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哥樂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館監獄，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大屠殺，數百名紅岩志士倒在了血泊中。但在血與火中，先後有33名共產黨人、志士和2個孩子奇跡般地脫險。筆者曾先後採訪多名脫險者，記錄下了當年發生的一個個奇跡……
大智若愚：「華子良」率先成功越獄
在長篇小說《紅岩》中，有一位從監獄裡逃出去的「瘋老頭」華子良，其原型是已故貴州省政協原副秘書長韓子棟。他是從壁壘森嚴的監獄中成功脫險的第一人。
1934年10月，受黨組織派遣，韓子棟打入敵特務組織「復興社」，因為被人密報，不幸落入了特務的魔掌。1946年7月，特務將韓子棟等人從貴州息烽監獄轉移到重慶白公館監獄。不久，韓子棟和監獄裡的共產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當時，特務為掩飾關押政治犯的行為，給政治犯安了個「修養人」美稱。由於獄中管伙食的特務層層克扣，難友們的伙食極差。經過鬥爭、交涉，監獄當局決定將伙食交「修養人」主辦。特務知道韓子棟老家在山東，在重慶人生地疏，難於逃走，加上已關了十幾年，一直沒弄清其身份，就讓他出面搞伙食。
韓子棟千方百計地改善伙食，既增強了難友們的體質，又讓特務們覺得他辦事認真，還有點能力。不久，他又兼管獄中的小賣部。這樣，每過幾天，他就需要到外面進貨。於是，韓子棟挑上擔子，在看守的監管下，去2公里外的磁器口街上進貨。
韓子棟趁此機會，悄悄地觀察監獄周圍的地形、崗哨等情況。獄中的黨組織竭力支持他沖出這天羅地網，給他出了不少點子。黨支部書記許曉軒還叮囑他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徐林俠得知韓子棟越獄的條件日趨成熟，決定送他一件禮物留作紀念。最後，她縫製了一隻漂亮的枕套。隨後，她讓「小蘿蔔頭」悄悄將枕套送給了韓子棟。
原來帶韓子棟出去購物的是狡猾的看守長楊進興，有幾天他不在，韓子棟就故意催著要進貨。於是，看守長就讓另一個看守盧兆春帶他出去。
1947年8月18日，韓子棟挑上一副空擔，隨盧兆春前往磁器口街上。因為感覺那幾天機會難得，他每次出去進貨，都悄悄地把徐林俠送的枕套和一點積蓄帶在身上。
走到唐家院子門前，遇上了看守所醫官王殿。王殿和盧兆春是麻將桌上的牌友，便拉著盧兆春不放，要求打牌。
盧兆春看時間充裕，便欣然同意。可一摸口袋，他發現沒有帶錢。韓子棟反應極快，馬上從身上摸出幾張大票遞了過去。韓子棟則坐在客堂躺椅上，一邊拿蒲扇扇涼，一邊假裝打瞌睡。其實，他正在想脫身之計。
過了個把小時，見幾人玩興正濃、笑語喧嘩，韓子棟把帽子往椅子上一放，佯裝去廁所，大大方方地踱出門去。
一出大門，他穿街過巷，飛快來到了嘉陵江邊。此時，江水正在上漲。正發愁時，他突然發現一隻小船，便上前央告船主：「老鄉，我可以多給一些船錢，只是請你快快送我過江。」
上船後，韓子棟怕背後有人追來，便假裝肚子痛，趴在船舷上哼叫起來。船夫趕緊招呼他到船艙裡躺下。
船到江對岸，韓子棟脫下舊鞋換上草鞋，便匆匆向山坡上行進。此後，他曉行夜宿，跋山涉水，歷時45天，終於到了解放區。
1985年，年逾古稀的韓子棟重返白公館，深情地追憶當年的戰友情誼，並把那只有些泛黃的枕套捐獻給了歌樂山烈士陵園陳列館。
見機行事：有心人暗鋪脫險之路
1949年初夏的一個夜晚，歌樂山上突然電閃雷鳴，暴雨如注。渣滓洞監獄旁邊，靠樓下男牢過道不遠處一段約兩米寬的土牆因年久失修，加上長期雨淋水泡，一下坍塌了。
第二天，特務們著手組織修復，為了防止洩密，節省開支，決定不雇外工，讓樓上一室的共產黨員楊虞裳、白深富、陳丹墀和難友劉振美等10人修復斷牆。
差事派下來後，幾個難友暗中商議：借此機會搞一段不堪一擊的牆，不就可以為以後越獄創造條件嗎？
於是，幾個人拿著工具，像模像樣地幹起來了。監工的特務見狀，便漸漸地放鬆了警惕。幾個難友趁機儘量地多往牆中摻沙石腐草，並粗築輕夯，力求內虛外實，一推即倒。
10多天後，這段品質低劣的土牆又轟然坍塌。特務們讓他們繼續修築。難友們仍然採取應付戰術。斷牆築好管了一個多月.，秋雨來臨，這段牆又不推自塌，留下了一個幾米寬的缺口。
此時，解放軍的炮聲已在重慶郊區響起。特務們忙著處理囚犯和安排撤退事宜，一時也顧不上修築這段斷牆。
1949年11月27日入夜，天空下起了小雨。晚上8時多，外號「猩猩」的特務頭子、看守所看守長李磊來到了渣滓洞監獄，傳達了大屠殺的指令。
特務們開完會後正式開始行動。他們先以轉移地點的名義，從牢房裡提出了24名難友，押解至遠處的松林坡刑場槍殺，由此拉開了大屠殺的序幕。
午夜時分，渣滓洞監獄裡尚有145名囚犯。根據西南長官公署特務頭子徐遠舉的指令，特務們決定採取極端的手段。
28日凌晨2時，特務們到各牢室通知樓上各室人員全部到樓下集中，聽候點名。不一會兒，樓上男難友全部被併入樓下1號到7號囚室，14名女難友包括2名嬰兒被轉到樓下8號囚室。難友們此刻相聚一起，卻不知道樓下8間囚室的門外已聚攏了數十名手持衝鋒槍的劊子手。隨後，這些劊子手端著衝鋒槍，瘋狂地從各室風門、窗口向屋裡掃射。
槍聲響起時，曾擔任川軍某部連長、因從事反蔣活動被捕入獄的共產黨員張學雲，正站在靠近牢門口的地方。他迅速側身，躲過了呼嘯而來的子弾，隨後跨前兩步沖到了牢門前，猛然伸出兩隻大手，死死抓住從風門伸進去的衝鋒槍槍管，拼命向風門裡面拖，同時大聲呼喊：「同志們，我是軍人。我掩護你們，你們要設法沖出去！」
然而，衝鋒槍被風門卡住，張學雲和劊子手反復爭奪。結果，旁邊的劊子手舉槍向他猛烈掃射。張學雲身中數彈，鮮血四濺……
1938年加入共產黨、1945年從復旦大學畢業後任重慶《新民報》記者的胡作霖；曾擔任國民黨第五軍官總隊上校教官，退役後參與組織武裝起義，因叛徒出賣被捕的何雪松，也在槍聲驟起時，不約而同地張開雙臂，撲向牢門風洞，緊緊抓住洞框。他們希望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為難友們建起一道安全屏障。
特務們對著8間牢室瘋狂掃射了十幾分鐘後，見室內漸漸沉寂，馬上轉身奔向後窗，繼續通過視窗向室內掃射。
察覺牢房內沒了活人的氣息，特務們停止了射擊。他們打開牢門，分組進屋翻檢屍體，補殺受傷未死者。
此時，解放軍已兵臨城郊，特務們擔心成為俘虜，因此翻檢屍體時十分慌亂。隨後，他們搬來桌椅板凳，堆在樓下各牢房門前，淋上汽油分頭點燃，便慌慌張張地奔向獄外的停車場，準備撤離。
各牢室部分僥倖活下來的難友，從血泊中爬起來，砸爛鐵窗牢門，冒著特務呼嘯的子彈，奔向那段未及修復的斷牆。此刻，這段斷牆成為難友們奔向自由與光明的神聖之門，七八名難友先後從這裡沖了出去。
臨危不懼：勇士們絕處逢生
1949年12月8日，由重慶市軍管會組織的清理遇難者遺體小組來到了渣滓洞監獄。當十幾天前從這裡逃離絕境的孫重走近斷牆處時，發現一名中年男子身中數彈，在斷牆處。
孫重見狀悲憤地大喊一聲「伍老師」，便號啕大哭起來。
由於工作的關係，筆者曾多次採訪過孫重。回憶起當年脫險的經歷，老人提起鮮為人知的共產黨員伍時英時，總是帶著深深的敬意。
當時，孫重被關到了樓下3號囚室。當特務瘋狂向室內掃射時，他已經睡下，借機趴在地上一動不動。一會兒，幾個特務提著槍進門從牆角開始補槍。
孫重不敢亂動一下。當特務從他身上跨過，出門上鎖後，他躺在地上，聽著外面的動靜。確認特務們走遠後，孫重立即從屍堆中爬起來，想打爛後窗沖出去。然而，後窗上的木柵比杯子還粗，他哪裡能夠掰斷。
他正有些著急，只見屍堆中又爬出兩個人。借著火光一看，一個是年近五旬的共產黨員伍時英，一個是進步青年周洪禮。
見孫重著急的樣子，伍時英果斷地一揮手：「跟我來！」他帶著孫、週二人來到後窗。他用手掰了掰窗上的木柵，見紋絲不動，立即又帶著二人轉向牢門。伍時英察看了一下牢門，吩咐二人：「門下頭有些空隙，我們一起來扳！」
三人將牢門扳歪，扳出了一個三角形的大空隙。之後，他們便鑽了出去。
此時，撤到獄外停車場的軍警尚未發覺有人逃生。而距樓下8號牢室10余米處，就是那段斷牆。伍時英要帶領幾個人逃出去可謂易如反掌。然而，他卻果斷地對孫、週二人說：「牢房裡也許還有難友活著，我們趕快到後院去看看，能救出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
幾個人快步沖到8號牢室旁邊，爬上了一個1.5米高的坡坎，從側面巷道來到了監獄樓房的後面。他們從1號室開始，依次觀察裡面還有沒有活著的難友。
孫重走近6號牢室後窗，借著火光發現裡面有人影晃動，立即喊了一聲：「伍老師，這裡面有人。」
伍時英馬上奔過來，果斷地決定：「趕快把窗子砸開！」他臨危不亂，立即招呼孫重一起，奮力抬起一塊石頭向6號牢室後窗砸去。牢室裡的難友蕭中鼎、劉翰欽在伍、孫二人的幫助下爬了出來。
突然，不遠處槍聲大作。借著火光，沖到斷牆一側的難友們發現，一群軍警正向監獄撲來。
情況危急，曾打入軍警內部擔任萬縣九區城防司令的蕭中鼎十分沉著地說:「大家莫慌，等特務機槍掃射的間隙，聽到我喊『沖』，大家就一起跟我沖！」
等了幾秒鐘，待軍警機槍點射的間隙，蕭中鼎高喊一聲「沖」，幾個人便飛快地朝斷牆口跑去，另外一些難友也隨後而至。
這時，軍警的機槍又響了。大家冒著彈雨，攀著牆上缺口往外爬。
孫重跑出斷牆口後，見牆外10多米處有一片竹林，立即快步鑽了進去。
11月30日，解放軍進入了重慶城。孫重找到了城裡的「脫險同志聯絡處」。他急切地向其他脫險同志打聽伍時英的消息，然而沒有獲得任何音訊。十幾天後，當他重返那段斷牆時，才發現伍時英已犧牲在那裡。
2020年12月31日，95歲高齡的孫重老人與世長辭。
挺身而出：大學生果斷化險為夷
從渣滓洞監獄斷牆處幸運逃生的孫重、鐘林、楊純亮、周洪禮、楊培基等人沖進歌樂山後，不幸又落入虎口。
從樓下5號牢室沖出監獄斷牆的鐘林，在黑夜中不顧一切地順著歌樂山山腳奔跑。途中，他碰到了從監獄裡跑出來的難友楊純亮。跑了七八裡路，天色已亮，兩人便來到一片名叫金剛坡的樹林裡休息。
兩人又饑又渴，一夜未眠，困倦至極，只想背靠著背好好地睡上一覺。不承想，剛眯上眼睛，樹林裡突然鑽出幾個帶槍的鄉丁，兩人被抓。
不久，「反共保民軍」幾個鄉丁又在歌樂山密林中抓到了孫重。
原來，沖到山頂後，孫重停下來喘了口氣，觀察山下，監獄方向漸漸歸於平靜。不一會兒，東方曙光初露。渣滓洞方向大火已經熄滅，只有濃煙在緩緩地飄散。孫重走到金剛坡的密林中，坐下來想喘口氣。哪想到，剛抓住鐘林和楊純亮的幾個鄉丁偶然發現了他，沖過去把他團團圍住。
鄉丁們將孫重、鐘林、楊純亮帶到附近一個岩洞口，一陣毒打，逼他們承認是「搶劫」的罪犯。
或許是因為高額賞金的誘惑，鄉丁小頭目堅持要押送三個「俘虜」進城交給衛戍司令部。
楊純亮因腳部中彈受傷，行走十分緩慢，有個鄉丁押著他走在後面。鄉丁小頭目等人押著孫重、鐘林走在最前面。到了離歌樂山街上不遠的重慶市立師範學校門前時，迎面走來一名身穿長衫的青年。
這名青年是重慶相輝學院的進步學生劉繼濤，參加過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他給鄉丁們分析了時局，勸其放人。
鄉丁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連忙給兩個人松了綁。這時，劉繼濤指著一條較為偏僻的小路，叫他們趕快離開那裡。
怕事情生變，見落在後面的楊純亮遲遲沒有跟上來，孫重和鐘林謝過劉繼濤，只得沿著那條小路離去。
劉繼濤等到楊純亮被押過來時，也讓鄉丁們將他放了，並給他指了一條逃生之路。
此時，重慶正處於混亂狀態。孫重和鐘林摸不清情況，翻過後山之後，便在一座墳洞較大的古墓中躲藏起來。
第二天凌晨，兩人商定：由孫重先出去偵察，如出去久不回來，就是遇到麻煩了；如果平安無事，就找人來抬鐘林下山。
此刻，天色漸亮。孫重一步步朝山下走去。突然，他發現路上有一位老大娘，忙上前打聽情況。大娘告訴他，解放軍已經進城兩天了。為了儘早找到黨組織，及時救助鐘林，孫重攔下一輛過路的載貨卡車，說明了情況。司機一聽，立即讓他上車，一直將他送到了市區。
孫重立即趕往滄白堂民盟辦事處，找到了《民主報》著名記者、老黨員唐弘仁，並告訴他歌樂山上古墓中還躲著一位脫險負傷的難友。
唐弘仁立即找來一輛小汽車，和小重一起向歌樂山上駛去。到了山上，他們將車停下，找到鐘林藏身的古墓洞口，但不見了鐘林的身影。
其實，鐘林已被路過的行人所救，行人還幫他找到劉繼濤。劉繼濤馬上護送鐘林下山進城，找到了重慶市軍管會。
楊純亮最終也回到了親人身邊。
周洪禮是1948年因「共匪嫌疑」罪名，被逮捕關押到渣滓洞監獄的。槍聲響起時，他右臂有兩處被子彈擊傷。從樓下3號牢室沖出來越過斷牆之後，他一口氣跑到了歌樂山密林之中。後突然發現不遠處有一戶農舍，視窗裡透出微弱的燈光。他立即快步走過去，輕輕叩了叩門。開門的是個老農民。進屋後，老農找出了一件衣服讓他換上，叮囑他趕快遠逃。
周洪禮重新上路之後，天已經亮了。由於受了槍傷加上饑餓，他行走十分艱難。這時，他看見有鄉民帶著一些紅苕，便走過去要了一個充饑。聽到他討吃的聲音，鄉丁們細看他身上衣服，有幾處還有傷口滲出的血跡，立即聯想到了昨晚從渣滓洞監獄逃出來的囚犯。他們隨即一擁而上，將周洪禮綁了起來，押回了新發鄉鄉公所。
進了小屋，周洪禮一看，裡面還關著難友楊培基。
「鄉公所關了兩個共產黨的逃犯」的消息很快在新發鄉一帶傳開。晚上，家在本鄉、多次參加過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的正陽學院學生馮永亨聽到這一消息後，試圖營救他們。
馮永亨家在當地，有些關係和影響。他與鄉公所的人比較熟悉9到了鄉公所，經一番交涉，他見到了周洪禮和楊培基。
馮永亨在紙上用英語與他們交流後，離開鄉公所。他利用了所有的關係進行疏通，並向鄉長等講了當時的局勢，最終為解救二人掃清了障礙。
11月29日上午，馮永亨領著人來到了鄉公所。當天，又奔走聯繫，傍晚時將周、楊二人接到了一座僻靜的古廟裡安頓下來。
30日，馮永亨獲知解放軍已佔領全城，便立即雇了一乘滑竿，將周洪禮扶上去坐好，然後和楊培基一起走下歌樂山，進城找到了共產黨組織……
化敵為友：志士們尋機轉危為安
從渣滓洞監獄裡成功逃出的15名脫險者，經歷了生死考驗。然而，11月27日當晚，白公館監獄裡的17名紅岩志士和2名小孩，卻較為順利地逃出了這個「人間地獄」。另外，加上屍坑中的唯一倖存者譚謨（身中3槍未死），白公館監獄共脫險20人。
筆者兩次在當年從白公館脫險的唯一成年女性、共產黨員郭德賢老人家中，聆聽她講述脫險經歷。
1949年11月27日，由特務楊進興、霍天元組織，在白公館外面慘無人道地屠殺了好幾批政治要犯。當他們正想著如何殺掉剩下的19名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寄押的囚犯時，雷天元突然接到李磊打來的電話：「渣滓洞這邊囚犯太多了，一下子處理不完，你們趕緊派人過來支援一下！」
雷天元趕緊帶了些特務趕往渣滓洞。臨走時，他叮囑楊進興，暫時代管剩下的19名囚犯，待他們回來再處理。
此時，解放軍已兵臨重慶市郊。楊進興左思右想，剩下的囚犯反正不歸自己管轄，莫不如爭取時間，早點逃命。於是，他趕緊回家收拾好包袱，又趕回去領了賞錢，並指揮剩下的看守將二處寄押的16名男犯統統集中到樓下2號牢至，父犯郭德賢與她的兩個孩子仍然被關在樓上。
隨後，楊進興給雷天元打電話說：「我們任務已了，奉命馬上撤離。你們寄押的犯人，請急速來人處理。」說完不顧雷天元好言央求，只讓當天值日的看守楊欽典和雜役李育生留下照管，自己帶著一幫看守急匆匆地摸黑登上歌樂山頂，準備候車逃往成都。
楊欽典和李育生見楊進興一夥已走，沒有心思照管。見獄外還留有一個警衛排，二人一商量，就私下離開了白公館，往監獄後面的歌樂山頂爬去，也想乘車往成都跑。李育生對楊欽典說：「不如下山回白公館，能救些人出來，也是我們眼前的一條生路。」於是，他們一起摸黑下山，回到了白公館。
這時，獄外的警衛排正準備撤離。李育生知道羅廣斌等16名男犯被鎖在樓下牢房裡。恰好，見李育生、楊欽典朝牢房走來，羅廣斌便趴在窗口將手一招:「楊班長，你過來。」
羅廣斌平日裡做工作時知道楊欽典與其他看守並非鐵板一塊，忙和難友做工作。
楊欽典最終拿定主意，打開了牢門。他此舉不僅改變了獄中19個人的命運，也為自己打開了求生的大門。
2004年11月27日，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紀念慘案55周年的大會上，一位由一名青年攙扶著的老人引起了眾多記者的關注。他就是時年86歲、專程從老家河南趕來參加紀念活動的楊欽典。
當楊欽典與郭德賢重逢時，二人都無比激動，感慨萬分。當年，楊欽典放走羅廣斌等人後，跑到了重慶市區。重慶一解放，羅廣斌等人就找到他，證實了他關鍵時刻的出色表現。之後，楊欽典帶著脫險者和相關人員回到白公館等地，尋找、處理遇難者的遺體。後來，他回到家鄉，其因「少尉特務」身份被政府審查時，羅廣斌、郭德賢及時為他寫下了證明，結果他還受到政府嘉獎。「文革」中，楊欽典又因國民黨特務身份被判刑，還是郭德賢等脫險志士寫了證詞，最終使他獲得了平反。
功敗垂成：大屠殺先於武裝營救
監獄外面的地下黨組織，也時刻關注著獄中的戰友，通過各種方式積極尋求營救的管道。
中共川東特委根據獄中難友傳出的資訊，多次開會研究營救措施。一方面，千方百計籌措了一些金條，打通關節，或通過社會關係從監獄中贖出了幾名學生黨員和其他幾名難友。另一方面，努力創造條件，準備武裝劫獄。
1949年8月，川東特委先後派遣陳昌、徐雲桓二人打入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武裝交警第1旅。經過努力，陳昌被任命為交警旅的中隊長。不久，陳昌的職務又莫名其妙地被撤掉了。
劫獄計畫暫時擱淺，但黨組織的努力並沒有停止。
「又聞所內傳說即將結束，除17人決定釋放外，其餘還有第三、第四批或將處決，每個人都籠罩著死亡的陰影。藍先生歸來又帶給我們一線生的希望。妹，這就全靠你與朋友營救我們的努力了。第三批傳命令已下，可能周內辦理！！……藍此次見你時，定將外面的情況……組織上的準備，以及盼望我們在這裡進行的事項，詳細告知。」
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難友向地下黨組織的最後求救信。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名重慶市黨史工作者在查閱重慶市委辦公廳保存的文件案資料時，偶然發現了結尾署名為「吉祥」的這封信，落款時間是1949年11月19日。寫此信時距離「11．27」大屠殺還有8天。
經多方證實，此信是當年被囚禁的地下黨重慶市婦委書記胡其芬代表獄中黨組織寫的。信寫成之後，由獄中難友暗中交給監獄看守黃茂才（信中所提到的「藍先生」），讓他偷偷帶給地下黨員況淑華。黃茂才也是貧苦家庭出身，經獄中難友多次做工作，已經悄悄為難友們傳遞了不少信件與物品。
黃茂才抽空冒著危險趕到市區，及時將此信交給了參加地下黨週邊組織的重慶大學醫學院女生況淑華。
事情重大，況淑華馬上將信轉交給了中共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此時已是11月22日。
劉康見信心急如焚，便馬上四處活動籌集經費，動員武裝。
黨組織派人找到準備起義的國民黨軍兩名師長，向他們提出三點希望：一是放開大路，讓解放軍順利過江；二是保護城市安全，不能讓特務狗急跳牆進行破壞；三是要帶領部隊攻打渣滓洞、白公館，救出裡面的難友。
對於前兩點，對方都答應了。唯獨第三點，兩人都沒有答應，理由是：守衛監獄的是內政部員警第2旅的人，武器裝備好，實力太強，不易成功。
地下黨只得另尋他途。經過劉康、楊子明等負責人的一番努力，11月26日，武裝營救人員基本動員好了，人員是來自「中央員警學校」的進步學生，而駐守機場的國民黨軍連長、共產黨員王正修和準備起義的江北十區區長兼「反共保民軍」團長的陳秉國，同意借給部分槍支支援劫獄行動。
營救行動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1月27日下午，劉康等人聚集在一起，研究劫獄的部署和細節。
這天下半夜，劉康起來上廁所，突然發現歌樂山方向紅光閃閃，時有槍聲。他心裡一緊，下意識地連連跺腳：「糟了！完了！」
果然，第二天，大家就先後獲知了白公館、渣滓洞發生的大慘案。
營救行動功虧一簣，劉康和同志們心中留下了終生的遺憾。而那封「吉祥」的求救信，劉康保存了好長時間，直到1955年才交給黨組織存入文件案。
（賈昭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