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在疫情中似有考古新發現般、旗幟鮮明地提出「去公園吧，重建生活的日常」時，這頗受歡迎的號召似乎暗含了某種前提：公園儼然被線性發展的時代拋棄的古早之物，人在尋常生活中的休憩也仿似珍稀。總之，沒人喊口號要重新發現商場、CBD和公司吧？
　　放空、透氣，這些都市高頻詞注釋著人們的生活需求。世界各地公園的使用率都在疫情中激增。當人的活動範圍因疫情而忽大忽小，當供休憩的遠方變得飄忽不定時，人們（尤其年輕人）如夢醒般意識到，在生活的近處，城市裡實則有一片一片開闊的自然。全國擁有最多公園的省份是有4330個公園的廣東省，2021年10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的《2020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顯示，廣州市以人均公園綠地面積23.35平方米，在樣本城市中位居第一。
　　一百年前，公園在中國還是最新潮的西方現代城市舶來品時，《廣州民國日報》已在感慨「廣州人的（公園）跳舞熱可算是厲害」。那時其他城市的市民還在因票價而難以把逛公園當日常，廣州公園就已有無業人士躺著曬太陽，苦力工人坐在草地唱歌，文學青年坐長椅讀新小說，又有市民嘲笑公園的磚牆，好似「大監牢」。
　　在廣州，公園與市井交融。20世紀50年代建成的流花湖公園裡，一度需用花船接食客到園內高級酒樓吃飯，而公園外的西華路一年一度積雨過腰時，街道又從流花湖調來小船，送居民過街歸家和上班。
　　在新建築層出不窮的城市裡，沒有比老公園更令人安心的存在了，它們是鋼筋水泥中的生命體，容納一代代人活動的公共空間。這座內涵豐厚的老城也隨時代變化被摘選出不同的特質，「先鋒」「生猛」被替換成「自在」「穿拖鞋自由」。公園裡的連天大樹，好似提醒這世界還有其他的時間度量，這裡每一棵你抱不住的細葉榕，都比如今的地標廣州塔在這座城市紮根的時間更長。

最老派與最新潮
　　夏日的清涼總在日落黃昏時降臨。在廣州，散落在城市各處的公園晝熱消散，夜風徐來，阿公阿婆們搖著蒲扇慢悠悠地來到。晴朗的傍晚，梁先生與太太林婆婆搭半個多小時的公交車過珠江，晚上7點半來到東山湖公園。公園西南角的一片空地，是他們跳國標舞的天然舞池。
　　「今日你也跳？」他八十多歲，笑眯眯同人打招呼。粵語省去一個「先」，人人都回問梁生好。嶺南的細葉榕常青，一年中也總在落葉，梁生拿掃帚清出一片乾淨場地，再從拉杆包裡拿出音箱，摁下播放鍵，隨節奏熱身。他面色紅潤，頭髮梳得齊整，日日著靚衫：短袖襯衫、短西褲，腳上一雙白皮鞋，這是他年輕時最新潮的裝扮。
　　在東山湖公園，梁生生命裡的三十多個夏天悄然過去。退休後，他來公園跳舞，也教別人跳。海印橋跨過珠江水道、連接越秀和海珠兩個老城區，橋北邊的東山湖公園是廣州在1950年代修建的四個人工湖公園之一，當時是利用建公園開挖人工湖來治廣州水患。
　　半個多世紀裡，廣州的城市名片從粵海關、南方大廈變成廣州塔小蠻腰，與梁生的舞池一牆之隔，公園外的新地鐵站工地還在興建中。廣播還在輪番播報2022年這個炎熱夏天的高溫之離譜，但活到八十多歲，梁生對許多事已見怪不怪，在他的時間度量裡，現下全國公認的廣州新地標「小蠻腰」也只是這十來年的事，一切也實在「唔使急」（不用急）。
　　而在公園裡，時間好似凝滯了，各人做著各人的事。樹冠們成片籠著公園，隱去園外道路在週五晚上的塞車鳴笛，有人蹲在蓮葉與蘆葦叢間的小道發獃，另一頭荷花池旁的長廊裡，民族唱腔的阿叔舉著手機練唱《我的祖國》，拉小提琴的人這晚沒有來，幾位跑男跑步穿行其中。入夜，湖邊長椅上的年輕男女還在聊天，落雨也不離去，只是撐開了同一把傘，又坐近一點。
　　到8點，東山湖公園的西南角空地，梁生的舞友們到齊，音樂響，跳國標。上世紀80年代，在公園湖心小島的露天舞廳裡，新潮男女們來跳國標和迪斯可，如今舞廳早改成咖啡館，新潮男女已年逾七十，公園每晚最勁曲目還是1980年代紅遍大街小巷的粵語迪斯可《連鎖反應》，「紅的心似一粒，跳躍大豆……天和全球呈現了彩虹，形容詞全部在跳動……因有你陪我，海和斜陽全部變火紅，門牙和紅唇做美夢……」梁生跳到第一排中間，這群當年的新潮男女們再跳起牛仔，舞步一年比一年緩，音樂還停在40年前港女歌聲中的都市熱戀高溫。
　　拍拖時，阿車總愛來公園，他1993年生，到廣州十年。他覺得老派約會好浪漫，但需除去2020年公園在疫情後限制社交距離的那陣，他和女仔坐湖邊長椅上聊天，氣氛正動人，忽然公園保安跑來喊：「你們坐開一點！」
　　從2022年5月公司換址以來，每週五晚上，阿車下班後都去距公司最近的二沙島公園散步。雖然工作已是第七年，但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氣口，阿車還是需要公園來作自己的狀態轉換器。在廣州塔不遠處，地處珠江沙洲的二沙島體育公園在2021年翻新後向所有人開放，無圍欄、全開放式，是整座城裡最嶄新、最新潮的公園。
　　一走進晚上的二沙島，阿車覺得像來到了城市宣傳片的拍攝片場，這裡的新潮康樂活動擠得誇張：常規露營的，露營帳篷掛滿星星燈、放露天電影同城交友的，一家人玩飛盤（甚至還帶一隻奔跑的小狗）的，踢球的、下象棋的、用整套功夫茶具沖茶的。還有在綠地放風箏的沉默阿叔，他們氣定神閒，手裡一隻夜光風箏遠得好似已入外太空。
　　「不過，廣東人嘛，說來說去還是生意佬。」阿車說。有次他在二沙島散步時，被人叫住，才發現路邊許多敞開後備箱的轎車是「走鬼」攤。「走鬼」，即粵語的路邊攤，他小時候總見執法部門和走鬼攤「貓捉老鼠」。現在，二沙島上，攤主個個潮人裝扮，打開轎車後備箱，還是賣冷飲、咖啡、手打檸檬茶、魚蛋車仔面。
　　阿車在一家新媒體工作，二沙島走鬼攤也成為他的工作選題，下班後他繼續來二沙島散步，和同事一邊採訪拍攝，一邊吃魚蛋。
　　接連幾晚，阿車跟著兩位在二沙島飛無人機的男生，看他們一邊拍著浮雲大樹江流的夜景，一邊鏡頭搖向地面，看有無紅藍閃燈的城管小車經過。緣由是手打檸檬茶的攤主付費300元，請男生們幫大家監視城管動向。走鬼攤也是約會地，一位女生帶男生來買檸檬茶，兩小時後又帶來另一位。攤主手打檸檬時，女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兩位都是相親對象，而自己工作太忙，正好散散步。
　　一來一往，散步客和攤主拉了微信群。每到日落黃昏，攤主們在群裡發預告：歡迎大家過來玩！有咖啡/檸檬茶/雞蛋仔/手打魚蛋等等。阿車覺得很搞笑，明明是做生意，卻一副大家帶東西辦派對的架勢。「生活跟生計有時也分不開，有些人謀生計時，也在生活。」有的攤主遇到擋住自己看風景的顧客，便說沒咖啡賣，有的攤主為賺錢買房而打第二份工，每晚手打檸檬到手酸，身旁放一個播放喜愛音樂的小音響。
　　「最緊要是在做我開心的事情，賺錢是獎賞bonus（意外收穫），而不是目的。」他說。

大家來公園做什麼
　　阿車和同事最近一次去二沙島，是因為大中午要回去上班，三個人有點絕望。5月公司從珠江新城搬到珠江南岸的新開發區琶洲，他每天上班都要穿過大片廢墟般的工地，新寫字樓又悶。那個工作日正午，他和兩位關係好的同事吃完午飯，又下樓去買咖啡，點完咖啡，三人沉默，「我們就想說，難道我們又要上去了嗎？」
　　去二沙島的路上，三個人好像出逃去野外一樣激動。儘管只是20分鐘車程的距離，「白天的二沙島跟晚上完全是兩個地方。」阿車邊開車邊看。
　　白天的二沙島像一座飄在珠江上的嶺南陽光大花園。工作日正午沒什麼人，氣溫38度，體感溫度47度，三人不敢下車走，在車裡斯斯文文抿咖啡。坐車遛完一圈二沙島，阿車感到像穿行在幾年前去的新加坡露天大公園，他們看細葉榕、黃葛榕、幾米高的棕櫚樹，江闊天高，又高高興興回去開工。
　　阿車喜愛逛公園，但大多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逛。從順德來廣州讀大學，畢業後留廣州找工作，他先在區莊地鐵站附近住，周邊有為紀念革命烈士而建的黃花崗公園；又搬去小北，有全市最大的綜合性公園越秀公園。工作越忙、壓力越大，公園對他就越重要。「荔灣湖公園、越秀公園、珠江公園去得最多，曉港公園也去。」在公司換址前，阿車去最多的是珠江公園。
　　前幾年，他每週五都無法按時下班，因為新媒體稿子要等他確認才能發推送，哪怕只有一會兒，他也要換好衣服先去珠江公園跑步，和同事說自己晚點回。「我感覺去公園就是我在自己哄自己，好像下班了，但是又沒有完全下班，而且公園裡好多和我一樣的人。」從公司寫字樓去珠江公園的七分鐘路上，他戴上耳機播喜歡的歌，終於可以喘口氣，轉換心態：這周辛苦了，等下加班沒關係，現在先看看雲。當他到珠江公園，開始拉筋暖身準備開跑時，看到好多和他一樣穿著運動服的人陸陸續續從寫字樓那邊走過來。
　　跑步時會起風，大腦忽然降噪，心跳、呼吸和風聲出落得清晰，公園跑步的風景總在重複，阿車覺得其實蠻無聊，但好在總有一群跑步阿叔，有些阿叔看得出大他三四十歲，但跑得比誰都快，「我想說我二十多比不過阿叔？」他加速，阿叔也加速，互相較勁中他經常被阿叔甩出一整圈。
　　有時他跑完去水站買水，跳完舞的阿姨說小夥子好辛苦噢，白天工作那麼累，晚上還要跑步。他忽然松下一直提著的那口氣，「唉，是，沒辦法。」
　　「其實我覺得好開心，這時一兩個人跟你聊閒話。這些人跟我沒有任何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但我們在這一刻共同享受這個空間。」他說。
　　林廣思喜愛去公園，但是為了做調研。他是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風景園林系教授，對公園的親近，有點像科學家對實驗室的親近。當偶遇雨後一株樹根積水的大榕樹時，林廣思驚喜地分享，「榕樹頭，小微藍綠基礎設施。」水體和綠地，被稱為藍色和綠色的基礎設施，承載著生物（包括人類）的各種活動。「你看有一些側根在這坑裡吸水，」他細細講，「樹根上還萌發了葉子，榕樹很聰明地利用水資源。」
　　2022年以來，多地政府鼓勵市民去公園並開放更多城市綠地，媒體和自媒體也號召人們去身邊公園重建生活的「附近性」。林廣思理解這些鼓勵和響應，「疫情下大家可能有點危機感，有機會出去走的時候，一定要出去走走。」他說，城市郊區遊也不能保證每個週末都能去，「人們如果想走到開闊空間放鬆，綠色空間主要還是公園。」
　　在歷史上，滿目草地、樹木、鮮花、廊亭的風景園林一直都有，但大多是私家園林，古都則多了皇家園林。在傳統中國的城市，能讓人們聚集和遊憩的公共活動場所大多是廟宇，和一些郊野的公共遊樂地。
　　北京的第一座公園，恰是中國現代城市的註腳。1914年秋，經過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的倡導和改建，故宮西側的社稷壇被改建成「中央公園」，歷史上專供皇帝祭祀的社稷壇，成了面向普通市民開放的公共空間。現在公園已改名為中山公園，東門對著故宮和筒子河，我和朋友以前常在晚上騎單車穿故宮午門時經過東門，見河邊有人釣魚、把手風琴。
　　林廣思覺得去公園是一種日常，但他自己平時不去閒逛，因為做調研，廣州市各公園他去得實在已夠多。在風景園林領域，去公園遊憩更專業的術語是「隨性休閒」，「就是玩耍、消遣類的活動，比如閒逛。」他說，人在活動中，獲取短暫的享受和快樂，這些快樂不需要專業技能，甚至根本不需要努力。
　　前段時間，林廣思去越秀公園調研，看見一群居民戴著手套在山道上爬行。他看到時好驚訝，「但是後來很快也能理解，可能他們是以這種爬行的方式來鍛鍊脊椎。」他說。在公園，在山道爬行的居民們算一個「遊憩單元」，在緩跑徑上跑步的阿車算一個遊憩單元，在廣場上跳舞的梁生和學生們也算一個遊憩單元，舞劍的、打拳的、下象棋的，都是遊憩單元，他們都是「隨性休閒」。
　　而公園，林廣思覺得，這些面向每個普通人開放的公共空間，正是在人的遊憩中，漸漸形成了各自的性格。在研究城市公園使用者的場所依戀影響因素時，他和學生們到流花湖公園和珠江公園調研，流花湖公園在越秀老城區，大多是離退休老年人來，集體性活動為主，整體氛圍熱鬧、歡快、活潑。而阿車常去的珠江公園在商圈聚集的天河區，年輕上班族居多，大多是跑步散步，公園寧靜、安謐。
　　「不同時段，這些公園的遊憩單元密度也不一樣。」他在電話裡真誠地建議，「你去這些公園逛一逛，很有趣的。」

公園鮮活生長
　　疫情之前，科普作家瘦駝過著滿世界飛的生活，每年坐將近100趟飛機，飛行軌跡遍佈22個國家、83個城市，這還是不完全記錄。在孩子寒假時出國去旅遊，原本是全家人的保留項目。2020年1月，他和妻子原計劃帶兩個孩子在二十多裡天游華盛頓、洛杉磯和舊金山，遇上疫情，一家四口在美國從冬天待到整個春天過完。
　　作為廣州新移民，北方人瘦駝一家搬來廣州三年，疫情占去兩年半。現在瘦駝一家人時常去公園。小孩興趣廣，家長跟著發現很多小眾的興趣小組，無線電測向、定向越野、舞獅……這些集體活動都需要公共空間，開闊、沒有車流的城市公園成了接納活動的好場地。大兒子的無線電測向小組活動經常安排在公園，一家人便一起去二沙島、天河公園，孩子和同伴們戴耳機，手裡拿著帶天線的儀器，在公園的小坡跑來跑去。
　　在公園，瘦駝總站著看樹。因為學生物又做科普，以往他常收到朋友和網友的發圖問樹，我也問過很多次。而初到廣州時他懵了，「滿眼都是不認識的東西。」在北方被當盆景的細葉榕在這兒長到了兩三層樓高，濃密的樹冠蔭蔽街道，根系盤曲，氣根懸在空中。在嶺南漫長的夏天，他總是聞到烈日下瀰漫著一股甜蜜而腐爛的氣息，公園和街道常種著綠化杧果（俗稱芒果）樹，等果熟蒂落時聽聲，「啪」是掉在地上，一攤黃色杧果泥，「咚」就是有人倒楣，車被砸。
　　「廣州還是在持續地帶給我新鮮感。」在東山湖湖心島的咖啡館裡，他說。公園近年還多了一座小美術館，這天有展覽，很多年輕人來拍照。四周總有蟲子叫，當我被連咬幾個包皺眉嘀咕蚊子多，他脫口而出，「當然了！公園不只有你這種動物，還有很多其他動物啊，還有微生物。這個樂園不光是你的樂園，也是所有生物的樂園啊。」
　　他喜歡嶺南公園裡豐富的生態系統，東山湖公園有細葉榕、黃葛榕，一萬多株喬灌木。又多動物，青蛙叫、蟲子響、鴨子在水上漂。在流花湖公園，還有一個鷺島，偶爾停著黑臉琵鷺。從老家煙臺到廣州，他覺得自己像一株植物，從北方的整齊農田遷移到南方的茂盛森林。北方四季更替分明，時節感清晰，而嶺南夏日漫長，時間的消逝感弱，在充足的光照和雨水中，他覺得自己的生活節奏也跟著城市慢下來。
　　來廣州前，瘦駝在山東一所大學教生物，也做科普。他覺得現代都市人很容易忽視一個生物常識，人也是動物，人也受到光熱條件的影響。
　　1918年，廣州市市政公所發布告示：「西人稱公園為都市之肺腑，蓋市民借公園以救濟健康，猶人身借肺腑以呼吸空氣。」近代都市公園誕生於19世紀的歐洲，意在於工業時代誕生的住房簇擁、交通擁堵、冒工業廢氣汽車尾氣的超級城市裡開出一片自然環境，而作為舶來品的公園在20世紀傳入中國時，建設者也強調這一工業社會城市產物的誕生本質是為了肺。
　　而工業社會早已發展到資訊社會，人更需被呵護的是大腦。當下的時間濃度大得驚人，即時通訊又如此便捷地將資訊送至人的眼前。阿車有時覺得，一天刷一波資訊，便深度疲憊。而城市裡好像哪裡都貼著字，入目儘是資訊點，資訊過載的更深一層含義是思維劫持，刺激人在腦中持續產生符號性關聯，侵入性思維及信息過載是這個時代的「過勞」。當從寫字樓走到公園，阿車覺得好像走入城市的留白，大腦忽然降噪。
　　他常去的那些公園，都有大片留白，有時開闊的天空實在空無一物，只剩藍。湖，你走近，也真的只有湖。
　　「公園是一個特別能反映時代變化和時代價值觀的地方。」林廣思說，好似人一般，公園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性格，因為人們對公園有不同需求，公園不像粵海關大樓這種強調要保護其原真性的建築遺產，「公園本身就是城市中的生命體。」
　　公園的生長，也受到其所在城市文化土壤的影響，「這座城市不會將建好的公園看作一個不能變動的古董。公園不是一次建成的，建好後出於功能需要再加些東西進去，這都是可以接受的。」林廣思覺得這也是廣州開放性的體現，各方都有機會在這個城市的公共空間中加東西，上世紀在公園建酒樓，現在是咖啡廳、美術館，「這些痕跡像地層一樣累積起來。」他在做研究時，見到公園作為文化景觀所具有的豐富層次性。
　　在廣州，第一座城市公園就建在城市發展中軸線上。1918年，孫中山倡議將原先的廣東巡撫署所在地開闢為公園，接著公園開闢興建，原衙署內的亭台樓閣全拆除，只留下市政府門前的一株古榕。1921年落成時叫市立第一公園，四年後改稱中央公園。1929年，廣州第一家廣播電台在公園一平房內開播，請各類音樂人錄音，白色音樂亭常有樂隊演奏，樂迷「聽現場」，有人賣唱片。公園在1960年代改稱人民公園，1980年代全國集郵熱，廣州愛好者把公園西北角開闢成郵票集散地，大家交換郵票、相互欣賞，在公園其他各角，還有過小動物園、假山、金魚池、遊樂園和游泳池……
　　一個世紀前，人民公園在建成之初，因為四周有磚牆包圍，被市民戲稱「大監牢」。1933年磚牆拆除，公園圍牆改為疏鐵圍欄。到1999年，周邊搭建的一萬多平方米違章建築和圍牆被拆除，同時免除門票，這座城裡最老的公園與整個城市交融。「公園最重要是一個開放的自由公共空間，所以它才能讓更多人願意保護它。」林廣思說，城市的建築名片不斷更迭，但公園長久保留，因為人們需要它。
　　林廣思喜歡去人民公園，觀察這裡繽紛的遊憩活動。公園裡有很多小團體，幾個人或十幾個人，都有特定活動，跳舞類型好幾樣，有人唱歌，有人舞劍，「我自己把這樣的現象理解成一個『遊憩單元』。」他說，人的活動都要場地，幾平方米或幾十平方米，每個活動團體之間，又有一些距離，保證相互不太打擾，共在同一個城市空間裡。
　　「在我兒童和青年少年成長期間，公園並沒有對我的生活起到任何作用。」林廣思說。他1977年出生在一個靠近粵西的鄉村裡。農村缺乏公園。而他在鄉鎮和縣城的中學學習期間，周邊也沒有市政公園。直到進入北京林業大學攻讀風景園林專業，「公園」成了他學習的對象。他現在的工作就是研究這些。現在在廣州，公園已經成為他在工作之餘特別想念的地方。
　　人對城市風景的喜好偏好，和人的童年生活環境相關——按照「原風景」的假說，林廣思的原風景就是農村的菜園、稻田、溪流和大樹。現在生活在大城市，他依然會為一株樹根積水的細葉榕駐足，欣喜地凝視它。

一冊細葉榕下的人生合集
　　建築師王寧生於1982年，童年時代他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去公園。他家住在越秀東山口。父母工作日上完班，週末踩著鳳凰牌單車，一路輪流捎帶他到東山湖公園。公園門口，疊著幾排浩浩蕩蕩的單車，專門看單車的攤主有兩塊小竹篾，單車掛一塊，給王寧一塊，停車費從1毛錢慢慢漲到5毛。
　　1980年代，在東山湖公園的湖心島上，有一座兩層樓的舞廳，可在室內跳，也可在露天舞池跳。島上碩大蓬鬆蒼翠的細葉榕樹冠從水面飄出去，這是當時廣州新潮青年們來的地方，人多得一度需要排號，進場要買門票。
　　當時週末來公園，王寧的媽媽要特意去理髮店燙個卷頭，他記得媽媽總穿著深藍色長裙、小高跟涼鞋。那個年代的淺色裙子不多，阿姨們的深色長裙上有音符一樣的花紋。舞廳裡，跳交誼舞的多，中間換牛仔、換恰恰。在他記憶裡，那時的青年也羞澀，找好位置後，先站著看別人跳，跟著身體輕輕轉，後面才加入。大人跳舞時，王寧坐一旁。在舞步中，阿姨們的裙擺一朵朵飛旋，裙面上的音符花紋好似飄帶一般在他眼前流轉，像波浪般流動一圈又一圈。
　　跳完舞，一家人去划船，有時也約上別的小朋友。東山湖公園33公頃，水域占去20.9公頃。湖面很多船，王寧喜歡兔頭船。來公園時，媽媽總會帶一包水果。划船時，他就坐在船上吃橘子，槳一劃，湖水皺出漩渦，小孩把橘子皮往裡丟，橘子皮也跟著在水漩中轉。「當年都這麼玩，很流行。」吃完糖，他把糖紙疊成小船放進水裡，因此，大船邊上總是飄著糖紙小船。
　　「我想，從1975到1985這10年裡出生的人，對公園的感情是特別深的。」他說。
　　東山湖公園裡，裝著他整個成長過程。哪個門進哪裡，哪裡能攀過圍牆，他全清楚。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湖心島水旁那幾棵巨大的細葉榕，樹冠竟能飄出水面那麼遠。小時候野，他爬上樹往前爬。現在回想起來還後怕：「也不知道哪根枝幹斷了就會落下去。」讀大學後，他去東山湖公園就少了。等戀愛時，他帶女友來這裡，走到每一處，都要介紹那裡是什麼，像分享珍寶般告訴她自己和這個公園的關係。
　　又過很多年，他才知道東山湖正是父母這一代人挖出來的。上世紀50年代，廣州在低窪處開挖人工湖以治水患，修建了四個人工湖公園，東山湖公園是其中之一。政府發動群眾，大家自願挖湖，覺得很光榮。義務勞動者從機關幹部排到普通市民，單位組織，一次去一天。挖湖時，王寧的父母只管自己挖那一小塊，也沒想過那個湖將會有多大。
　　「那一輩人確實是挖泥，是挑擔子。一擔子一擔子挖出了一個人工湖。」他說。
　　在王寧家的老相冊裡，很多照片都是在東山湖公園拍的。相機和手機還沒有這麼發達的年代，在公園照相是一樁大事。幾乎人人都在1980年代珍藏著一些在公園拍的照片，背景裡有亭子、湖水和綠蔭，男女老少都神采飛揚。膠片沖洗出來貼好，如今泛黃了。那是當時珍貴的記憶。
　　現在，很多年輕人去東山湖打卡拍照。拍得最多的還是湖心島新咖啡店——以前的露天舞廳就在那兒。有樹、有湖、有小蠻腰，好「出片」，王寧在手機上也常常刷到，他感到一種關於照片的變化，落點在把圖修得多好看，而不是生活和記憶。
　　「那些打卡照片對應的位置，我一看就認得，就那麼熟悉。」坐在自己的建築工作室裡，王寧笑。現在他要隔好幾個月才去公園了。每次到東山湖時，還是會發現一些小變動。因為從小學畫畫，又當了建築師，他對圖像記憶敏感。「公園裡有些地方已經不復存在了，走到那裡時，腦裡就會回想起當年的畫面。」舊時光和往事交疊在公園，在他心裡，好像翻開一本空間的「命運合集」。
　　在公園外，他從小長大、至今生活的東山口也變成潮人大本營，到處走著打扮新潮的年輕人。「東山少爺，西關小姐」是廣州老話。「現在都好少人說粵語了。」
　　在他成長的八九十年代，整個廣州散發著「先鋒和生猛的氣息」，而現在這座城市被提得更多的是「自在」「穿拖鞋自由」。他眼見著海珠橋翻修，珠江水面的水上人家消失不見，商業最旺的地方從濱江的南方大廈、花園酒店，再到珠江新城。
　　只有東山湖好像紮根在城市裡，又散開新葉迎接城市的一批批人。王寧每次去東山湖，還是愛在湖邊走，他小時候坐的兔頭船、天鵝船都還在。細葉榕看似從他4歲到40歲都沒變，但他知道樹根已經越紮越深，樹冠一年比一年更蓬鬆蒼翠。他從上大學起就在外地跑，曾經在香港打拚，2014年在東山口開建築事務所時，在事務所的簡介寫，「使建築紮根於每個特定環境中。」
　　城市拆拆補補，城市建設的概念也在變化。昔日的城市邊角地、閒置地和拆違空間被改造成「見縫插綠」的口袋公園。廣州已經有兩百多個口袋公園，嵌入城市的街角，供附近居民活動、供過路人歇腳。這幾年，全國多個城市都開始建設口袋公園。有些口袋公園看起來很有設計感，但年紀大的阿伯阿婆爬不了那麼高的台階。住很遠的年輕人聽聞時尚打卡點，轉乘一小時地鐵趕來拍照。
　　當東山口也要建口袋公園，王寧所在的事務所積極爭取，用一百頁的方案文本競標成功。他想為自己長大生活的地方，建一個落地生根的東西。
　　建址在新河浦歷史文化街區的南邊，他從小熟悉。這個拐角一直都是勞務工人等接散活的地方，很多帶小孩的居民便不來了，街坊常抱怨。施工時，王寧請他們來參與這個口袋公園的修建。建設中，最花預算的是花壇石頭，王寧廢了很大勁從外地運來，「希望是有溫度、不冰冷的椅子，坐上去很舒服。」建好後，等散活的勞務工人們依然在，波浪般的花壇石頭區隔出更多塊空間，附近的居民、過往的行人也走進來。
　　「口袋公園就是一個街道客廳，任何人，無論是否住在附近，都可以隨意進入。」他覺得無論這個城市的人講粵語還是普通話，最緊要是人在街市活得自在舒服。此前疫情，東山少爺公園成了街道排隊做核酸的地方，但比起那些在街面的核酸點，這裡有樹蔭。東山少爺公園的設計獲得了好幾項建築領域的獎項，但王寧最高興的還是晨昏路過時，看到街坊們坐在花壇上。
　　他在設計建築時想復構小時候在湖心島所見的光影，街頭原有的幾棵樹都好好留下。有時下班買菜回家，王寧也會過去坐。這個口袋公園，無論晝夜，街光和陽光會穿過枝葉婆娑的小葉橄欖，在地上落出有層次的斑駁光影，忽明忽暗。吃外賣的人，放工休息的人，年輕戀人們，搖蒲扇的阿婆阿公們，和他，坐在同一片光影裡。

談談情，跳跳舞
　　中元節的晚上，阿車還是去了二沙島公園。立秋剛過，落小雨，這時走鬼攤已經被取締。那篇關於二沙島走鬼攤的稿件發出後，阿車收到很多留言，有人說讀後去了家附近的公園，有人發現走鬼攤主出現在海珠的洲頭咀公園門口，好似打遊擊。讀者們在留言裡接力更新走鬼的新據點，阿車覺得好像小時候在家吃流水席。
　　這個週末，阿車回順德老家。每次回老家，他都在早上7點陪奶奶去家附近的公園晨練，公園裡婆婆們圍住他誇「靚仔好孝順」。阿車中學時常來這座公園，他和喜歡的女生在不同學校，兩個家中間恰好隔著公園。只能等週末晚上才能見面，他們到公園散步，交換寫給對方的信。「你要等回學校後再看。」女孩子叮囑。
　　「蝴蝶滿心飛，不過未走近。」後來他一直覺得老派約會浪漫。
　　這幾天跑步時，阿車耳機裡循環著張天賦的粵語新歌《老派約會之必要》，歌裡一直在散步，他懷念這種人和人的相處方式。他是新媒體編輯，總在新潮裡，但有時也跟不上一些時代智慧，「情感被當成夏天水果攤的西瓜，一塊一塊按規格售賣。」他常和朋友到公園散步，比起在咖啡館裡面面相覷地互相高密度輸出，他覺得走神和留白裡才會有真正的交流。長大後，他來廣州讀書和工作，在公園拍拖時，他們各做各的事，他跑步，她散步，離開公園後再並肩多行一段路。
　　去各個公園逛時，阿車發現每個城市公園都有一組「基礎配置」：拍拖的年輕人，幾個老年舞團，練太極的，自己帶小音箱唱歌、唱粵劇的，跑步的，隱藏在植物叢中演奏樂器的，水邊釣魚的……這樣的套餐增增減減，似乎可以放到任何一個公園。有時他甚至有種幻覺，好像公園是恆定不動的，只是換了一些人來出演這些「遊憩單元」。
　　一百年前的《廣州民國日報》裡記載的當時人們的公園活動，和現在似乎也差不多：「廣州人的（公園）跳舞熱可算是厲害。」在那時其他城市的市民還在因票價而難以日常逛公園時，廣州公園就已有無業人士躺著曬太陽，苦力工人坐草地唱歌，文學青年坐在長椅上讀新書。現在，青年阿車過雙貸生活，一天手機看屏時間9小時，但總可拿出幾分鐘看看雲，和一百年前躺在公園草地的阿叔一樣。
　　「最後發現好像變來變去，唯一不變的原來是生活。」他說。生活本身是極牢固的。
　　每一個晴朗的傍晚，在東山湖公園，舞步翩然。到晚上8點，一起跳舞的街坊們陸續到來，退休的阿姨阿叔們慕名來找梁生學跳舞。這群老人年輕時是舞廳常客。林婆婆至今記得市二宮的藝苑歌舞廳，1990年代，一張票賣五塊錢，集體票只要兩元。梁生還專門去學過跳舞。1995年，梁生工作的國企效益下滑，他無奈提前退休，去了老年大學的舞蹈班。「那時候要考試呢，考你慢三步慢四步，三百多個人裡選了十來個。」
　　從舞廳到廣場和公園，從五十歲跳到八十來歲，梁生跳舞，也教人跳。夜晚的大部分時間，梁生都很忙，帶不同學員練習慢三和慢四。常有人記錯舞步，抱怨太難，梁生總是笑眯眯。「國標有拉丁和摩登，拉丁裡分倫巴、恰恰、牛仔、桑巴；摩登裡又有華爾茲、探戈、狐步。」他很有講究地數，但因發音含糊又聽力不好，林婆婆在一旁翻譯。
　　「跳跳舞！」見我杵在角落裡不動，一位阿叔過來打招呼，「你要學舞找梁老師哦，九十多歲啦，跳舞跳得幾好噢！」
　　「不是八十多嗎？」
　　「唔緊要啦（不要緊啦）。」到這個年紀，年齡的數字早已不再重要，他拉來梁生，「來，梁老師教她跳。」
　　音響裡，鄧麗君、刀郎流轉著，三十多年裡，公園的西南角空地總有新學生加入。後生仔，新手、老舞者，隨著梁生的步伐輕輕柔柔踩在細葉榕的光影上。梁生在夏夜晚風中轉呀轉，步子靈巧好得意，又身子一轉安慰新手，「慢慢來，唔使急。」
　　從湖面往東望，流光溢彩的小蠻腰也在旋轉。對本地人來說，這個城市新名片更像一個社區告示牌，會滾動播放時政大事、本地新聞、節假日祝福，也插播廣告。夜裡10點後，廣州塔褪去浮光，顯出原有的素凈。
　　只是塔身在熄燈前旋轉循環著「晚安」「good night」時，散落在城市的人看到，總要再補一聲「早唞（晚安）」。

（歐陽詩蕾、倪瑜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