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山東女人陳曼妮總想給老公生個孩子，由於自身患有隱私疾病，她在正規醫院治療了多年，也沒任何結果。2020年10月，陳曼妮和武漢一家代孕中介機構簽約，同意用丈夫的精子和其他女人的卵子結合，由代媽生出孩子。爲此，他們要花費100多萬。如果沒有意外，2021年9月份，他們的代孕寶寶將會出生。
　　事實上，陳曼妮和丈夫只是全國衆多不孕家庭的一個縮影。國家衛計委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育齡女性不孕症的發生率在12.5%-15%左右，患者人數超過了5000萬。
　　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我國經批准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只有517家，且90%以上屬公立性質，很多有需求的夫妻根本排不上隊。儘管收費沒有特別高昂，可做試管嬰兒的成功率只有50%左右。數字比例以外的人，則永遠無法擁有自己的骨肉後代。
　　現實是，想要孩子的人群遠不止於此。例如，被其他疾病困擾的家庭、計劃生育的結扎者、失獨的高齡夫妻，以及同性伴侶等。他們除了領養就是借腹代孕。而法定收養條件極其嚴格，即便符合標準，更多人還是願意代孕一個基因孩子。而代孕在中國，目前並不爲官方所許可。
　　其實，有些國家已將代孕合法化，他們的主要客戶就來自中國。不過，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境外市場已幾乎中斷，這導致我國的地下代孕市場迎來爆發期。
　　早在2004年左右，國內就開始出現地下代孕市場。十多年來，這個市場「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新生嬰兒，但都處於灰色地帶。
　　一單107萬元的代孕生意：包成功、包男女、包風險
　　陳曼妮今年38歲了，她的卵子因爲無法受精一直要不上孩子。這些年，除長期吃藥外，她還接受過手術治療以及3次試管嬰兒手術，均以失敗告終。連醫生都建議她，不要折騰自己了。
　　原本想徹底放弃的陳曼妮，在2020年9月上旬，從手機上看到一則有關「代孕」的揭露報道。她循著記者的暗訪流程，在搜索引擎中輸入關鍵詞後，大量地下代孕機構出現在網頁前端，不到一小時，她就添加了20多個中介人員的微信。
　　所謂地下中介，是因爲這種機構無法獲得官方許可，長期處於「違規操作」的灰色領域。不過他們的業務早已嫻熟，技術操作基本都是由正規醫生私下操作。
　　中介機構工作人員告訴她，按照技術分類，目前可操作三代試管嬰兒。第一代是常見的體外受精式胚胎移植；第二代是在卵細胞漿內實施單精子注射；第三代技術又稱移植前遺傳學診斷，可進行染色體篩查，將選擇正常的胚胎移植到宮腔。
　　「通俗來講，二代包生産、不包男女；三代既包生産、又包男女。」據這位中介人員介紹說，國內正規的生殖中心，大多具備一代和二代技術資質，三代的資質非常少，但三代技術在地下代孕市場早就很普遍了。」
　　因爲有過3次試管嬰兒操作失敗的經歷，陳曼妮放弃了一代技術。中介在瞭解到她的卵子質量問題後，給出的方案是：先購買陌生女孩的卵子，然後與丈夫精子結合進行培育，由「代孕媽媽」（簡稱代媽）生出孩子。
　　對於這種操作，陳曼妮有些反感，因爲自己要養育一個無基因關係的孩子，可想到丈夫家能「繁衍香火」，還是决定接受了。
　　經過綜合對比，陳曼妮選擇了武漢一家名爲「X寶助孕」的代孕團隊，她和丈夫還專程到當地去考察。「X寶助孕」辦公地設在武漢光谷一家知名寫字樓裏，一位自稱張總的人接待了他們。
　　張總表示，「X寶助孕」已入行13年，不僅有獨立手術室，還常年與三甲醫院的醫生合作。看著辦公室牆上掛著的致謝錦旗，以及三三兩兩過來簽約的人，陳曼妮夫婦決定選擇這家機構。
　　剛開始，他們想選擇65萬元套餐的二代技術，公婆提出必須要男孩後，兩人只好選擇了95萬元的三代套餐，其中不包括卵子費用。陳曼妮覺得很值，「畢竟要靠孩子養老。」
　　商量好以後，中介沒著急與陳曼妮簽約，讓夫妻倆先回山東。沒幾天，張總推薦過來十幾個「卵妹」的資料。從學信網信息來看，這些女孩都是本科學歷，畢業時間一兩年。陳曼妮和丈夫對女孩身高、外貌、特長等對比後，選擇了一個與兩人臉型、膚色接近的「卵妹」。
　　資料顯示，這個「卵妹」24歲，2019年畢業於武漢某知名大學，「卵費」12萬。陳曼妮先付了3萬元的定金。十幾天後，丈夫等到采精通知。
　　陳曼妮和丈夫又到武漢後，被中介用黑布蒙著眼睛帶到一個地下手術室，「卵妹」已在此等候。在付完剩餘的9萬「卵費」後，女孩接受了取卵手術。在陳曼妮的丈夫取精之前，張總先讓他們交了20萬元首期費用，然後才與中介另一位負責人宋總，簽了一份「95萬零風險包成功協議書」。
　　「這份合同包成功、包男女、包風險，其間發生任何問題，額外費用由我們承擔。」張總表示，「還有一種不包成功的合作，費用低，風險由客戶承擔。」
　　2020年11月上旬，張總找好了代媽，陳曼妮去武漢見了下。代媽35歲，來自山西陽泉鄉下，「看著身體挺壯碩，5分鐘就敲定了。」後來，代媽同樣被蒙著眼睛帶到地下手術室，來自正規醫院的醫生用了不到10分鐘，就將胚胎植入她的身體。
　　14天後，胚胎移植成功。陳曼妮非常高興，因爲不是每個人都能一次成功。接下來，她只需按時付款：胎兒著床3個月付20萬，5個月付20萬，7個月再付20萬，嬰兒出生、健康交接後，付清剩餘的15萬元，每逾期一天多交1000元。
　　中介將代孕寶寶稱爲「貨物」，出生那一刻叫「卸貨」，向客戶移交是「交貨」。算上卵子和孕産，陳曼妮和丈夫至少要爲這個「貨物」花費107萬元。
　　在「交貨」同時，中介負責爲代孕嬰兒辦理《出生醫學證明》，儘管陳曼妮並非孩子的基因母親，但出生證母親那欄，仍會填寫上她的名字。夫妻二人可據此到公安機關爲孩子辦理戶口，從程序上和手續上來看，外人不會知道孩子是代孕而來的。
　　「製造」嬰兒的流水綫，中介串起的代孕鏈
　　如果不是選擇代孕，陳曼妮不知道這個行業有多火。而且，很多中介已將這門生意半公開化，他們不僅能化名接受記者采訪，還願意講述怎麽運營代孕機構，並希望公衆理解。
　　上海一名叫吳凱的中介說，做這行並沒太多門檻，「各個環節都有專人，我們只需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在具備相應的醫療、孕育和團隊資源後，第一步便是做網絡推廣。
　　他們找人製作好網站，把業務範圍和套餐價格列明，設置關鍵詞，再花錢競價將網站排到前面。
　　在吳凱的指引下，記者以相關關鍵詞檢索，在某搜索網站首頁的10條信息中，果然看到有6條代孕廣告，第二頁也是如此，第三頁達到了9條。隨便打開一條廣告鏈接，都能彈出在綫對話框。一位自稱醫生的客服會主動索要客戶微信，並私下添加，一步一步溝通促成代孕。
　　代孕機構主要有6大類目標人群，分別是子宮缺失者、子宮异常或嚴重畸形者、患有無法妊娠疾病的人、妊娠將影響胎兒或者母親生命安危的人、同性伴侶，以及多次試管嬰兒失敗的家庭。
　　據吳凱透露，國內至少有8000多家代孕機構，規模大小不一。原先在武漢和廣州最爲集中，但2020年武漢受疫情影響，很多中介轉移到長沙、合肥、上海、北京等地。辦公室一般設於所在城市的重點商務區，給客戶造成有實力的感覺。
　　在整個鏈條中，中介擁有對應的代媽、「卵妹」、醫療等資源，很多民營婦産醫院都接待代媽生産，不少公立醫院也可以。在當下行情裏，「不包性別、不包風險」的代孕費用在55萬左右，「訂制男女、零風險」的代孕費用在90萬左右，其中中介的收益大約占總費用的一半。
　　中介與客戶達成協議後，便開始尋找「卵妹」，並有人盯著女孩促排、取卵，最後由醫生實施胚胎培育和移植手術。對於關鍵的代媽資源，另有中介專門招募，每促成一單，抽成8000元左右。因爲競爭激烈，經常有中介人員挖別的中介機構的墻角，冒充代媽，鼓動其他真代媽集體跳槽。
　　真正出租子宮的代媽，生一胎最多能掙20萬左右。沒有客戶選擇的空窗期，每天可以領幾十元的生活費。假如代媽遭遇客戶不要孩子被迫流産，或因自身原因流産，最多能有1萬元的補貼。
　　代媽幾乎都是貧困女性，很多人將生孩子當成專職，家裏的老公也知情。爲了能讓代媽安全生産和防止逃跑，大多中介會租用豪華住宅，對她們進行封閉管理。
　　據吳凱介紹，他們一般不敢用新來的代媽，擔心將其帶入地下手術室後遭舉報，「進口的設備、三甲醫院的醫生、一桶一桶的胚胎，都會因此出事。」
　　面對不受官方許可的代孕生意，中介機構用合同與客戶相互制約。吳凱坦言，這種合同實際上沒什麽法律效用，當事人的權利無法保證。
　　有時候，中介還以隱私之名，讓客戶使用化名簽約，同樣，中介也使用假身份。這樣，能方便規避後期的潜在風險。
　　記者在多份代孕合同中看到這樣的條款：「若嬰兒後期發生健康糾紛，客戶能指定三甲醫院，對精卵供應方的遺傳病進行鑒定。」吳凱說：「這是唬人用的」，因爲很多合同都會注明，「接貨」以後「雙方必須當面銷毀合同」。
　　陳曼妮從未考慮過這些風險，她堅信自己不會成爲最倒黴的那個人。
　　地下中介買設備、正規醫生做手術
　　在中國的地下代孕行業裏，始終繞不開一個名叫呂進峰的江蘇男子，據稱是他打開了中國代孕市場。
　　據一些媒體報道的信息，呂進峰自稱妻子2004年懷孕後，天天泡在網絡論壇中查詢孕嬰知識，後來看到了很多深陷不孕不育家庭的痛苦，並由此發現商機。
　　在沒有任何經驗與資源的情况下，呂進峰注册了海量的QQ號，聲稱自己是代孕公司負責人，開始在論壇狂發廣告，並引來很多業務。然後，他將客戶、代媽、醫生連在一起，開啓了代孕産業。
　　隨著生意越做越大，呂進峰組建團隊進行分工，有人負責找客戶，有人公關醫院，還有人尋找代媽，並將代媽集中管理。很多中介人士都說，是呂創建了國內首家代孕機構，並陸續有人效仿「呂進峰模式」，並沿用至今。
　　和很多地下中介不同，呂進峰從不掩息自己的業務，他不僅頻頻露面接受國內外媒體採訪，還把新聞報道列表密密麻麻發布到網站上，有人稱其是「中國代孕之父」，他也經常說自己從事「助人為樂的愛心慈善事業」。
　　李寧是呂進峰手下一位區域經理，他說公司入行16年來，已代孕過兩萬多名寶寶，無一例糾紛，「除了有良好的資源外，主要是打政策擦邊球。」因爲中國官方不允許正規醫療機構和醫生參與代孕，所以，爲了讓生意繼續下去，很多中介都建有自己的獨立手術室，試管環節在此進行，産檢、生産則去正規醫院。
　　「出於對醫務人員的保護，不敢讓更多人知道手術室地址。」李寧說，他們的手術室投資上千萬，設備由德國、日本進口，從三甲醫院高薪聘請主任級別的醫師實施手術。很多中介機構都沒有這種實力。
　　據李寧介紹：「小中介以賺錢爲主，低投入二手儀器，醫療環境差且由山寨醫生拼凑而成，隨時做好跑路準備，成功率不會超過30%，甚至一年也難得成功一次。」而捨得投入設備和硬件的中介，基本能做到單次手術成功率70%以上，這比官方數據中正規機構的成功率還能高出20%左右。
　　「這不是技術原因，是政策問題。」李寧表示，「擁有技術和規範操作的正規機構不允許做，想做代孕的我們又不被認可，所以才出現地下中介買設備、正規醫生做手術的尷尬局面。」有些醫務人士在地下手術室已經能操作第四代和第五代試管嬰兒。
　　需要指出，「四代」又稱卵漿置換技術，主要針對年齡比較大的女性。據李寧介紹，卵子分爲卵漿和卵核，卵漿大部分爲營養物質，現在技術層面能用年輕人的卵漿替換年長女性的卵漿，然後再實施注射受精。
　　至於「五代」，便是飽受爭議的基因編輯嬰兒技術：「在三代技術檢測之上改進，通過某些基因編輯技術，直接編輯胚胎基因序列。」李寧表示，一般沒人敢做，但技術沒有問題。
　　目前，呂進峰團隊提供四個套餐：「介紹醫療不包成功15萬、介紹醫療包成功25萬、不包成功零風險75萬-100萬、包成功零風險75萬-125萬。」如果嬰兒出生超過6.8斤，每超50克，還要多支付3000元。
　　這種超重另收費的情况，幾乎每個中介都這樣做，一般以50克爲單位，超出收費在500元至3000元不等。
　　李寧直言，由於沒有監管，地下代孕行業非常混亂，經常發生倒賣資源、互相舉報和冒名事件。「對於冒名問題，我們的方法是客戶與呂進峰董事長當面或視頻簽約！」李寧却又稱，「其實，簽了也沒任何法律效力，國家法律根本不認可這個行業。」
　　這些年，在呂進峰的引領下，很多中介後來居上，他們大都認爲自己從事了一份「高尚的職業」，並以此爲榮。一位從事了10年的中介說，自己做這行不爲賺錢：「就喜歡給客戶做成胚胎的那種成就感。」他把這種想法稱爲「信念」。
　　規章不允許，法律沒禁止
　　追溯中國人工輔助生殖産業的發展，標志性事件是1996年首例試管嬰兒的誕生。此後，相關技術日漸成長、成熟。
　　與之相關的規範，主要有兩部規章、兩個規範，分別是2001年衛生部頒布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以及2003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範》。
　　其中《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精子、卵子、胚胎，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如果有醫療機構實施代孕技術，「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並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但這些規章，對醫療領域之外的人實施的代孕行爲，並沒有進行詳細規制和處罰規定。「這便是中介一直打的擦邊球。」北京一資深中介谷磊說，「其實，在呂進峰把産業帶起來的前幾年，從業者們很多還是戰戰兢兢。」
　　到了2011年12月，廣州一位富商通過地下中介，成功培育了8個胚胎。後來，中介找了兩位代孕媽媽，再加上其妻子本人，采取「2+3+3」的形式，生下了4男4女，造就了震驚全國的首例「八胞胎」事件。
　　媒體對此報道後，當地計生部門很快做出認定，8個孩子中有5個屬超生，並處以高額罰款。最後，八胞胎母親雖然承認了代孕行爲，但拒絕透露提供代孕技術的機構。調查人員對當地所有正規生殖輔助機構排查後，無任何收穫。
　　當時，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具體情况，代孕中介們却都清楚怎麽回事。他們以此事爲標杆，開始放手大幹，讓這個産業發展成半公開化，但仍未能影響立法。
　　其實，有關代孕的立法問題，在2015年還發生過激烈討論。當年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條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這被外界看成是國家層面對代孕實行全面禁止的信號。
　　但該草案的前述條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中，引起激烈爭議。支持者稱，委托方和代孕方都處在高風險、無保障的環境中，禁止代孕有其道理；反對者認爲，不應剝奪不孕夫婦通過代孕技術獲得子女的權利，同時，禁止代孕還會讓「失獨者」再受打擊。
　　最終通過的法律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關條款。自此，有關代孕的立法問題，沒有新的進展。
　　代孕的確還存在諸多問題有待法律解决。谷磊舉例說：「正常孕婦發生死亡的比例，比車禍幾率還要高，如果發生在代媽身上，對方家人該如何維權？假如代媽因懷孕引發了病症，又有誰去負責？」
　　谷磊說，客戶的風險主要是經濟損失，孩子生下來後則可能會面臨撫養權、繼承權等問題。
　　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輸入「代孕」發現，從2012年8月至2020年12月，有關代孕的案件有近400件。案由既有民事婚姻家庭、繼承糾紛、不當得利糾紛等，也有刑事案由的侵犯財産權類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等。
　　從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各地法院並沒一味否認所有的代孕協議的效力，也未將代孕孩子的撫養權歸屬於哪一方，而是根據個案實際情况做出不同的判决。
　　另外，有些法院對於代孕協議經常認定爲是「違背公序良俗」，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代孕打破了傳統自然生殖方式，引起了親緣關係的混亂，對正常的倫理造成衝擊。
　　於是，在這種法律未禁止、官方不允許的尷尬下，很多中國人選擇到海外代孕。
　　其實，在全世界範圍內，完全放開代孕的國家也不多。比如，德國、法國、日本、新加坡等地，對代孕持完全否定態度。其中，德國在其法律規定中明確，一切形式的代孕行爲都被禁止，無論是妊娠型代孕還是基因型代孕。
　　美國則因聯邦制的特別屬性，各州法律對代孕的態度不一樣，有的州禁止，有的州許可。總體而言，美國反對商業代孕，但對於進行合理補償的代孕形式表示允許。
　　最典型的則是被稱爲「全球代孕中心」的印度。儘管印度同中國一樣對代孕也沒國家層面立法，可從他們現有的規定和態度來看，實際上對代孕持開放態度。
　　烏克蘭也是如此。該國不僅允許代孕存在，還在《家庭法典》中規定，代孕母親對於代孕子女並沒有任何潜在的權利，代孕子女出生後，代孕母親不得拒絕交付孩子。
　　目前中國人選擇的國外代孕地，主要集中在烏克蘭、印度、俄羅斯、格魯吉亞、希臘、柬埔寨等國。
　　谷磊說，根據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時，中國正規的輔助生殖市場爲221億元人民幣，預期2023年前增長至人民幣527億元，「地下代孕的收費標準，顯然**超過了正規機構。所以，應該超過千億。」
　　「根據我們的經驗，全部放開還不現實，可以先試行地區性合法化，這樣既能規範市場，也能防止價格戰。」吳磊說，「如果不立法管理，代孕規模只會越來越大，必將引起許多糾紛。」
（李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