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深夜，聯大第1976次會議做出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台灣當局「代表團」退出會場。

蔣介石的心理準備
　　1971年11月2日22時，台灣當局「外交部長」周書楷一行飛抵台北。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前來接機的蔣經國並沒有對他們予以責備，反而是對其好生安慰了一番。而差不多一個月後，「代表團」成員向蔣介石親自匯報時，更是驚訝地發現蔣介石看上去態度平靜，甚至聲稱自己「已預做退會的心理準備」。
　　周書楷這些人並不知道，當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消息傳到蔣介石耳中的時候，正在花園散步的蔣介石淚流滿面，連為自己戴上帽子這樣簡單動作都無法完成，直接將帽子掉到了地上。
　　不過要說蔣介石對此沒有絲毫準備，倒也未必。實際上在1951年，蔣廷黻就已經請示過蔣介石，若是大陸乘朝鮮戰爭之威重返聯合國，那麼他們這些「中華民國」駐聯合國的「外交人員」，究竟應持怎樣的態度。蔣介石毫不猶豫，立刻便作出了抉擇：「我們復國基礎有二——在國際上，法律地位的憑借，則為聯合國；在內政上，則為復興的基地台灣。這兩個基礎，皆為重要，但其根本，還是在台灣。如兩者不可得兼，則我寧可放棄聯合國，而確保台灣。這是我政府到了最後不得已時之唯一政策。」
　　1971年5月20，蔣介石在台北為去往東京的沙特阿拉伯國王費薩爾送行。此時的蔣介石面對國際交現實，勉強接受了美國人提供的「雙重代表案」，但表示至少要確保台灣當局的安理會席位，「以保障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和聯合國憲章」，否則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因此聯合國裡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始終是蔣介石的一塊心病。他一方面在嘴上立場堅定，在與各國——尤其是美國——交往的過程中表現得才步不讓；而另一方面，則不時以默許、暗示等方式對台灣當局的「外交官」們進行遙控，以求在實際操作中能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手段後來被日本學者總結為「重視原則的『強硬外交』和對美『協調外交』的實質性妥協」。

溝通的紕漏
　　1971年4月24下午4時，蔣介石在台北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羅伯特．墨菲。在這次會面中，墨菲表示他帶來了尼克松總統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最新構想，那就是「雙重代表案」——在美國提出的「重要問題案」節節敗退，而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排蔣容共案」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美國人認為以「雙重代表」的方式將台灣當局當在聯合國裡，乃是眼下最為穩妥的方法。但他同時也保證，「沒有得到蔣總統同意前，美國不會，也無法對雙重代表案驟下定案」。
　　蔣介石對墨菲的來意心知肚明，因為台灣當局的「外交宫」在多個不同場合明確地表達了他們對「雙重代表案」的不滿，這讓美國人十分頭疼。
　　精於算計的基辛格提出了一個堪稱絕妙的方案，這一方案的核心乃是「支持新中國加入聯合國，同時反對驅逐中華民國」。這一方案不僅能在國際社會面前樹立美國樂於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形象，更不用背上「抛棄盟友」的惡名，還能從支持「兩阿方案」的國家手裡分票，最妙的是假如中國堅持「台灣不走、我們不來」的話，那麼這次理虧的就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了！
　　在經過了長達數月的暗示、說服乃至恐嚇之後，一無所獲的美國人終於搞清楚了問題的症結所在。因此他們這次派出了「特使」，試圖直接與蔣介石進行溝通，當面來說服這位固執的老人。就在幾天前，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已經展開，美國乒乓球代表隊應邀訪問了北京，凍結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開始和解。尼克松相信，任何明智的領袖都會在這種情況下作出讓步，以換取美國的支持。
　　蔣介石在墨菲面前終於直抒胸臆，坦誠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勉強可以理解美國人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難處，但依然希望美國能夠以「重要問題案」來阻止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不過萬一美國人非要提出其他方案的話，那至少要確保台灣當局的安理會席位，以保障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和聯合國憲章」，否則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然而當墨菲返回華盛頓復命時，基辛格等人忽然發現了一個要命的紕漏：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太大的緣故，墨菲在答應蔣介石提出的條件時，竟然忘了自己沒有得到授權，根本沒法「確保中華民國的安理會席位」！

末日的喪鐘
　　1971年7月15日19時45分，尼克松在沒有提前通知台灣當的情況下突然發表全國講話，表示「我已派我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在其最近的世界之旅中前往北京」，同時尼克松將「在適當的時間訪問中國」。這個消息宛若一顆原子彈，在蔣介石的頭上炸開了。據說蔣介石聞訊後當場失態，破口大駡尼克松。而也就在這一天，阿爾巴尼亞等23個國家聯袂而至，向第26屆聯大提交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並驅逐蔣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
　　驚慌失措的台灣當局「外交官」們依然在做著徒勞的努力，「駐美大使」沈劍丄不厭其煩地與國務卿威廉．羅傑斯確認著尼克松的下一步計劃，然而問題在於羅傑斯壓根就不知道尼克松的下一步計劃到底是甚麼！基辛格出訪中國的行程都是高度保密的，而尼克松幾乎沒有對羅傑斯透露任何多餘的信息。
　　尼克松長久以來國務院的厭惡終於收獲了累累碩果：7月18日，國務院在備忘錄中表示「原本機會很少的雙重代表案及任何形式之重要問題案」由於基辛格訪華消息所帶來的衝擊，「機會在減少」。而尼克松卻在此時丟給了國務院一個最為棘手的工作：在8月初之前，搞定今年聯大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提案細節。
　　尼克松敢於放手讓羅傑斯他們去搞，是因為基辛格在北京試探過中國人的底線，而周恩來明確地告訴他，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案」。因此只要美國能讓雙重代表案進入聯大表決環節，那麼實際上就已經取得了勝利——因為無論有多少張贊同票，中國都不可能接受以這樣的方式重返聯合國。然而由於缺乏對細節的了解，羅傑斯等人卻將問題複雜化了，他們認為既然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那麼必須要對現有的「雙重代表案」進行徹底地修改。而很顯然，單單只是將新中國迎回聯合國已經不夠看了，必須把安理會的席位一併送給他們，才能把台灣當局留在聯合國裡！7月19，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會見了「駐美大使」沈劍虹，指出「如用雙重代表案而不與中共安理會席次，而仍由台灣保持之，亦難獲通過」，因此希望台灣審時度勢，好自為之；23日，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面見蔣經國，不斷勸誘其放棄安理會席位。

玉碎？還是瓦全？
　　8月2日，美國正式聲明，表示支持「雙重代表案」；而兩天以後，新華社對美國的行徑進行了批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9日，周恩來公開表示：「如果兩個中國的局勢在聯全國內出現的話，中共將斷然不會接受聯合國之席位。」
　　由於在聯署「雙重代表案」過程中許多國家都對美國沒有明確指出安理會席位到底要給誰，因此不堪其擾的尼克松竟然在9月16日的記者招持會上表態：「我們允許且將投票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自然，這也表示給他們安理會的席位。」一石激起千層浪。原本還在緊張激烈地策劃著聯署「雙重代表案」的美國和台灣當局之間忽然多了一道看不見的鴻溝，雙方彼此之間的信任蘯然無存。而10月5日，基辛格再度出訪中國的消息讓分歧重重的美「台」雙方再度陷入互相攻訐的狀況之中。
　　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台灣當局的「外交官」從來都是謹小慎微。因為怕英美友人聽不懂自己的語言，所以台灣當局歷任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基本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以此為榮。1950年，伍修權率團參加聯大會議時曾辛辣地諷刺過國民黨代表，道是：「我懷疑這個發言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為偉大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的語言他都不會講。」
　　20多年的卑躬屈膝，依然迎來了末日的喪鐘。1971年10月25日的深夜，聯大第1976次會議做出第2758號決議，以周書楷為首的「中華民國」「外交官」離開了這個傷心地。

（劉志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