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我代表外祖父大平正芳參加了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大會表彰了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做出突出貢獻的100人，其中10名是外國友人，當中有兩名是日本人，一位是我的外祖父，另一位是松下幸之助。大會頒給我外祖父「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他獲評為「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家」。這是一件讓大平家感到非常榮耀的事情。
　　我是大平正芳的第一個孫女，出生於1962年，也是整個大平家族第三代的第一個孫女，所以對大平家族來說是一個喜訊，大家對我各方面都特別照顧。當時的外祖父是池田勇人內閣的外務大臣。我從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進入日本電視臺工作了24年。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期，我們製作了「女人們的中國」節目。我是山口淑子也就是李香蘭最後的電視採訪者，她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和平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我卻一直生活在沒有和平的年代。」

邦交談判話當年
　　我對中國印象的起點，也是印象最深的一幕，是1972年9月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握手的那一幕。那時，我的外祖父大平正芳是日本外務大臣。他在職期間，真的是不顧生死地對待中日之間的交流。因為自從他走上政治家道路後，最大的夢想或說最要想實現的，就是中日之間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田中角榮剛敲定要訪問中國的時候，他的女兒田中真紀子非常不高興。當時，田中真紀子代替田中角榮的太太，以第一女兒的身份一直在履行和維護第一夫人的職責和形象，只要田中角榮出訪，田中真紀子都會跟隨。但這一次，田中真紀子沒有隨同父親一起訪問中國。原因與當時日本的大環境有關。當時日本的大環境不贊同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訪華，右翼的宣傳車天天停在我家門口，用大喇叭叫著反對的口號，家裡還會不斷收到恐嚇信。
　　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出發的那天早上，田中角榮是從他家裡直接坐直升飛機飛到羽田機場，然後從羽田機場出發前往中國的。而我的外祖父則是從家裡坐車到機場。那時我只有10歲，長輩們都跟我說，這可能是和外祖父見的最後一面了，所以全家人決定一起開車送外祖父去機場。一路上，大家都特別緊張，還特意安排了兩部車，第一部表面上看起來很像是外祖父坐的，但其實是其他人坐著，我們一家秘密坐在第二部車裡出發了。當時，我的父親渡邊森田，大平正芳長女的女婿，也作為外務大臣的秘書官，一同跟去了中國。我印象很深，在外祖父和父親離開後，家裡只剩下女性，大家心裡都比較擔憂。
　　外面不時傳回來談判的消息。當年真正進行外交談判的日、中代表分別是大平正芳和姬鵬飛外長。大平正芳每次商議到關鍵資訊，都要打電話回日本外務省進行確認，所以整個會議就拖得很長，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有一天，中方安排大平正芳去長城觀光，這時，可以用於談判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這個關鍵節點，外祖父說，他和姬鵬飛是在去長城的路上，在車裡把最關鍵的幾件事情談下來的。對於這一點，田中角榮對大平正芳有些不滿，因為這麼重要的會談結果在車上產生，而且他是不知道的。不過，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兩人的關係非常好，對於中日邦交正常化，兩人之間是沒有分歧的，當時日本外務省也認為要比美國更早一些恢復與中國的關係。
　　田中角榮的性格特別急，會談結束後馬上就想從北京回東京，但周恩來總理希望他去一趟上海。日方當時根本不瞭解為什麼一定要去上海。田中角榮提出，如果一定要去的話，他必須坐周總理的專機去。對此，日本外務省堅決反對，日本首相坐中國總理的專機，這完全是打破規則了。可以說，直到現在，在外交實踐上，也不會出現兩國總理同坐一架飛機同去某個地方的情況。
　　最終，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和周總理一起上了周總理的專機。田中角榮喝了很多酒，在專機裡還睡著了。大平正芳看到這個情景，覺得十分失禮，非常著急，準備把田中叫起來。但周總理阻止了他，還說讓田中繼續睡，並特地拿了張毛毯蓋在田中身上。田中睡著期間，機艙裡一直很安靜，只有飛機飛過江蘇省的時候，周總理特地讓大平看出窗外，指著說這裡是他的家鄉。這說明當時周總理很惦記自己的家鄉。

贖罪的思想原點
　　田中角榮出生於日本新潟縣，這裡是一個「雪國」。受此影響，擔任首相期間，田中推進了很多過山隧道、鐵路等基礎設施方面的工程建設。這也就是他的「日本列島改造計畫」。大平正芳和田中非常不一樣，他是四國香川縣一個農民家的孩子，他的理想不是「日本列島改造論」，而是「田園都市論」，把日本建設成一個田園國家。
　　無論是田中角榮還是大平正芳，他們倆都在侵華戰爭時期在中國生活過。1939年，大平赴中國內蒙古張家口（1952年張家口劃歸河北省管理）就職，在「興亞院」擔任「蒙疆聯絡部」經濟課主任。
　　出發之前，當時的大藏事務次官對大平正芳這次赴任的意義是這樣解釋的：「你去到那裡就像是當地的大藏大臣一樣，就像是在白紙上畫畫，用什麼樣的方法工作都可以。趁年輕多些經驗也不壞。你可以把它當作一次飛黃騰達的機會，在中國做出一些功績來……」但是，現實卻不是這樣的。東京政府並不瞭解當地情況，只知道蒙古有沙漠和遊牧民族，以及地下資源豐富，天真地認為只要煤炭、鹽、鐵路以及電力等基礎要素實行低物價政策，當地經濟就可以順利運轉。實際情況是，當地大多數居民都是明末大饑荒的時候，從中國本土翻越長城移民而來的漢民族子孫，主要的物產是小麥和雜糧等農產品。大平正芳的真正工作，是為了賺取軍費而進行的鴉片預算管理。
　　大平後來說，當他看到列車窗外廣闊無邊的高粱地時，就在想，用日本人的思維去統治這樣一片廣闊大陸的想法，也許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吧。這一時期的大平正芳看到日本軍部在當地蠻橫的樣子，這成為了他日後贖罪的思想原點。因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有贖罪的想法，應該說，他在日本作為政治家，終生都是痛苦的。日本的自民黨裡有很多派別，大平所在的派別叫「宏池會」，他的政治老師是吉田茂——戰後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們的認識是，日本今天的自由和繁榮是因為當年的戰敗。所以當大平正芳做了政治家後，就決心一定要儘快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
　　大平正芳還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日本是個海洋國家。這成了他日後提出「環太平洋合作構想」的思想源頭。外祖父曾經對我說，中國和日本就像「除夕」和「元旦」的關係，二者明明相隔不遠，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內涵；兩國人民的外貌雖然看起來沒什麼差別，但在思考方式和生活習慣上都大有不同。因此，要真正友好相處，需要雙方共同努力。

中國對發展的熱情與謙虛
　　1978年10月，鄧小平第一次來訪日本，這時的日本首相是福田糾夫。不過很快，福田就在11月的總裁選舉中敗給了大平正芳，大平當選為新一屆日本首相。這一年，大平和鄧小平在日本談到了有關釣魚島的問題，正是在這次會談中，他們達成共識，同意把這個問題留給下一代解決，先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直到今天，我們還是這樣解決釣魚島問題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的第七年即1979年，大平正芳作為首相正式訪問了中國。12月6日，大平和鄧小平在中國舉行會談。會談中，大平向鄧小平提出疑問：「中國為了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從自身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這一現代化的藍圖是什麼樣的呢？」鄧小平沉默了一分鐘，沒有馬上回答。大家現在都知道「四個現代化」指的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但當時鄧小平是這樣回答的，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不是像你們想像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準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準，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準，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用「小康」這個新名詞來描述未來20年中國的發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大平聽了這個解釋，第一反應是感到了中國對發展的熱情和謙虛。
　　這次訪問後，回到日本的大平正芳馬上啟動了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同時針對文化學術以及留學生等的交流締結了中日文化交流協定。從那時開始，在每年11月3日的日本文化節，大平家都會把在日的中國留學生邀請到家裡來聚會。從1979年到2008年，日本為對華ODA提供了3萬多億日元（約300多億美元），最高峰時，日本對華援助占外部援助80%以上。中國通過日元貸款，建設了鐵路、港灣、發電站和上下水道等大型基礎設施，2000年後，貸款主要用於環境保護和人才培養工作。整個對華ODA專案直到2018年才結束，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
　　「宏池會」從吉田茂開始到我的外祖父，他們堅持的真正理念現在在日本已經基本消失了。感覺很孤單的時候，我就寫了一本紀念外祖父的書。由於大平家沒有男孩子，我曾被多次問到是否願意從政，最終我還是沒有選擇政治道路。希望下一代的政治家能夠繼續努力。現在的外務大臣河野太郎是我中學時代的同級同學。另外，與大平正芳同是香川縣出身、大平家的遠親，現國民民主黨党首玉木雄一郎和我繼承了大平家的政治遺產。
　　「政治就是安魂」是大平正芳的政治信念。政治就是為了安撫人們的靈魂。每一天人們都是在不安中生活，所以政治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排除這種不安，必須給予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精神上的安定。從這個角度說，我認為日本和中國應該進入事業合作的時代。

（渡邊滿子／口述，蔣崢／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