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傑

　　1986年11月17日，周南一行抵達里斯本，開始對葡萄牙進行為期3天的正式訪問和2天的私人訪問。11月18日，周南首先與葡萄牙外交部部長米蘭達分別就兩國政府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和包括澳門問題在內的雙邊關係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談結果顯示，雙方既有共識也有分歧，這是正常現象。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米蘭達重申：「我們在澳門和香港之間看到了巨大的差異，因為1898年的中英條約已經規定1997年將香港部分歸還」，澳門的「過渡期必須足夠長，以便能夠為政權移交作切實有效的準備」。11月18日中午，葡萄牙總理席爾瓦在宴請周南時也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表達了同樣觀點。這些表態並不新鮮，葡方在前三輪談判中就已經有類似表述。其實儘管雙方至此在1998年澳門回歸方案上仍未達成一致，但正如對待葡方堅持錯開港澳回歸時間的訴求一樣，中方對葡方要求澳門的過渡期不少於香港的訴求也並非不理解。即便按照葡方明確要求澳門過渡期不少於12年的公開立場，澳門仍然有望在2000年以前回歸。在中葡夥伴式的友好合作關係下，雙方在這一問題上並無原則性根本衝突，只需繼續在1998年至2000年之間尋求共識性方案即可。基於此，11月18日下午，在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會見周南時，周南對此前的談判和磋商作出樂觀的評估：「我們很高興雙方談得很好，基本問題都達成協議了，最後就只剩下文件了。」然而，蘇亞雷斯不僅否認了周南對前期會談的評價，甚至突然提出「本世紀內交還澳門，不合適，時間太早，應該考慮在下一個世紀，就是21世紀的適當時間，來解決澳門問題」。當然，蘇亞雷斯拋出的這一方案雖令中方始料未及，卻一直在葡方謀劃之內。因為從談判開始前直至周南的里斯本之行，葡萄牙政客口頭和澳門葡文報刊上諸如2003年、2007年、2017年、2047年等各種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言論就從未消停過，但由於其不屬於葡方代表在談判桌上的正式表態，中方未加以理會。到了這個時候，葡萄牙總統親自與中方代表團團長交涉這一問題，可謂是葡方首次正式明確地提出其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對此，周南當即予以反駁：「貴國的談判代表、特命全權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紀內交還澳門，怎麼你們又提出異議」，「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是必須在本世紀內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絕不能同意將澳門問題這個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去解決，中國政府不會在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作任何讓步」。於是，這場僅限於二人和一名翻譯之間的會談不歡而散。離開總統府時，周南「神色凝重，行色匆匆，一改過往笑臉從容態度」。原定於會談後召開的記者會和在葡國遊覽的行程均被取消。此舉一反中方一向竭力顧全中葡友好合作關係大局的常態，讓葡方措手不及，對其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壓力。11月19日上午，米蘭達主動致電周南要求繼續會談，意識到轉機的周南接受了葡方的提議，重申了中方將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立場。11月22日，周南一行結束對葡萄牙為期5天的訪問，在機場回答記者提問時他再次重申了中方立場：「在本世紀末，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十億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也是中國政府的決心。」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澄清有關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傳言時嚴正聲明：「任何關於超越2000年後交回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至此，無論是對於談判對手，還是對於中外記者，中方都已經明確並正式亮明瞭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不可逾越的底線。
　　眼見中方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底線立場如此強硬，葡方自知已無任何迴旋餘地，便不得不放棄其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政府召開國務委員會議，討論澳門前途問題。該會議認為：「維持澳門的穩定及繁榮，維護葡國的利益，保持及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及合作關係，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葡萄牙不應在歸還日期上與中國意見相左。」「葡國決定在西元兩千年前一天還澳門予中國。」1987年1月20日，葡萄牙外交與合作國務秘書阿澤維多．蘇亞雷斯奉命赴北京通報國務會議的決定。1月21日上午，周南與阿澤維多進一步就澳門前途問題交換了意見。阿澤維多表示：「葡萄牙總理和政府以極大的努力和勇氣考慮了中方對移交澳門日期的立場，同意接受在2000年以前將澳門交還中國的要求，即1999年12月31日移交澳門。」對此，周南既表示高興又覺得其「小氣」，指出：「葡方提出的時間離2000年太近，許多事情不好處理，還是提前一點好。」1月21日下午，國務委員兼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阿澤維多時提議：「將移交澳門的時間定為12月20日。」1月21日晚，周南設宴款待阿澤維多一行，席間進一步指出：「澳門也好，香港也好，葡萄牙也好，你們不是12月25日要過耶誕節嗎？接著就新年放長假嘛！在放長假期間搞回歸慶典，合適嗎？是不是稍微提前一點？」對於中方要求，阿澤維多表示此行沒有肩負談判的使命，需要請示後才能決定。1987年3月7日，葡萄牙政府再次召開國務委員會議，討論澳門前途問題。該會議決定：「接受中國政府的提議，同意1999年12月20日零時，將澳門的管治權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87年3月18至23日，時隔5個月後，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第四輪談判。在本輪談判中，雙方「就協定文本的內容取得了一致意見」，澳門的回歸時間正式得到確認。至此，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談判過程中最核心的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三、認知衝突與利益分歧：中葡就澳門回歸時間進行博弈的原因分析
　　從解決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1999年12月20日」這一具體日期是中葡雙方自澳門問題被提上兩國外交談判議事日程至最終予以解決的過程中，通過試探和談判等形式反復較量、相互妥協的結果。那麼一向被認為「沒有吵架的問題」的中葡兩國為何在這一議題上長期拉鋸甚至不惜公開「吵架」？這個抽象的時間具體有何深層意蘊？中葡之所以就澳門回歸時間進行博弈，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原因：
　　其一，中葡雙方對澳門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和界定。中方之所以最初設想1997年同時收回香港和澳門，原因之一在於對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性質的統一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貫認為：「香港、澳門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在中方看來，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都屬於中華民族在近代積貧積弱時期蒙受的殖民主義恥辱，1997年同時收回香港和澳門，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一雪前恥」的共同願望和情感偏向。對中方有關澳門問題的由來和澳門歷史的理解，葡方則不以為然。在葡方看來，澳門現狀不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是得益於「兩國人民長期以來建立的有益理解」，葡萄牙人之於澳門不是英國人之於香港那樣的殖民者，以後繼續在澳門生活的土生葡人也不應該作為殖民者的後代而存在。正因如此，葡方一直極力反對將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澳門前途與香港前途相提並論，也不接受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這種具有暗示性的方案；更有甚者，葡萄牙人總是情不自禁地嘗試在這座被其稱為所謂「上帝聖名之城」重溫殖民歷史。在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外交談判期間，葡方一些政客和輿論屢屢假借各種周年紀念之名，拋出2007年、2017年、2057年等諸多跨越2000年再交還澳門的方案。對這種挑釁舉動，中方的反對態度一貫堅定、明確。早在1955年，澳葡當局就計畫在里斯本和澳門兩地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以紀念所謂澳門「開埠」400周年。為此，周恩來借接見港督葛量洪和英國代辦歐念儒之機明確表態：「葡萄牙準備以一個月時間大規模地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周年。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答。他們準備這樣做，不僅會刺激在澳門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緊接著，《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給予了措辭嚴厲的警告。最終迫於中方的強烈反對和巨大壓力，澳葡當局取消慶典。另外，1984年國慶剛過，即中方首次就解決澳門問題的方式和時間公開表態後不久，知悉葡方意圖的鄧小平進一步明確指示：「不能讓葡萄牙把澳門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就是21世紀。」顯而易見，中方不可能允許洗雪民族恥辱的澳門回歸慶典具有任何葡方炫耀其殖民歷史和其「光榮撤退」的痕跡，也不可能允許葡方以各種周年紀念為藉口將澳門殖民主義尾巴帶進「千禧年」這一極具象徵意義的時間節點。正是因為1997年和2000年這兩個時間點背後的象徵意義分別挑戰了葡方和中方對澳門問題的不同認知和界定，所以雙方在這一立場上都不肯輕易讓步。
　　其二，澳門回歸時間牽涉中方的國家利益和葡方的現實利益。在澳葡當局的行政管理體系中，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佔有全部高級及絕大部分中級公務員職位，這部分群體的薪金收入每年均佔據葡萄牙在澳門收益的絕大部分。僅以1984年為例，葡萄牙來澳門任職的官員共701人（不含土生葡人）。其中，澳門總督月薪3.07萬澳門元，其他高級公務員月薪從1萬澳門元至2萬澳門元不等；除正薪外，這些葡萄牙官員還享有豁免職業稅、住房、教育、醫療等各種福利津貼。加上土生葡人的同類薪金，這部分群體一年有高達1億多澳門元的收入。除此之外，1979年中葡建交談判商定澳門地位並達成「諒解」之後，澳葡當局相繼推出澳門國際機場、深水港、第二道跨海大橋等一系列試圖跨越2000年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設計畫。這些發展規劃和工程建設在進行可行性研究、設計、顧問和承建時，葡資顧問工程公司都會獲得特別照顧，取得大部分承包合同，進而從澳葡當局每年所進行的公共投資和研究方案支出中獲取絕大部分費用。更有甚者，1974年「四．二五」革命以後，葡萄牙國內政黨林立、黨爭不斷。這些政黨為增加選票和活動經費、強化自身的力量和影響，均十分重視在澳門建立組織、開展活動。其手段或是通過澳門總督獲取巨額款項作為競選費用，或是通過博彩公司等牟取巨額「政治獻金」，後面這部分收入更是不計其數。可見，葡萄牙在澳門擁有不容小覷的現實利益。在談到葡方為何想儘量遲地交還澳門時，周南切中要害地指出：「葡萄牙能多從澳門撈錢。」
　　中方由於對葡方竭力維護殖民利益的想法了然於胸，所以對其不斷推遲交還澳門的各種主張一直十分警惕，在葡方沒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絕不輕易讓步。中方之所以不能接受葡方在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除了不能容忍澳葡當局繼續盤剝澳門民脂民膏之外，還有更為宏觀的戰略考量。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葡屬幾內亞非洲獨立黨訪華團等外賓時專門談到澳門問題：「在我們中國大陸上，帝國主義都回去了，它是被我們趕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國現在還有一塊小殖民地，我們只要用一個指頭，他們就會跑掉。為什麼不用一個指頭把他們趕跑，讓他們留著呢？這是因為首先臺灣還由美國人佔領著；其次還有香港，由英國人管理著；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門。讓他們管理幾天，也許幾年，也許更長一點時間。那些地方不大。我們先把最大一塊弄好，那三個地方將來再說。」1975年3月24日，毛澤東同王海容、唐聞生談及與葡萄牙建交事宜：「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門問題，收回澳門就會影響香港，而香港又會影響臺灣。」在中方看來，「澳門問題不僅是澳門問題而且包括香港問題」。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戰略考量中，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臺灣問題從來都是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因此，在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過程中，中方所考量的絕不僅僅是澳門問題本身，還包括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特別是當時對改革開放事業與和平統一大局具有關鍵作用的香港問題。因此，中方之所以一開始傾向於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為防止港澳回歸的「時間差」影響香港社會經濟穩定，這絕非多慮。在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初期，葡方就公開宣稱：「希望澳門在九七年後『歸還』中國，以便吸收香港因九七問題而外流的資金。」這無異於公然挑戰中方對確保過渡時期內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視程度，中方對1997年後、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些微時間變化都慎之又慎，遑論葡方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

四、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
　　在中葡兩國具有重大認知衝突和利益分歧的情況下，中方仍然實現了在20世紀內收回澳門的底線目標，有效捍衛了民族尊嚴，維護了國家核心利益。當前，在領土與主權爭端問題上，我國同有關當事國的矛盾依然複雜；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內政問題上，我國同一些外部干預勢力的鬥爭依然尖銳。對此，我們可從處理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過程中總結一定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其一，加快發展步伐，增強國力。正是基於不斷提升的綜合國力，我國才能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指導下，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新時代，面對當前國家安全領域的各種風險挑戰，我們必須繼續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進一步增強我國綜合國力，這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最堅實的後盾。
　　其二，發揚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在面對當前國家統一和國土安全領域的各種風險挑戰時，要實現既定目標任務，既要提升綜合國力，還必須發揚鬥爭精神，進行偉大鬥爭。只要某些風險挑戰危害到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危害到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我們就必須丟掉幻想，堅定鬥爭意志，敢於出擊、敢於鬥爭；同時要堅持鬥爭方向，堅定鬥爭立場，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必須取得鬥爭勝利。
　　其三，注重策略方法，善於鬥爭。應對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不能作盲目鬥爭，要非常注重策略方法，堅持有理有利有節，講求鬥爭藝術。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鬥爭策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鬥爭中爭取團結，在鬥爭中謀求合作，在鬥爭中爭取共贏，在鬥爭過程中抓主要矛盾和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