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方車淌著水滴駛出工地大門，清洗區後方暫時沒有車在排隊，劉修田放下高壓水管，坐到一邊的椅子上，邊走邊從烟盒裏掏出一根烟，抓緊時間吸了兩口。
　　劉修田的工作是沖洗土方車，以免它們將工地的灰塵帶入城市主幹道。他所在的杭州市Z工地將要建成一座大型商用寫字樓，這幾天正在挖地基，土方車進出頻繁，一天出入約上百次。沖車的時候，劉修田偶爾叼一根烟，但烟頭容易被水沫打濕，抽得不痛快。
　　跟以前在工地上的活比起來，劉修田覺得沖車「像小孩玩水一樣」。他看著蒼老，頭髮稀疏，滿臉白色的胡茬，身體却還很硬朗。但2021年滿60歲後，當時的工地將他辭退了。在高强度、高風險的建築行業，多地明確規定，「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50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從事施工作業。」
　　被這道禁令擋在工地外的人，大多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我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尚未興起時，一頭扎進工地，爲中國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圖景添磚加瓦，創造了世界最大規模工地的發展奇迹。現在，到了他們離開的時候。劉修田是幸運的，他在工地上找到了輔助性的崗位，更多的人離開了工地，只能回家幹零活或種地養老。
　　他們像是一架高速運轉的建造機器上的螺絲釘，勤懇本分地承受了幾十年的重壓，一朝超過了檢修年限，被從機器上取下。很少有人關注他們去向何處。
　　這些被取下的螺絲釘，仍然卡在城市和現代文明發展的縫隙，無聲地提醒著這樣的事實：有一群人曾建造了城市，却很少被人關注，在過去行業還不規範的年代，他們沒有充分享受到工人的福利，在行業規範之後，他們却因「超齡」而退場。
　　可是，他們不甘心成爲閑置的廢鐵，別人看到的是他們身上的銹迹，而他們仍把自己當堅韌的鋼，只有這樣，才能繼續撑起家庭的負擔。
　　出入工地
　　劉修田的老家在河南信陽，從小生活在集體的環境中。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生産大隊幹一天活掙四工分，只能領兩毛八分錢。因爲窮，二十多歲了還娶不上媳婦。1984年，村裏實行分田到戶後，他跟著老鄉外出打工，七年後成家，十年後兒子出生。
　　爲了養家，他一年到頭幾乎都在外面做工，輾轉于鄭州、合肥、武漢和杭州的工地上。長期出苦力的身體不能歇，一歇下來，再上工的時候渾身疼。三十多年來，只有2004年到2007年三年間，他待在老家沒出來。那時候妻子因肺癌去世，兒子才十幾歲，父親生病下不來床，他得回家接過照顧老小的責任。直到老人去世、兒子長大了，他才又返回工地。
　　當時務農的收入太低了，2007年，他種了12畝田，只得了萬把塊錢。村子裏一半以上的人都出去了，不到65歲，很少有人會真正回歸故鄉。
　　劉修田多年打工的積蓄大部分用在兒子身上。他給兒子在鎮上買了房，存了彩禮錢。2020年兒子結婚，小兩口在杭州打工，一個月收入共一萬多元，够他們小家庭用了。劉修田的負擔卸了大半，但他還不能休息。劉修田每個月的花銷在一千元左右，養老金只有一百多元。退休前，他只繳納了三年新農保養老金，領到的金額幾乎是最低一檔。「我身體還很好，想掙出養自己的錢，不拖累兒子。」
　　滿60歲後工作幷不好找。劉修田不識字，一輩子都在工地上幹，沒有其他技能。2022年開春後，他每天去杭州杭海路勞務市場等，找工的常常有幾百人，招工的只碰上十幾回，無論是保安、保潔、工廠還是其他臨時工，劉修田都被拒絕了，「那邊年輕的、三四十歲的人也多，有的被要走了，有的嫌工資低。我不嫌弃（工資低），但人家不要。」
　　幾天前，他才被信陽老鄉介紹了這份沖車的臨時工作，每天工作10小時，上午9點上班，下午4點到7點休息，晚上10點下班，一天100元。
　　中午11點半，另一位沖車工和門衛起身去吃午飯，劉修田坐在位置上沒動，仍舊點了一根烟。他一天只有兩餐，9點上班前吃早飯，下午4點回家後吃晚飯，「沒鈔票，混不到錢，吃少一點。」工地上的午飯12元一份，一葷一素，劉修田抽的金聖藍色經典12元一包，省一頓午飯能抽兩三天烟。
　　勞務市場幾位年紀稍大的農民工還在等機會，他們中最大的58歲。像劉修田這樣60歲以上的老人在杭州的勞務市場很少見，因爲找不到工作，他們大多回了老家。而五十多歲的人總想再試試，每一份堅持背後都是一段不一樣的經歷。
　　吳平五十多歲，來自江西省景德鎮市。他一天吃一頓，自稱睡在「藍天賓館」，有幾分「以天爲蓋地爲廬」的意思。2021年下半年，吳平帶著3000元從老家來杭州打工，至今沒找到一天活。錢已經花得差不多了，但他暫時回不了老家，回村需要自費隔離14天，花費幾千塊錢，他拿不出來。
　　董成從湖北來杭州打工有15年了，之前也在工地上，「工地管得嚴、很累，每天都要加班，趕工期。」幾年前他覺得身體有些吃力，從工地上退下來，去飯店幫厨、打掃衛生，疫情後飯店生意不好，倒閉了，他又來到勞務市場。
　　他們學歷都不高，吳平沒讀過書，董成讀完了小學。吳平說：「我們小時候，又窮又亂，哪個去讀書？」董成有些悵然：「知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有什麽區別嗎？腦力勞動越幹越富，體力勞動越幹越窮。」
　　說話間，兩個頭戴黃色安全帽的中年人從馬路邊走過，其中一人肩背大號蛇皮袋，跟在另一人身後走，一邊聽那人說話，一邊點頭。「這一看就是今天剛來的，跟著老鄉。」董成說。
　　勞務市場附近有幾個正在施工的工地，正對面的工地在蓋住宅區，幾架塔吊輪流起落鋼筋，顯示出工地上的繁忙。而這繁忙與董成他們無關。無論現代招聘方式變得多麽數字化與信息化，建築行業依然遵守著自己的傳統，靠熟人社會拉起招工網絡。
　　被衝擊的熟人關係
　　王忠實是Z工地合作的包工頭之一，現在的稱呼是勞務公司老闆。他52歲，進入建築行業33年了，從工地上的小工做到「帶班」（監管小工的班頭），再到自己包攬項目。「清退令」的實施讓他隊伍裏超過60歲的農民工都走了，而他的熟人圈大多「一個蘿蔔一個坑」，很難新招到人。陌生人是不敢用的。
　　「碰上搗糨糊（吳語，意指瞎折騰、惹是生非）的怎麽辦？不會幹活是小事，來訛詐的就麻煩了。」王忠實覺得招人越來越難了，「老一代其實是幹活主力軍，年輕的小夥子、小姑娘誰在工地上幹？沒有。但他們超齡了，不能用，真的很可惜。」
　　Z工地項目負責人對《南方人物周刊》解釋，禁止超齡農民工進入工地的規定早就有了，但以前不怎麽管，近幾年的嚴格管理是從工地實名制開始的。實名登記後，超齡的問題就暴露了，而工地實名制産生之初，是爲了解决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
　　王忠實說：「工地發工資不是按月結錢，而是按工程段或者按年結，平時就發點生活費。碰到好的老闆，年底給你不少錢，碰到小老闆或者工程不好的，年底跟你結不清了，或者小老闆跑掉了，錢很難討回來。」
　　「欠薪」曾是建築行業的老大難問題，各級政府出過很多保障工資順利發放的措施，要求建築企業按月支付工資。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重點提到「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管理制度」，要求建築企業將農民工工資存入專戶，由銀行每月代發到農民工個人實名制工資卡上。
　　王忠實還沒適應這一轉變，他由包工頭變成了勞務公司老闆，由發放工資變成教農民工開通銀行卡，用誰不用誰不能再完全由自己决定。招工難，他只能提高農民工的工資，相應地，剩下來的人得幹更多的活，「加錢，加班，沒有人工程也得起來，是不是？」
　　以前農民工從屬于包工頭，與施工單位沒什麽接觸，實名制專戶建立後，他們必須與施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制度與規範在保護農民工權益的同時，衝擊著熟人社會式的管理。
　　被改變的不只是工資的發放形式。建築工人的流動性變大了，工資年底結付時，農民工一定會等拿到錢才換地方，現在按月結清，隨時可以走人。農民工的福利保障更完善了，王忠實說：「以前沒有什麽福利，人來了，發一套生活用品，就開始幹活了，現在强制要求給工人買保險、買社保。」與此同時，農民工的權利意識也在覺醒。
　　在王忠實看來，工傷保險才是建築公司考慮禁用「超齡」農民工的關鍵。「工地很容易發生事故，以前沒有保險，出了工傷，私下談賠償，嚴重點賠一兩萬，輕傷補個千兒八百的，沒有什麽規矩，就怕出大事情。但現在有保險公司賠，超齡農民工不好買保險，就不願意用你了。」
　　「前兩年清退的時候，我手下的幾個人不樂意走，說『我們不買保險行不行』『出了事自己擔』，說實話我也怕，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答應你，假如出了事我就承擔責任了，公司也要承擔責任。」王忠實說，他的潜臺詞是：誰能保證出事後真的不賠錢呢？
　　一個江西建築公司的管理人員告訴《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他管理的工地上發生過一起事故，一個工人被塔吊上掉下來的東西砸死了，由于沒買工傷保險，公司私下協商，賠償了20萬，因爲覺得如果讓政府介入可能會更麻煩，「只要農民工鬧到勞動局（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去，勞動局基本上清一色判付錢的。」
　　王忠實介紹，被辭退的農民工，有的回家種地、有的帶孫子、有的找點臨時工做，跟他聯繫時，都說自己「心裏空落落的，悶得慌」。王忠實提到他們，連連嘆氣，「這一代農民工，50、60一代爲國家創造的財富是很多的，不管工地也好、企業也好，特別是建築行業，國家發展得這麽快，離不開我們建造的高樓大厦。」
　　充滿矛盾的地方
　　儘管王忠實表現出非常爲難又不得不配合政策的態度，但他往工地上偷偷塞過「超齡」的農民工，還曾被Z工地項目部的主管陳正發現，陳正將那名農民工請出了工地，「一看就是生面孔，再一問年齡，支支吾吾地不說話，肯定超齡了。」
　　陳正很年輕，一個26歲的小夥子，老家在江蘇連雲港，身材像壯實的北方人。他在工地上有著超出年齡的游刃有餘，見到誰都能上前聊幾句，被工人們喊「陳總」「領導」時，會故作嚴肅地回答「好好幹」之類的話。
　　作爲項目主管，陳正最主要負責的是工地上的安全問題。他需要給每一個登記在册的工人進行安全教育，告知工地危險源、風險區域和正確的安全操作，幷讓工人們簽字確認，「事故分爲兩種，一種是意外，一種是責任。我告訴你了，你出事，那是意外，我沒告訴你，那是我的責任。」
　　建築業屬于高危行業，事故多發。陳正很謹慎，經常在工地上檢查，製作安全周報，裏面列舉著諸如「電綫破皮沒有更換」「氧氣罐儲存不當」「材料隨地堆放」的現場照片。工地上如果發生違反安全管理規定的重大傷亡事故，管理人員可能會被刑拘，陳正說自己是「拿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
　　陳正所知道的上一次工地嚴重事故發生在2021年11月25日，一工地鋼結構架倒塌造成6人死亡。看到這條新聞，陳正的第一反應是：「如果（死者）裏面有超齡的，這家公司就完蛋了。」
　　「違反規定就算了，可以睜隻眼閉只眼，但要是這人出事了，不僅停工還要罰款，相關責任人關進去。」陳正說，「現在對農民工保護得那麽好，出了事輿論壓力也很大。」
　　事實上，陳正覺得超齡農民工出事概率的確要大一點，「反應變慢，這是生理决定的，還有思想固化，他們素質普遍不高，覺得『我這麽幹沒事』，但事故往往發生在大意的時候。」爲了提高安全性、减少事故，Z工地不僅嚴格禁用60歲以上的農民工，還要求55歲以上的農民工提交三個月內的體檢報告。
　　入行幾年，陳正已經摸透了工地的規則。在他看來，工地上充滿了矛盾感，例如，工地的包容性很强，「沒學歷、沒技能的人都可以幹」，但工地又是嚴苛的，只有做到規定的工作量、規定的時間才記入考評，無論天氣如何、身體狀况如何；工地的流動性很大，做完一個項目就散，而工地又是封閉性的，工人的吃喝睡全在工地上，外人禁止入內。
　　農民工與管理人員、分包單位和總包單位之間也存在著矛盾，「一個農民工，他的目的很簡單，他可以忍受不管飯、不送水、挨駡，但是如果今天幹完活沒記分，他絕對不是這個態度，他的目的只是錢。而管理人員呢？希望農民工不僅幹活，還得幹好，還要保證安全。」
　　而工程分包的方式讓分包單位的老闆在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有壓縮成本的空間，即使現在有農民工工資專戶，但分包老闆可以用工程款結付一部分勞務，「超齡農民工的工資更低，這就是爲什麽王忠實會偷偷用超齡農民工，本質上也是一種壓榨。」陳正說。
　　陳正也有一個疑問：「用工荒」真的存在嗎？「現在我們基本上沒有多少工人，以前什麽都靠人工，現在機械化程度高，不需要那麽多勞動力。」不過，他認同超齡農民工轉業是一個亟待解决的問題，「我們也在等政策，比如會不會讓工地給超齡人員安排輔助性的崗位。」幾年過去，政策依然沒有下來。
　　「超齡」的概念
　　如陳正所言，Z工地不缺工人，但他們的年紀普遍偏大，2022年新登記的兩百三十餘名農民工裏，50歲以上的約占39%，40至50歲、30至40歲的分別約占24%，30歲以下的人僅占12%。王忠實覺得，隨著50歲以上這一代人逐漸退下，未來十年都會面臨「用工荒」的問題。
　　建築業工人的老齡化遠超平均值，據《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國農民工總數爲2億8560萬人，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爲26.4%。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說：「每5個農民工裏，有1個還在建築業；每4個農民工裏，有1個超過50歲。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有一半以上活躍在建築業，因爲他們不可能進入製造業。」
　　夏柱智的老家在湖北陽新縣，身邊有很多從事建築工程業的人，他的博士論文以農民工爲主體，研究城市化背景下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農民工是一個伴隨著中國現代化成長起來的群體，夏柱智解釋：「農民工參與現代化、建設現代化，同時在參與和建設現代化的過程中獲得收益。」中國社會學對農村的關注，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鄉鎮企業、90年代中期的稅費改革、1998年後的基層民主，到2005年後的新農村建設，這些課題隨時代發展慢慢成爲歷史，而農民工始終是重點研究對象。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的産物，是國家工業化後，城鄉二元體制開始鬆動的産物，即農民可以打工了。」夏柱智認爲農民工有明顯的代際分化，「50、6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是最早出去的一批，1982年（各地落實的時間有差异）分田到戶後，勞動力被解放。那個時候比較重要的工作是挖煤、蓋房子、修路等重體力活，安徽、江蘇、上海的建築業尤其多；70、80年代生的人，趕上1990年代沿海地區製造業的興起，進廠的工作機會多；而90後的農民工，大多從事服務業或白領的工作，他們與父輩的打工經歷已全然不同。」
　　目前，最受建築行業「清退令」影響的正是50後、60後這兩代人，夏柱智覺得用四個字可以形容他們的群體特點，他們是「吃過苦的」，「經歷過三年自然灾害、生長在集體時代、有農業勞動的經歷，那時候勞作很辛苦，沒有機械、沒有除草劑、沒有化肥，什麽都是人力。他們最先出去打工，做的也是最苦最累的活。」
　　夏柱智對「超齡農民工」這個說法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超齡」是按照《勞動合同法》來界定的，適用于正規的勞動力市場，但建築業中存在農民工不簽訂勞動合同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超齡』實際上是一個管理術語，包含了一個價值判斷——他們超齡了，應該退休了——忽略了農民工本身的身體狀况、就業意願和家庭收入狀况，『一刀切』了。」
　　他進一步表示，「農民工對『超齡』實際上是不理解、不能接受的，他只有幹得動幹不動、願不願意幹的概念，沒有法律上『超齡』的概念。」
　　保障大齡農民工的安全有很多種其他的方式。在田野調查中，夏柱智發現，一些大齡農民工會想辦法自我調節勞動强度，幾戶人家凑錢買機械設備、智能設備，例如管道檢測機器人，可以代替人工下地去查看管道。以往包工頭組織作業時，也會依據個人的年齡狀况、健康狀况、技術狀况和個人意願來分配工作，「這其實是一種人性化的熟人社會的管理，而適用于城鎮正規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概念（『超齡』），不一定適合建築業中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
　　到了農民工覺得自己幹不動的時候，他們會主動返鄉，夏柱智將此描述爲「有來有回的候鳥式流動」，「我看過太多覺得候鳥式流動不人道的說法，說『爲什麽我們的北京、上海、深圳不接受他們？』事實上，不是接不接受的問題，是他們不能在那個地方生活，因爲成本太高了。」
　　不能老的父親
　　劉修田的手讓陳正想起父親，皮膚粗糙，指甲皸裂，指節腫大，「這是一雙典型的農民工的手。」
　　陳正的父親七十多歲，也是一名農民工，十幾年前因爲「超齡」被工地辭退，返回故鄉，跟著農村建築隊幹活，在村裏蓋房子。陳正聽父親講過一句話：「年輕時候錢不好掙，年齡大了，錢好掙了，掙不了了。」以前在工地時，陳父一天干8個小時，工錢三百多元，在農村建築隊，一天干10個小時，工錢只有一百多元。
　　陳父在農村建築隊繼續工作了十幾年，2020年才因身體勞累而退出，但他沒有歇下來，又去了綠化隊，每日栽花種樹，工資80元一天。陳父不願閑下來的原因很簡單，陳正還沒有結婚。「我父親算過一筆賬，買房首付至少30萬，買車15萬、彩禮20萬、婚慶10萬，沒有七八十萬結不了婚，而我們家的積蓄只有30萬，離有房有車有存款還差得遠。」
　　即使小輩結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父輩也不會輕易退休。陳正的叔叔有兩個兒子，兒子們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依然還在幹，「是閑不住嗎？這麽說吧，老人對子女的心態就是，我還能行，就不拖累你。」
　　陳正見慣了這樣的心態，在農村，傳統倫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讓每一輩父母都爲了子女奉獻。
　　父親從小讓陳正好好學習，以後別上工地搬磚。陳正高考沒考好，報了一所理工大學的建築專業，兜兜轉轉又來到工地上。「但我也不可能因爲職位便利，把我父親帶進來，不僅是規定嚴格，也是對他的保護。」
　　陳正經常對父親說，「願意幹可以幹，別想著掙錢，要保障身體健康。」但陳正知道，父親不會聽的。他每天下工後看書學習，準備多考幾個證，在35歲之前當上項目經理，「成與不成，就看這10年。」但他也知道，他終究會和父親一樣回歸老家。
　　午休的時候，陳正與劉修田一起抽烟，劉修田回顧往事，突然說了一句：「城市比農村好啊。」
　　「你留得下來嗎？」陳正大聲問，他指了指工地對面矗立的幾幢電梯外掛樓房，「就這排房子，你知道多少錢一平嗎？」
　　劉修田說：「反正我一輩子都買不起。」
　　陳正笑了：「七萬八，你幹兩輩子都買不起，我也是。」
（聶陽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