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了發動侵華戰爭，搜集了中國的大量情報。但在對中共的情報方面，收效甚微。中共則在對日本的情報工作上，取得了重要成績。中共情報人員在看不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其滲透能力相當厲害。
　　日本為了侵略中國而建立的情報機構中竟然有中共的組織，並且有些共產黨員還身居要職，掌握日偽組織的核心情報：例如，日本首相的秘書尾崎秀實竟然與中共黨員保持密切聯繫，汪精衛的秘書汪錦元是中共情報小組成員。
　　日本當局原來對中共的情報工作了解不多，直到1942年「中共諜報團」案發，才知道中共的情報工作如此厲害，竟然滲透到日本首相身邊……這其中就有潘漢年發展起來的情報系統。

神秘的潘漢年系統
　　潘漢年是中共隱蔽戰線長期領導人之一，領導過的情報組織很多。潘漢年系統是較為獨特的一支，1939年後成立，屬於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獨立於其他情報組織，負責滬、寧、粵、港、南洋等地的情報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潘漢年系統工作重心由香港移往上海。其成員來自四個方面：
　　（1）中共中央社會部派董慧、劉人壽等約10人到上海擔任潘漢年系統的內部工作。
　　（2）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抽調10多人支援潘漢年系統。例如，江蘇省委把職委的何葷、學委的張征秉等調去協助潘漢年搞政治交通。
　　（3）在滬原情報系統的同志參加潘系統。例如，中共江蘇省委情報工委結束後，所屬情報人員史永、趙錚兄弟、蔡秉賢等都調入潘漢年系統；「八辦」（主任劉少文）結束後，其所屬的情報人員也劃歸潘漢年系統。
　　（4）潘漢年系統自己發展的關係。
　　潘漢年情報系統各時期先後參加者共約100人，同一時期約三四十名工作人員，該系統先以劉人壽、喬犁青、孟述先等為骨幹，後增加譚崇安、吳成方、張建良（即華克之）等人，建立了數處情報工作據點；後期重要領導人是張唯一。

「中共諜報團」
　　「中共諜報團」案是蘇聯情報人員佐爾格等在東京被捕後牽連到上海中共情報組的案件。1941年10月，佐爾格、尾崎秀實等在東京被捕後，上海的中共情報組中西功、西里龍夫、程和生（鄭文道）、李德生、陳一峰（倪兆漁）等一批中共黨員受到牽連，於1942年6、7月被捕。這些中共黨員是一個隱藏在日本情報機構內的中共情報小組成員，屬於中共上海情報科領導。
　　中共黨員能夠打入日本的情報機構，是因為中共中央特科成員王學文在1930年代初擔任上海同文書院教授期間，發展了中西功、西里龍夫、手島博俊、白井行幸等一批同文書院的日本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文書院由日本外務省創辦，初衷是為了培養精通中文的日本間諜，沒想到同文書院裡卻有一批學生成為具有共產主義信念、國際主義精神的中共黨員。
　　中西功，1931年4月就讀同文書院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8年5月再次赴華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他1934年加入「滿鐵」總社，1938年5月任滿鐵上海辦事處主任。通過他的關係，1940年4月起，滿鐵先後成立了附屬單位「時事調查研究室」和「特別調查班」。程和生（真名鄭文道）1939年秋天調來中共上海情報科工作，擔任聯絡員，負責與中西功及幾個中國同志之間的聯絡。因受東京佐爾格案的牽連，1942年6月中西功被捕，7月程和生被捕，該情報小組結束活動。
　　這一情報小組的成員有：中西功、西里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程和生、李德生、徐強、李雲、陳一峰、汪錦元（汪精衛的私人秘書）、方知達、倪之璞、錢明（劉少文）、紀綱、張敏（紀綱的夫人）、陳汝周、張明達、張子敬、吳戢光（吳成方）、孫全、季仲夏、潘漢年、翁福綿、陳憲章、陳叔良、邱麟祥、陳三百、秦鳴鈞（秦鴻鈞）等人，屬於潘漢年情報系統的範疇。
　　當時，中西功的掩護身份是「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西里龍夫的掩護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兼汪偽「中聯社」、「中央社」指導官，「大日本皇軍總司令報導（情報）部」顧問；程和生的掩護身份是日本「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附設的「特別調查班」班長；倪之璞等十餘人是調查班的調查員。
　　這樣，中共情報小組的成員有了合法的身份作為掩護，就可以打進日本的情報部門裡搜集情報。他們搜集了許多有重要價值的戰略情報，例如日本御前會議記錄、大本營掃蕩作戰計畫、汪偽和平運動等重要絕密情報。
　　中共上海情報小組搜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情報活動，幾十年後被搬上銀幕，2010年公映的電影《東風雨》的原型，就是這個滲透到日本情報機構內的中共情報小組。

判定12月7日日本對美開戰
　　1941年初，日本國內展開南進與北進的爭論。中共非常重視日本的戰略動向。
　　1941年7月，日本進行了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有進攻蘇聯的跡象。中西功接受了調查日本此次演習動向的任務。他借滿鐵派到東京參加「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機會，與時任日本首相秘書的蘇聯情報人員尾崎秀實聯繫。尾崎秀實告訴中西功7月2日日本御前會議確定的方針是在北方對蘇聯積極備戰的同時，準備南進作戰。
　　中西功根據尾崎秀實提供的情報，結合自己在滿州的見聞，得出結論：日本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是南進的演習，日本的戰略是南進而非北進。
　　1941年10月，日本特務機關在東京逮捕了尾崎秀實和佐爾格。與尾崎秀實有聯繫的中西功面臨危險。之前，日本國內曾有人給中西功發了警報，勸中西功「向西去」，即告訴中西功到延安去。
　　此時，中共中央要求上海情報小組弄清日本南進的具體時間。在上海負責情報工作的潘漢年，把這一艱巨任務再次交給中西功。
　　中西功接到任務後，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返回東京搜集情報。在東京，中西功打聽到美日談判最後期限在月底。為了核實這一情報，中西功在「滿鐵」資料室搜集資料，最後在1941年11月6日的《編內參考》上找到資料：日本可以接受的談判，以11月30日為止。結合他在《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密件裡看到的「以11月底為限」，中西功認為日本已做好與美國開戰的準備，海軍已經集合，12月初美日談判一結束，一定會立即對美開戰。
　　根據日本海軍航行時間計算，中西功判定日本對美開戰的日期是12月7日。因為12月7日是西半球美國的星期天。這對日本而言，是一個進攻美國的很好時間。從美國方面來說，此時的美國還沒有參戰，12月7日星期天是休息日，不僅政府人員不上班，而且軍隊官兵也放假，這非常有利於日本發動進攻。
　　從日本方面來說，進入戰爭已久，急需南進以補充，日本決不會再往後拖。因為日本海軍每天要消耗4萬噸石油，陸軍每天要消耗1.2萬噸石油。石油是日本陸海兩軍急需的戰略物資，東條英機絕不會等到患石油貧血症時再進攻。為此，中西功推斷日本進攻美國的時間是西半球的1941年12月7日，東半球的12月8日。
　　中西功將此情報上報給中共上海情報小組的負責人吳成方。由於中共與美國之間缺乏情報交流管道。潘漢年部署將這個情報轉給軍統上海站的秘密共產黨員「21號」，由他轉報重慶軍統總部，再由國民政府轉告美國。但美國人不相信中國的情報，以至於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受到重創。
　　中西功判斷出日本對美開戰的具體時間，體現了他在情報方面的傑出才華。

岩井公館中的地下工作者
　　1942年「中共諜報團」案發後，隱藏在上海滿鐵的中共情報小組遭到破壞。中共情報人員不畏艱險，繼續打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門。
　　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特別調查班，對外掩護名稱為「岩井公館」，負責捜集情報，進行特工活動。特別調查班的班長由副領事岩井英一兼任，但實際主事的是中共秘密黨員、多面間諜袁殊。
　　1939年9月，潘漢年情報系統的骨幹劉人壽打入「岩井公館」，擔任秘密電臺的機要員。劉人壽撤退後，1942年初，惲逸群奉潘漢年之命繼續打入「岩井公館」，擔任「中國編譯社」社長，為岩井公館所辦的《新中國報》《政治月刊》等報刊提供文稿。
　　惲逸群以其特殊的身份，運用委婉手法，揭露日偽的醜態和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本質，批駁投降論；甚至還通過專文的形式，把岩井公館電臺收錄的延安廣播內容，用明貶暗褒的筆法加以傳播。這在上海淪陷後，日軍嚴密控制新聞，日偽大肆宣傳和平論的環境中，無疑是佔領了一塊陣地。
　　最重要的是，惲逸群通過這個特殊身份，還能收集到日本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大量情報。惲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逮捕才停止。
　　中共黨員還滲入到偽政權、偽機構搜集情報。
　　中共上海情報小組的陳一峰擔任偽「中央社」首席記者、汪偽國民政府特工總部顧問。
　　汪錦元打入到汪偽政權的核心部門，1938年初，任偽上海市政府秘書長；1940年9月調往南京，任汪精衛的秘書。
　　張明達打入到偽「中聯社」擔任聯絡員，利用擔任偽「中央社」向寧、滬沿線各支社之間電訊稿和重要信件傳遞員的機會，實際擔任了中共上海情報組負責人與中共上海情報組南京站之間的聯絡員。
　　陳公博就任上海市市長時，李時雨以「立法院委員」身份隨陳公博到上海，負責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李時雨的黨組織關係和工作關係於1944年秋由華北局社會部轉到華中局情報部，開始由于毅夫領導，1945年春由劉人壽領導。李時雨和潘漢年系統聯繫上後，利用機會把潘漢年系統的中共地下黨員安插到偽保安司令部：倪幼齋任中校機要科長、姜春圃任中校人事科長、張維光任少校文書科長兼日文翻譯。
　　史永聯繫的趙錚兄弟兩人，打入汪偽特工總部「76號」。還有關露、袁殊等，打入日偽機構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這些打入到偽政權、偽機構的情報工作人員，甘願背負為人所憎恨的漢奸惡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置自己個人的榮辱名節於不顧。
　　潘漢年情報系統，隊伍短小精幹，取得的成績卻很大。抗戰時期，潘漢年系統上報了不少重要的情報。例如，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克活動；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擬南進而非北進；李士群提供日軍「掃蕩」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區；周佛海設電臺與重慶通報；重慶對日謀略活動等等。

（勞開准、洪小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