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識」已經是兩岸關係領域人們最耳熟能詳的術語，中國國家領導人近年在多個場合頻繁提及，並將其重要性提升到決定兩岸關係穩定的高度。
　　2016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近年來兩岸發展的實踐證明，『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正是由於有『九二共識』這個堅實的共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才得以從2008年以來，擺脫緊張動盪、走上和平發展道路。20多年來的歷程證明，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前景光明；反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舟就會遭遇驚濤駭浪，甚至徹底傾覆。」
　　2019年1月，《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再次表示：「70年來，我們秉持求同存異精神，推動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開啟兩岸協商談判，推進兩岸政黨黨際交流，開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使兩岸政治互動達到新高度。」
　　「九二共識」30周年座談會於2022年7月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亦指出：「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廣泛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共創祖國統一的歷史偉業，共用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可見「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中的分量。
　　顧名思義，「九二共識」來源於1992年10月底海峽兩岸相關人員在香港的會談，這次會談是兩岸從敵對隔絕到交流接觸的產物。如果沒有交流接觸，則不會發生後面的故事，也就不會誕生「九二共識」。雙方關係的解凍不僅受各自內部政治環境的影響，也被國際政治時勢所推動，最終奠定了一個對密切兩岸經貿關係、增進交流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九二共識」。

大陸率先釋放善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總共發表了五次《告臺灣同胞書》，前四次均發表於1950年代，在全球冷戰背景下，正是兩岸關係劍拔弩張的時期。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發表於1979年1月，這一次的影響最為深遠，也最受人矚目，因為它產生的背景與之前大為不同。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剛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將指導思想轉變為經濟建設為中心，奠定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由鄧小平指示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負責起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表。這次的文告，語言風格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不再有以前那樣火藥味兒濃厚的措辭，不再使用警告性語言，未使用「解放臺灣」等詞彙；其次摒棄了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等對方無法理解的概念，大打民族情感牌，痛訴同胞分離之苦，整體風格以情動人，顯得十分平易可親。
　　文告的開篇，在臺灣同胞前面加上「親愛的」一詞，然後指出：「在這歡度新年的時刻，我們更加想念自己的親骨肉——臺灣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懷念祖國和大陸上的親人。這種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與日俱增。自從一九四九年臺灣同祖國不幸分離以來，我們之間音訊不通，來往斷絕，祖國不能統一，親人無從團聚，民族、國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所有中國同胞以及全球華裔，無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如果我們還不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於列祖列宗？何以自解於子孫後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願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文告宣佈，將停止從1958年起的炮擊金門群島行動，提出兩岸結束軍事對峙，開放「三通」，擴大交流的訴求。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一度引起轟動效應，被視為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里程碑式轉變。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佈對台立場時未再使用《告臺灣同胞書》的名義，但無論是中央政策層面還是國家領導人講話時，都延續了這次文告中「一個中國、國家統一、民族和解、兩岸交流」的基調。
　　第五次《告臺灣同胞書》的出臺，不能脫離當時中國大陸內外大環境變化的背景。於內部來說中國正在推動改革開放，需要營造友善的國際大環境。當時整個世界形勢還處於冷戰白熱化階段，美國在美蘇冷戰的地區博弈中多次處於下風，尼克森政府發現可借助中蘇關係敵對的機會推行「聯中制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也認為可以「聯美抗蘇」，同時通過改善中美關係打破外交困局。中美都有改善關係的訴求，雙方開始了從秘密到公開的接觸，1972年即發表了《上海公報》。
　　《告臺灣同胞書》發佈的同一天，中美發佈《建交公報》，正式締結外交關係，但是雙方將建交的消息早在1978年12月15日就已經公佈。因為中美都認為臺灣問題很重要，這也是雙方在接觸時重點討論的議題。中國大陸的態度自不必說，美方主張其外交上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基於「三個聯合公報」和「與臺灣關係法」而制訂的。

海峽對岸的「解凍」
　　就在中美發佈《建交公報》，中國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之際，臺灣的蔣經國政府為了應對「惡劣的國際環境」制訂了「三不政策」，所謂「三不」意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推進，與國際社會的經貿、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三不政策」難以為繼。比如1986年5月3日，出生於四川遂寧的臺灣駕駛員王錫爵，八十年代初與老家的親人取得聯繫，得知父親還健在，思鄉心切，但迫於臺灣方面未開放赴大陸探親，最後劫持臺灣中華航空3334號班機飛往廣州白雲機場，然後到北京與父親團聚。這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劫機犯罪，其實是兩岸隔絕狀態下骨肉分離造成的悲劇。
　　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政府曾帶領兩百萬軍民遷台，這些人幾乎都有親屬遺留在祖國大陸，與對岸有割不斷的血脈聯繫。初時很多人以為分離只是短期的，但未想到離鄉之後與親人一別就是幾十年。當兩岸處於敵對狀態，大陸又實行閉關鎖國時，儘管人們思鄉心切但也只能望洋興嘆。20世紀80年代中前期，僅有少數人可以跟親人在香港團聚。可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向海峽對岸釋放出善意，提出交流期盼後，臺灣當局對越來越強烈的返鄉探親訴求已經無法按壓，抱怨「三不」的聲音日益高漲。王錫爵劫持華航貨運飛機一事，蔣經國不得不派出代表到香港與大陸代表洽談處理事宜，這是國共內戰後雙方官員的首次公開接觸。
　　面對日益強烈的赴大陸探親訴求，當時的臺灣「行政院長」俞國華1987年4月初仍然申明反對開放「兩岸人民探親」，官方也強調「民間與大陸進行通郵和探親，現階段不能考慮」o1987年4月15日，一部分強烈要求開放回鄉探親的人在臺北成立「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他們發表的第一份傳單名為《我們已經沉默四十年》，副題是「難道我們沒有父母？我們的父母是生是死，卻不得而知。『生』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讓我們回去獻上一炷香」。文中痛陳思鄉之情，骨肉分離之苦，強烈要求臺灣當局放開赴大陸探親，這份傳單印製30萬份，弓|起極大的社會反響。
　　國際大環境以及大陸和臺灣內部的形勢都已經發生巨變，蔣經國審時度勢後認為以前兩岸敵對時期的政生難以為繼，1987年7月15日宣佈解除持續了38年56天的《臺灣省戒嚴令》，在「戒嚴時期」岀台的30項相關法令亦同時廢止。「戒嚴令」的解除為調整各項政策創造了法理和政治基礎，尤其是兩岸交流接觸方面的政策。不過7月底公佈新的「國民前往港澳地區觀光輔導實施要點」中，第12條仍明確規定，「禁止旅行業安排或協助旅客進入大陸」。
　　隨著返鄉探親促進會不斷製造聲勢提出訴求，比如發動「老兵返鄉探親運動」，大批聚集到「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大樓去請願，禁止返回大陸的政策早晚要被動搖。因為這些老兵都是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他們強烈的返鄉情緒必然得到重視。蔣經國終於表態了：「離開家鄉三四十年的人，沒有不想家的，這是人情之常，政府應該開放赴大陸探親，應該樂觀其成」。1987年10月14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開放赴大陸探親的提案，蔣經國授權臺灣紅十字會與大陸方面溝通相關事宜，同意除現役軍人和公務員之外，凡大陸有三代以內血親、姻親或配偶的民眾，均可從11月2日開始通過紅十字會辦理登記事務事項。
　　11月2日，臺灣紅十字會原定於早上九點開門辦理登記，但沒想到凌晨時在外面排隊者已經人山人海，開門那刻差點擠爆辦公室。紅十字會第一天辦理了1300多人登記，半個月內十萬份登記表格被領取一空。那一天，意味著海峽兩岸38年的隔絕狀態正式終結。

對口「民間組織」的誕生
　　開放赴大陸探親後兩個月蔣經國去世，臺灣方面繼任者仍未公開放棄實施多年的「三不政策」，僅把交流的範圍和重心限於民間，避免官方管道接觸。授權給紅十字會辦理：也是基於這種考量。但只要放開探親這個口子，隨著兩岸交流增多，「三不政策」將逐漸名存實亡。兩岸開始有了頻繁的人員往來，自然就衍生出大量亟待解決的相關事項，比如文書認證，交通與郵件方式，漁業糾紛，走私偷渡，人員權益保護，資金往來，這些事務怎麼處理，根本不是純民間層面可以解決的問題。又如當時經常發生劫機事件，民間完全無法處理，直到兩岸就這個問題舉行磋商，對劫機問題達成「人機分離處理」共識，將其認定為犯罪，才逐漸杜絕了案件的發生。
　　大陸方面早在1950年代就成立了「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長期由周恩來總理負責。改革開放以後為了因應兩岸交流的新局面，1988年大陸方面成立了對台工作專職機構——國務院台辦。臺灣方面同樣為了因應新局面，1988年也在「行政院」以任務編組方式建立了「大陸工作會報」，1991年1月後正式升格成立「大陸委員會」。
　　新時期兩岸都有了處理涉及對岸事務的機構，可問題在於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均不同意參照國與國之間模式來協商處理兩岸交流事宜，同時臺灣還有「三不政策」限制，但雙方交流日益頻繁的大趨勢已無法逆轉，又無法採用正式的官方管道來接觸，所以國台辦與陸委會兩個正式的官方機構無法公開協商和談判。民間交流越來越多的大背景下諸多事務亟待解決，那就需要動用政治智慧來解決問題。
　　1990年11月臺灣方面先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負責處理兩岸交流衍生出來的各種事項，由辜振甫擔任首屆董事長。1991年4月底，海基會副董事長和秘書長陳長文率團訪問北京，大陸方面還沒有與海基會對口的機構。當時大陸方面處理涉台事務和糾紛時只能由國台辦通過海基會跟臺灣當局協商，這導致溝通效率低下，迴旋餘地較小。1991年年底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再次會見海基會訪問團時，表示為了處理兩岸民間交流衍生事務，大陸方面也將很快授權成立相應的民間組織，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宣佈成立，由汪道涵擔任會長。
　　海基會的性質為財團法人，屬於民間組織，但其業務指導機關為「大陸委員會」；海協會也是民間組織，但其上級指導機關為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辦。所以兩邊的對口協商機構名義上都是「民間組織」，但其實算是半官方機構，兩岸通過這種辦法解決了溝通管道問題。

香港會談與「九二共識」
　　海基會和海協會分別由兩岸官方授權成立，雙方將兩會的對談定位為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與功能性；這意味著1949年後兩岸高層人士首次以民間名義公開會談，標誌著兩岸制度化協商制度的建立，自此以後就出現了著名的「汪辜會談」。汪辜總共進行了兩次會談，在新加坡時任資政李光耀斡旋下，舉世矚目的第一次會談1993年4月27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舉行。汪辜正式會談前，雙方有一系列預備性磋商，為正式會談鋪平道路；其中1992年10月的「九二香港會談」就是最重要的一場，主要針對兩岸「文書驗證」「掛號函件」進行工作性商談。
　　香港會談中，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的表述上討論比較熱烈，海協會代表提出5種有關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方案，其中一種方案表述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海基會代表也先後提出8種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種表述方案參考了海協會前述表述方案：「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査證，應加以妥善解決。」海基會代表聲稱這是臺灣方面的底案，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香港商談結束後的11月1日，海基會代表發表書面聲明稱，有關工作性商談中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建議在彼此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各自以口頭方式說明立場」.海協會研究了海基會的第八種表述方案後認為，這個方案表示臺灣方面謀求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雖然海基會提出「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但未詳述臺灣方面的看法，因此，可以考慮與海基會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同時希望海基會能夠確認這是否為臺灣方面正.式意見。
　　11月3日，海基會通知海協會，已徵得臺灣有關方面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同一天，海協會副秘書長就此事與海基會秘書長通電話時表示，這次兩會工作性商談，「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上取得了進展」，「貴會建議採用貴我兩會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我們經研究後，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口頭表述的具體內容，另行協商。」
　　11月16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指出海基會在香港會談中就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提出了具體表述內容，其中明確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重申了同意以各自口頭表述的方式表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的態度，並提出海協會口頭表述的意見為：「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涵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函件以附件的方式，將海基會在香港提出的第八種表述方案附在函後，作為雙方彼此接受的共識內容。12月3日，海基會回函對此未表示任何異議，自此雙方都認為經過協商達成了共識。這一共識後來被稱為「九二共識」。

（洪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