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下午，中共首次核子試驗委員會和核子試驗委員會的領導人召開會議。會議最後，張愛萍（副總參謀長，核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現場試驗總指揮）宣佈了決定和命令：1964年10月16日爆炸。

檢查最後的準備情況
　　15日的早晨，我走出帳篷的第一件事照例是仰觀天象。然後和平常一樣到石頭房子裡去看看張副總長和劉西堯副部長有什麼新的安排。張考慮了我的建議，同意我陪同李覺將軍、朱卿雲主任到鐵塔上去，慰問在那裡工作的同志。他決定由張震寰副主任到主控站去，這是我今天知道的第一件事情。
　　從鐵塔回來後，我又隨張愛萍總指揮去防化部隊檢查他們最後的準備情況。到達時，部隊已全副武裝準備訓練，張總指揮站在隊前，像誓師一樣振奮激昂，他的講話慷慨而又風趣，很有鼓動性，談笑之間使這支在核爆炸之後將要去赴湯蹈火的部隊充滿了一種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我感到此時此刻也正是我這個基地司令員該向他們說點什麼的時候了。但我只說了三言兩語，面對這樣一支部隊，面對這樣的士兵，什麼都不必再叮嚀了。
　　趕到氣象部門的時候已經很晚了。負責的韓雲升處長告訴我：「中長期預報都和今天的實況相吻！」我感到滿意和高興，也突然感到一陣輕鬆。我感謝這位元蒙古族基地氣象兵，為了開展核子試驗的氣象工作，日夜辛勞。
　　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個試驗場區有多少人沒有睡覺。至少在那個晚上沒有人能像以往那樣睡得踏實，多少年後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月亮呈半圓形，從順時針方向看，右邊發亮。試驗場上幾處燈火在朦朧的月色下顯得有些暗淡昏黃，我們住的帳篷內非常安靜，聽不見以往熟悉的呼嚕聲。在躺下之前我們都相互催促過，但能否真正睡著卻又是另一回事。

「K1」指令已經發出
　　第二天，我們的激動和不安似乎都已經穩定下來。按照張愛萍總指揮的指示，李覺、朱卿雲和我在上午10時分乘兩輛吉普車向鐵塔駛去。塔上緩慢地放下吊籃，幾個操作手走下來，李覺在鐵塔下迎接他們。接著我和他登上吊籃，朱卿雲主任留在塔下。吊籃徐徐往上升，把我們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間內，在那裡我們清除了身上的靜電，又登上了幾級台梯才進入引爆室。九院試驗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後的檢查。他簡單地對我們說：「就完了。」然後又繼續埋頭檢查。
　　這個核裝置在試裝時我已看到過，現在再看忽然覺得它已經有了靈魂，莊嚴、純正，令人肅然起敬。檢查完後，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後一件工作是合上起爆電纜的電閘。我把牆上貼著的那張操作規程順手取下來，即時在上面簽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張蘊鈺。」
　　從塔上向四周眺望，整個情景就像是大戰前的戰場。我摸了摸裝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夠起爆這個核裝置的鑰匙。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站，在主控站的領導同志還有基地的鄧易飛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長程開甲教授。程開甲是1950年從英國歸來的學者，在試驗的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它不能不響。」他薄薄的嘴唇顫抖著，那樣子像是在對原子彈念念叨叨。爆炸後，我又見到他——這個試驗方案的制訂者，並對他說：「這一回，你是張飛的鬍子——滿臉。」
　　在主控站，我將啟動控制台的鑰匙交給了在那裡負責指揮的張震寰同志。
　　即將工作的啟動控制系統是可靠的，這些設備從單台到控制分站到總站聯試了上百次，直到試驗之前又將零部件更換了一次，總控站的門口堆放著許多沙袋，這些都是用來堵塞門洞的，以防止衝擊波的壓力衝擊。
　　在主控站擔任指令長的是忻賢傑同志。他學術一流，功底深厚，與人共事平易近人，是個很有權威和聲譽的研究室主任。我來到白雲崗指揮部的時候，張愛萍將軍說「K1」指令已經發出。這時炊事人員送來了包子，老遠就聞到了香味，但吃到嘴裡卻一點兒也感覺不出來。吳際霖與我站在一起，這位核武器研製的領導者，我始終忘不了當時他的那種複雜表情，與平時的和顏悅色判若兩人。「K2」指令發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K3」指令發出後，儀器設備進入自動化程式。9、8、7、6……讀秒的聲音讓我感到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激動和緊張。我屏住了呼吸，我們面對著爆心的方向戴著深度黑色的防護眼鏡，頭朝下低著，等待著最後時刻的降臨。

「很理想、很成功」
　　那可怕的寂靜一直持續到讀秒的零時過後，隨即被一道強烈的閃電打破了，閃光過後，我第一眼看見的是騰空而起的巨大火球。在整個試驗場區，只有防化兵部的一位科長，名字叫周村，他離爆炸點最近，他最先看到爆炸景象，也看得最清楚，他是最幸運的人。
　　最初的歡呼聲來自西側參觀的人群，他們激動地呼喊著，跳躍著，灑著淚擁抱在一起，把帽子拋向天空。
　　劉西堯和朱光亞都比較激動，我走過去向他們祝賀。張愛萍立即拿起電話，非常興奮地向周總理報告：「我們成功啦！原子彈爆炸成功啦！」周總理的一句反問又給這位試驗總指揮來了個措手不及：「怎麼證明是核爆炸？」儘管我們和所有專家都認為是核爆炸無疑，但卻無法回答。正在這時，21所技術員王克定報告：「蘑菇雲頂高約7500～8000米。」他是用一種極其簡單的方法測定的。事先他先定了一個立腳點，用一根刻好了標記的木棍瞄準爆心，算出地球的曲率和與爆心的距離，從而速報了爆炸後的第一個核資料。
　　經過專家綜合分析後，張愛萍很快再次向周總理報告：「根據多方面證實，確實是原子彈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爆炸後10分鐘，由防化兵組成的偵察第一梯隊20餘人進入沾染區進行輻射偵察作業；防護工作部回收取樣隊在規定時間內全部取回了綜合劑量儀和大部分接收放射性沉降物的取樣盤及取樣傘；安放在7個操縱臺上50個探頭中倖存的39個均在爆炸後半小時開始工作，測得4000餘個資料。於是，一份詳細的文字報告經多方專家之手後送到我手裡，由張愛萍和我簽發。這份正式的文字報告於17時50分報給了設在北京二機部的試驗辦公室，然後由劉傑部長報告周恩來總理。
　　這次爆炸確是原子爆炸，理由如下：1. 爆炸後煙雲上升到8～9公里高度；2. 空中劑量偵察，地面劑量測量證實煙雲放射性和地面放射性劑量都相當大；3. 火球發光時間在3秒以上；4. 爆炸後鐵塔已完全消失（當時觀察不到。事後接近爆心，才見鐵塔下半部分）；5. 衝擊波的超壓在23公里處尚記錄到，近5000米處的一些探頭被打壞；6. 從煙雲的外觀上看和一般文獻所報導的外觀相同……
　　報告還從對TNT當量分析，多方闡述了核爆炸的理由。
　　飛行臨空的時候，朱光亞教授不斷地仰視著。我知道這位原子彈的研製者在寄厚望於飛行員給他帶回的核灰塵。擔任空中取樣的是空軍503機組。他們要鑽進蘑菇雲中預定的高度、預定的核放射濃度中飛行一定的時間，取回一定數量的核樣品，並使駕駛員自身遭受的核輻射劑量不大於若干倫琴。
　　在吐魯番機場負責的程尚友副參謀長用電話報告指揮部：「兩架取樣飛機安全降落，現正在洗消，完畢後立即返回馬蘭，後事再報。」夠了，我急需得到的就是這個消息。羅布泊試驗場的核爆炸很快傳遍了整個世界。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全體演出人員的時候，莊嚴宣佈：「我國在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核子試驗。」《人民日報》的號外同時正式發佈了《新聞公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那時，我無法領略到外部世界中華兒女揚眉吐氣的那種狂歡情景。在試驗場區我們所有人都長久地持續在一種高度亢奮和激動之中。

（張蘊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