太郎。他公開向落合謙太郎表態，與其讓東三省「落在」孫中山與同盟會這些南方革命黨手上，不如把東三省給日本人：「本人認刀，與其將東三省委於南方人之手，勿寧讓與外人更爲了當。當此時此刻，日本國如對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奮力效命。」
　　張作霖這些表態不代表他真的想徹底「賣身」日本，但是很明顯，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最先考慮的不是與中華民國共進退，而是做大自己的地方勢力，甚至脫離新政府的掌控。
　　辛亥革命既是共和對封_家天下的革命，也是地方自治對中央集權的革命，甚至後者對近代中國影響更加深遠。
　　辛亥革命爆發後，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二次革命後，由同盟會控制的江西省宣布「獨立」；袁世凱稱帝後，以蔡鍔爲首的西南各省宣布「獨立」……
　　這一切都意味著在辛亥革命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政治上的「去中心化」。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再是封建家天下時代的上下級關係，而是平級關係，甚至中樞是否具有權威，是否有合法性，其判斷標準已經不再是中樞，而轉移至地方——各省是否承認中樞的最高權威性。
　　比如，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慘敗後，張作霖也宣布東三省「獨立」，這也就意味著以曹錕爲首的北洋政府儘管獲得了西方各國承認，但在東三省並沒有合法性和權威性。
　　當時的東三省乃至全國，有大份政、軍、經三届精英都這麽看。比如1926年，張作霖的「錢袋子」、奉系軍閥理財高手、奉天省（今遼寧省）財政廳廳長王永江憤然辭職，其原因就是王永江不願意看到張作霖揮霍東三省老百姓的積蓄去「稱霸中原」。
　　王永江多次表示，以東三省的富饒程度，應該關起門來搞建設，而不是一味地想「武力統一」。
　　中央朝廷的崩潰
　　長期以來，中國所有王朝都以「天朝上國」自居，自認是「九州萬方之主」，但是鴉片戰爭打破了這一認知。
　　如果只有一次鴉片戰爭也就罷了，可是接踵而來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
　　軍事件……這一系列打擊，徹底把「天朝上國」的驕傲打落到了塵埃裏。
　　飽受西方列强羞辱的中國精英們終於醒悟了過來，要變法圖强。變法，則是要變淸廷之法，皇帝之法，無形中，中央集權的權威，就逐漸式微了。
　　比如1910年同盟會組織的黃花崗起義失敗，不到50天後，廣州本地《南越報》就開始連載「近事小說」《五月風聲》。這本小說完全就是關於黃花崗起義的報告文學，公開頌揚起義者，對鎮壓起義者的清朝官吏、營勇則予以譴責，而廣州衙門對此則聽之任之。
　　粵海關1911年給中樞的報告裏稱，「本城各家報紙，向皆極力鼓吹革命」；由於紳權坐大以及地方衙門的不作爲，不少並不是同盟會會員創辦的報紙爲了吸引眼球搏銷量，竟然以「排滿」爲賣點吸引購買。
　　換言之，在晚清，被皇權壓制了2000多年的地方紳權隨著清王朝被西方列强衝擊得東倒西歪，開始慢慢覺醒，尤其是士紳們爲紳權擴張想了一個美妙的藉口：變法圖强。這種觀點認爲，想要讓中國强大，則必須要從各省强大開始。
　　不過，由於中國强大的「大一統慣性」，使得不管是軍閥還是知識精英，都不敢也不能脫離「中國」這個概念去談「地方自治」。
　　比如晚清鼓吹「廣東主義」的歐榘甲，雖然敢喊出「廣東是廣東人的廣東」，但也不得不强調「各省自强是中國自强的第一步」：各省先行自圖自立，……省省自立；然後公議建立中國全部總政府於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聯邦、合衆國聯邦之例，即謂全中國自立可也。
　　辛亥革命後，原本集權的中央朝廷崩潰，地方自治的風潮變得更盛。各省「儼然具一獨立國家之形象」，有自己獨立的軍隊，財政獨立，「縣款不解於省，省款不解於中央」。
　　就連梁啓超都禁不住愈墳而省而府而縣而鄉，各自爲界，豆剖瓜分，至於不可紀極，而各皆以排外為唯一之能事，遂以二千年大一統之國，幾複返於土司政治……惟見亞細亞大陸東有二十餘部落，各部落中又有其小部落，爲數至千數百而未已，而所謂中華民國者，果安在也？」
　　一盤散沙
　　不過，因爲大一統慣性的存在，晚清民初，儘管地方自治成爲風潮，但是沒有任何一位軍閥和地方士紳精英敢真正宣布「某省獨立於中國」，甚至根據史料，都沒有士紳和軍閥真的在進行分離主義活動。
　　所以，當清王朝不復存在後，地方自治與救亡圖存的衝突就愈發明顯和尖銳了起來。
　　孫中山號召的「二次革命」，某種意義上就可以看做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主張者矛盾的總爆發。
　　按中國近代史學家胡春惠的觀點，「二次革命在本質上即爲民國史中，首次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主張者鬥爭的最高表現，也可以說是地方勢力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總決戰。」
　　二次革命後，雖然地方自治勢力依舊很龐大，袁世凱本人和歷届北洋政府都沒能解決中樞衰微的問題，但「地方自治」也徹底喪失了道義上的制高點，甚至逐漸變成了阻礙「救亡圖存」的絆脚石。
　　這一期間，「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農業救國」「商業救國」等各種思潮先後出現，一方面是精英們關於如何救國的自行探索，另一方面，未嘗不是希望能借此給「地方自治」找到一個新的理論基礎。
　　不能說這些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理念的精英不是愛國者，但作爲活躍在地方的精英，他們也確實對中央集權有天然反感。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給了「地方自治」致命一擊，巴黎和會上，中國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證明了在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社會，依然是一個「弱肉强食」的叢林社會；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爭取到「國格」，那麽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是不可能爭取到「人格」的。
　　這是在根子上徹底否定了「地方自治」的正義性和合法性。
　　巴黎和會之後，大量中國知識精英開始公開呼籲「救亡圖存」，開始毫不留情地批評「地方自治」。
　　楊蔭杭1921年在《申報》批評平說：「自治之『自』，乃人民之『自』，非軍長之『自』也。人民自治「謂之『德謨克拉西』（民主的音譯）；軍長自治，謂之藩鎮，謂之封建。藩鎮與封建，皆與民國二字不能相容。」
　　陳獨秀也尖銳地批評說：「武人割據是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之聯省論，不過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實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罷了。」
　　另外，「地方自治」始於1901年，到巴黎和會時，差不多有20年時間了，這20年裏，足够新一批知識分子成長起來，這一批新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並沒有經歷過「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晚清，對封建王朝因爲腐朽墮落導致的屈辱並沒有切身體會。
　　他們更多的體會是，辛亥革命之後，國家如一盤散沙，國家層面憲政整合失敗，任何變革和進步都是從地方突破，邊緣起步。由於中央集權的受損，即使有好的變革，也沒有辦法立刻推行全國。
　　而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爲「一戰戰勝國」被愚弄，被羞辱乃至被宰割，也讓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對「地方自治」沒有一點好感。
　　因爲巴黎和會上飽受的屈辱，因爲日本對中國實實在在的經濟滲透以及武力威脅，使得所有人都不願意再等待下一場緩慢的地方保守主義革命，而是期待著激進的速變和整全性改造中國的方案，迅速建立一個足以自保的强大國家。
　　日後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之所以能够計全國各地青年來投奔，北伐軍能在很短時間完成統一，除了蘇聯的幫助外，更重要原因是「要救亡圖存必現中央集權」這個理念，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已經不需要討論了，甚至就連割據一方的閻錫山、龍雲、李宗仁都不認可「地方自治高於中央集權」。
　　中國也因此，才逐漸走出了地方割據、混亂的陷阱。
（蘭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