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世紀之交的1999年12月20日，伴隨著《七子之歌》的旋律，葡萄牙旗幟緩緩降下，五星紅旗和蓮花旗冉冉升起，澳門，這個漂泊在外的「遊子」，終於重回祖國母親的懷抱。
　　漫長的時間裡，澳門歷經了多少滄海桑田。它見證祖國的治亂興衰，王朝更替；它曾是繁榮富足的貿易天堂，也曾淪落為藏污納垢的海盜淵藪。但對於這座海島之城來說，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遷，經濟時局如何動盪，有一點從未改變：這座位於珠江口的城市，客觀上始終是中西文明相互碰撞、了解、交流最重要的交通站之一，特別是鴉片戰爭前，澳門不僅僅是葡萄牙，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整個西方和遠東交流的唯一窗口。

澳門開埠
　　16世紀初，伴隨著征服、貿易和傳教，葡萄牙人從遙遠的西歐沿海岸線一路向東，最終在1511年左右抵達馬六甲，站到了中國的面前。1513年，中國沿海私商的四條商船抵達馬六甲。返航時，葡萄牙人歐維士跟隨中國船長蔡老大（音譯，Cheilata），滿載蘇門塔臘的香料抵達珠江口外南頭附近的屯門（Tamo，亦有一說為台山市上川島）。限於當時中國實行的朝貢貿易體制，這些「佛郎機人」（當時中國對葡萄牙人的稱呼）沒有獲準上岸，但在中國商人的協助下，成功將所有貨物售出，獲利甚豐。在返回馬六甲前，歐維士還搞了一個小動作，將一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碑偷偷留在了屯門，以示葡萄牙人踏上過這片土地，而他也成為了第一個從水路來華的葡萄牙人。
　　自從歐維士「發現」中國後，葡萄牙船隊又多次來華，抵達廣東沿海進行貿易，獲利不菲，特別是當他們發現「把（印度及南洋）的香料運往葡萄牙和直接運到中國出售，所獲得巨額利潤相同」時，更燃起了開闢中國航路的熱情。1517年，葡萄牙派遣費爾南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護送外交特使皮雷斯，表面上是前往中國呈交國書，但實際上，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欲伺機用強大的海上艦隊在中國沿海占據城堡要塞，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下「征服」中國。
　　然而，這次葡萄牙艦隊之行沒有達成國王的任何目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佛郎機人」與中國歷來的朝貢貿易體制不和，雙方文化衝突極大，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溝通交流；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中國的實力。他們武力征服中國的企圖，不久便被證明是痴心妄想：正德十六年（1521）和嘉靖元年（1522），「屯門之役」和「西草灣之役」先後爆發，此前打遍印度洋無敵手的葡萄牙人在此兩役中遭到明水師的嚴厲打擊，僅「西草灣之役」就被燒毀戰艦兩艘，指揮官別都盧和迪奧戈·德·梅勒被生擒，成為葡萄牙海外擴張史上的奇恥大辱。
　　「西草灣之役」讓中葡官方關係陷入斷絕，但僅在30多年後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葡萄牙人就再度取得了在廣州進行互市的許可，並在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的允許下，將澳門作為互市交易的地點之一。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通過繳納地租紋銀500両的方式，取得了合法寓居澳門的權利，登島後，根據登陸時遇見的媽祖閣，將澳門的外文名命令名為「Macao」，更將這個東方重要基地視為「中國的聖名之港」。自此，澳門正式開埠。
　　對於葡萄牙人到底是如何取得合法寓居澳門權的，歷來眾說紛紜。西方的流行說法認為，葡萄牙人在1557年幫助明朝政府剿滅珠江口的海盜，因而「中國皇帝為表示酬謝，頒布金札將澳門賜予葡萄牙人」，但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卻偏偏在葡萄牙和中國都找不到有關「金札」檔案實證，足以證明這只是為偽造合法性的傳說。
　　實際上，對於澳門開埠，中方也有自有資料說明。有學者曾指出，汪柏之所以允許葡萄牙人互市廣州並借居澳門，一個重要原因是希望能從葡萄牙人手中購買南洋的龍涎香，以供嘉靖修仙使用。此外，在《廣東通志》中則明確記載，葡萄牙人以水濕貢物為藉口、重金賄賂為手段借居澳門，最初也僅限於現在澳門營地大街和議事亭附近，並非整個澳門半島，只是後來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攫取了整個澳門。
　　與此同時，葡萄牙新王繼位，在遠東採取了務實且靈活低調的政策，使得中葡雙方重開互市出現了可能。因此，廣東地方官吏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迂迴作戰，在不觸犯朝中清議的情況下，積極支持雙方廣州互市，甚至暗中默許海禁鬆弛，允許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實際上，沒有廣東地方官員和朝中高官的支持，一個正四品的海道副使汪柏是無論如何也不敢為了區區500両賄金就交通「佛郎機人」的，且事後汪柏也並沒有獲罪，反而升任按察使，可見此事至少在廣東當地官場是有默契的。

影響深遠的交流樞紐
　　雖然明政府只是出於解決自身問題的現實考慮而默許葡萄牙人留居澳門，但澳門一旦開埠，很快就顯現出了更重大的意義。這種影響之深遠，遠超所有人——不管是明人還是葡人——的想像。
　　和大多數殖民者一樣，不管葡萄牙人打著什麼旗號來到東方，他們所追求的目標都是三「G」：Gold（黃金）、God（傳播宗教）和Glory（榮譽），當他們在澳門一旦站穩腳跟，在獲得黃金和榮譽的同時，傳播宗教的傳教士也必然隨之而來。在當時的環境中，這些傳教士以澳門為基地，以「知識傳教」為路線，客觀上將西方最先進的學術帶入了中國。
　　1583年羅明堅和利瑪竇成功進入中國內地。尤其是利瑪竇，他憑藉淵博精深的學術水平，很快獲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認同，並於1601年進入北京宮廷，成功覲見皇帝，將宗教傳播到中國上層。不僅如此，利瑪竇還帶來了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特別是他製作的《坤輿萬國全圖》，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圖，先後12次刻印，還被傳到日本，使東亞系統接觸到了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技知識，刷新了東亞諸國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在他之後，湯若望、南懷仁沿著他趟出的上層路線來到東方，效力於宮廷，對中國政治和文化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實際上，澳門開埠後，對整個東亞局勢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澳門開埠之際正值抗倭戰爭，傳統的中日官方、民間貿易都陷入中斷。葡萄牙人藉此機會，以澳門為基地大肆開展轉口貿易，成為中日交流的唯一渠道。他們從廣州大量採購絲綢、瓷器，運到長崎販賣，而後收購日本的白銀和銅運回澳門，最終通過廣州流入中國。善於經營的葡萄牙人正是通過澳門，為東亞打造了一條完整的貿易路線：用中國絲綢、瓷器換取日本的白銀和黃銅；將從中日收購的黃金運到果阿購買各種商品，並將亞洲收購的各種漆器、瓷器和古玩運往歐洲。正是在這種絲銀貿易的刺激下，澳門一躍成為遠東貿易的重要集散地。
　　不過，人們也要看到，雖然在鴉片戰爭前，澳門客觀上是中國了解的西方重要窗口，也是中西交流的重要樞紐，但畢竟葡萄牙人為了殖民擴張而來。1887年，葡萄牙趁中國國力衰微之際，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澳門，這座命運多舛的城市，還要等待百年，才最終翻開新的篇章。

（李思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