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雲激蕩的年代,任何文物都可能有散佚、消失的命運,跟國家的命運相比,一個物件的命運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但就有這樣一位偉人,守護了國家和人民,也守護了泱泱華夏的歷史,他就是周恩來。
周恩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政府總理,對歷史遺產和文物特別關心、愛護,對文物考古工作特別支持、關注。周恩來不僅慧眼識寶,而且採取措施,挽救了一批價值連城的國寶級文物,使其免遭流失海外的命運。
批准成立文物收購小組
秘密收購流失的珍貴文物
1949年之前,由於中國內地戰火不斷,許多收藏家攜帶珍貴文物避居香港。後來,又因為種種原因,這些收藏家或者其後人開始變賣、抵押這些堪稱國寶的文物。文物面臨再度散失的危險。時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鑒賞家和收藏家,懂得這些文物的歷史價值,所以他立即向周恩來總理打了報告。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人民政府急需恢復生產,改善民生,面對全國上下百廢待興這樣一個巨大的攤子,國家建設最缺乏的就是資金。在當時,用於回購珍貴文物的資金有限,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刻,鄭振鐸的建議還是得到周恩來的堅決支持。1951年3月,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同意由國家撥專款搶救文物,並成立香港「文物收購小組」,專門負責回購流失在香港的珍貴文物。
回購行動秘密進行。1950年初,《五牛圖》被一位寓居香港的愛國人士發現。這幅唐代畫家韓滉創作的《五牛圖》,是現存最古老的紙本中國畫,也是少數幾件唐代繪畫作品真跡之一,位元列中國十大傳世名畫。1900年,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五牛圖》被劫出國外,從此杳無音訊。周恩來收到這位愛國人士的來信,信中說,他本來想從畫商手中收購此畫獻給國家,但苦於財力不足,迫切希望人民政府能購回這件流失的繪畫珍品。周恩來立即指示文化部組織專家赴港。經鑒定,這幅《五牛圖》確系真跡,經過多次交涉,最終以6萬港幣買下。
1951年,張大千從印度回到香港,準備移居南美。在滯留香港的一年時間裡,收藏家徐伯郊與張大千時常往來,談笑甚歡。其時,鄭振鐸與徐伯郊亦有聯繫,鄭振鐸便請徐伯郊爭取通過張大千的關係,儘量多收購一些流失在海外的中國書畫名作。徐伯郊把鄭振鐸的意思轉告張大千後,張大千把自己最心愛的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瀟湘圖》、北宋劉道士《萬壑松風圖》以及敦煌卷子、古代書畫名跡等一批國寶,僅折價2萬美元半賣半送地給了祖國。
文物收購小組進行的項目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從香港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民國四大收藏家之一的郭葆昌去世後,他的兒子郭昭俊攜帶乾隆皇帝最喜歡的「三希堂」中的兩件即《中秋帖》和《伯遠帖》等文物,於1949年解放前夕去了香港。1951年9月,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離京出訪印度、緬甸,途經香港短暫停留,得悉郭昭俊將這兩件珍貴字帖以10多萬港幣抵押於香港滙豐銀行。一年後抵押期滿,當時已漲價至48萬港幣,郭昭俊無力贖回,準備出售,許多外國行家都在覬覦這兩件珍寶。
鄭振鐸將此事報告周恩來後,周恩來立即給當時負責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3條指示:第一,派專家赴港鑒定,確定真偽,如系真品,立即購買;第二,派可靠人員專門護送,確保安全;第三,文物運回後,交給收藏條件好的單位妥善保管。
經周恩來批准,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上海文管會副主任徐森玉專程南下鑒定真偽,並商討洽購。他們幾經周折進入香港,確定這兩幅字帖都是真跡,於是以48萬港元向滙豐銀行贖回,同年12月入藏故宮博物院。
此後,文物收購小組又在香港陸續收購了許多珍貴文物,如宋徽宗《祥龍石圖》、馬遠《踏歌圖》、李唐《采薇圖》、吳鎮《漁父圖》等40多件書畫作品,都是古代繪畫藝術的珍品。
今天,假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沒有入藏《韓熙載夜宴圖》《中秋帖》《伯遠帖》……該是多麼大的遺憾!而這每一件國寶的回歸,都傾注了周恩來的心血。
多次出面保護故宮
恭王府得以保留「天下第一福」
北京故宮有房屋9999間半,是世界現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明、清兩代曾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這座中國古代建築精品能夠較為完整地保存至今,與周恩來是分不開的。早在1948年解放軍包圍北平時,周恩來就向毛澤東主席提出建議,攻城時,一定要保住故宮古建築;他還請來著名建築專家梁思成標明故宮和其他古代建築的位置,並印在軍隊戰士手冊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北京作為首都,自然要重點建設。在編制建設規劃時,許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宮。一些出身貧苦的老幹部也要求拆除故宮,因為他們一看到故宮就想到舊中國統治下的窮人受苦受難情景。蘇聯專家也建議拆除故宮,把中央行政區放在故宮的位置。在此情況下,周恩來挺身而出,力主保住故宮。他認為:要破除封建思想,最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進步,不在於拆除一座宮殿。故宮是古代建築的典範,保留下來,可以供人民參觀。這樣,拆除故宮的意見被否定了。
在「大躍進」運動和「文革」時期,周恩來也多次出面保護故宮,使之免遭胡亂改造和拆除的命運。1966年8月18日晚,周恩來得知有「紅衛兵」準備第二天沖入故宮,立即作出關閉故宮的決定,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故宮工作人員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一方面拒不開門,一方面加以勸說。從此,故宮大門關閉5年之久,在許多地方的名勝古跡慘遭破壞的時候,故宮得以倖免。1971年7月,在故宮博物院即將重新開放之際,周恩來請郭沫若組織班子編寫《故宮簡介》,並逐字逐句審閱修改、定稿。
1966年「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和「造反派」在「破四舊」的號召下,多次跑到頤和園,揚言要「挖掉萬壽山,填平昆明湖」。萬壽山、昆明湖面積很大,真要動手,很不容易,於是,他們把目光盯在頤和園東宮門外的過街牌樓上,要把它砸掉。就在「紅衛兵」架好梯子登上牌樓,準備將其拉倒之際,周恩來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電話給頤和園管理處,要他們制止「紅衛兵」行動,並派秘書到現場,向「紅衛兵」頭目說明道理,鄭重地向他們傳達了「頤和園的牌樓必須保護,不准拆除」的嚴肅指令。這個牌樓因此得以被保護下來,至今仍然豎立在頤和園東宮門外。
恭王府是清代北京規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後作為清朝大貪官和珅、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愛新覺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成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稱也因此得來。恭王府歷經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歷史進程,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故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說法。1962年,周恩來專門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關部門撥款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時,考古人員在王府後花園的秘雲洞內意外發現失蹤已久的「福字碑」。現在北京人常說「到故宮要沾沾王氣,到長城要沾沾霸氣,到恭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氣!」說的就是恭王府發現的這塊碑。這塊碑是康熙皇帝當年為祖母孝莊皇太後身體安康而御筆親題,加蓋有「康熙御筆之寶」印璽的「福」字所刻就的青石碑。周恩來得知此碑被發現後,欣然將其命名為「中華第一福」,又稱「天下第一福」。
明確文物保護管理方針
具體指示馬王堆漢墓發掘工作
20世紀50年代,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時期,這也給文物保護工作帶來新的課題。在建設中,常常會觸動地下和地面的文物。這些文物該不該保留,哪些要保留,哪些該拆除,應該遵循什麼原則,周恩來在1953年的一次政務院會議上說:「我對文物問題很感興趣,然而面對今天大規模建設事業,假使在保存歷史文物問題上主導思想不一致,北京的城市規劃就會遇到問題。」「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遺產,就要使其發揚光大。我不是說我們要前進,要發展文化,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遺產,不是的,我是強調要推陳出新。」「不加選擇、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僅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周恩來認為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們的發展結合起來,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發展前途,至少是一種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域的、長遠的看法。只有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才能使古代文物傳之久遠,對全人類的文化有所貢獻。
1954年,北京的城市建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原來的街道太窄,早已不適應飛速發展的交通要求。當時,北京的大街小巷還保存著許多牌樓,有的已成為城市交通發展的嚴重障礙,這些牌樓究竟是保存還是拆除,提到了國務院會議上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全部拆除;也有人力主保留,甚至慷慨陳詞,潸然淚下。周恩來耐心地聽完雙方的爭論後,意味深長地引用了李商隱的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嚴肅地指出那種完全不考慮城市建設發展的需要,而片面強調要保護牌樓的人的「黃昏」思想,並且決定把那些嚴重妨礙交通的牌樓拆除,其中有一定藝術價值的遷移到別處加以保存。
1961年,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物保護管理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公佈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和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確和強調了文物保護管理的方針。從此,文物保護管理工作進一步納入計畫管理的軌道。
1966年11月,北師大的「造反派」來到曲阜,發動所謂「討孔運動」。他們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魯國故址,砸毀古碑,刨平孔墳……周恩來得知情況後,立即作出指示:「曲阜的『三孔』建築決不許任何人破壞。」周恩來的及時制止使「三孔」免遭更大的破壞。1969年,周恩來頂著各方面的巨大壓力,毅然下達大修孔廟大成殿的指示,由國家撥款13萬元,重點維修大成殿。山東省和曲阜縣有關部門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於1970年就完成了大成殿的大修任務。
北京古觀象臺,明清兩代的國家天文臺,建於1442年,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臺之一,以建築完整、儀器精美、歷史悠久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獨特地位而聞名於世。從明正統初年到1929年,該古觀象臺進行天文觀測近500年,保存了一批珍貴的古代天文、氣象觀測記錄和資料資料等,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氣象觀測記錄資料。1967年,北京交通建設的初步規劃路線要經過建國門的古觀象臺,施工指揮部提出了拆遷建國門古觀象臺的方案。這個重要的文物遺跡一旦被拆毀,將永不復存;如果搬遷,也會對資料數據造成重大損失。對此,周恩來批示道:「這個天文臺不要拆,看繞過成不成,有什麼困難,寫個報告來。」這座當今世界上保存天文儀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臺就這樣被保留了下來。
周恩來在1972年對長沙馬王堆三座漢墓的發掘作了5次指示。「文革」期間,一些機構尚不健全,對一號墓出土的女屍如何處理,大家意見不一。有人說屍體不是文物,不必保存,竟將女屍在沒有經過處理的情況下放在長沙的公園裡展出。2000多年前的女屍保存完好,成為當時長沙的一件奇聞,參觀者人山人海,一時間將公園內擠得水泄不通,擠傷踩傷了不少人。
時任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的王冶秋知道這個情況後非常氣憤,立即到長沙制止女屍展覽,並將情況報告給周恩來。1972年6月17日,周恩來指示,將出土的屍身和衣著、帛文轉移到冰室,作消毒、防腐處理,轉至湖南省博物館存放。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王冶秋等人將女屍小心翼翼地送到湖南省博物館,對女屍進行了消毒、防腐處理。從發掘領導小組的組成到技術力量的安排,周恩來都作了十分周到的佈置,有些細節,甚至比專業人員還考慮得周密。在解剖女屍過程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國務院請示彙報,得到了周恩來的親切關懷。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績,與周恩來的具體指示是密不可分的。
撥專款搶修敦煌莫高窟
鼓勵叮囑工作人員繼續努力
周恩來生前雖然沒有到過戈壁灘上的敦煌莫高石窟,可是,他時時關注著這個聞名中外的石窟文物藝術寶藏的維護與修復工作,關懷為保護和研究敦煌莫高石窟文物藝術獻出畢生精力、在沙漠中奮鬥多年的常書鴻以及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佈敦煌莫高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為了進一步推進文物保護工作,向中央文化部呈交了《關於加強保護莫高窟群的報告》,提出為防止鳴沙山山體向前移動造成石窟岩壁倒塌,避免敦煌壁畫彩塑損毀,做好加固工作的意見。報告呈送國務院後,受到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國務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率領的10多名專家學者,組成敦煌工作組前往莫高窟進行考察論證。要維修這座歷經1600多年、規模宏大、屢遭人為嚴重破壞和風雨侵蝕的石窟,耗資較大,而當時我國剛剛度過三年困難時期,內憂外患,財力十分拮据。為此,專家們制定了一個先搶救最危險地段,再分期分段實施全面保護的長遠規劃。
1962年,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會上,常書鴻和赴敦煌考察論證的專家學者向周恩來全面彙報了敦煌莫高窟的情況和搶修的具體方案。周恩來表情嚴肅,語重心長地說:「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寶貴的文化藝術遺產,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解放前已遭受過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劫掠和破壞,現在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否則,我們這些人不能向後世交代。」當時,國家財力特別困難,全國各地已停止修建樓堂館所,全力以赴發展工農業生產,周恩來仍然果斷做出決定,批准撥巨額專款用於大規模搶修敦煌莫高窟。
在周恩來的關心重視下,新中國成立後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搶修拉開了序幕。這是一項集開鑿隧道、支撐懸崖絕壁、夯實基礎、加固岩壁等於一體的結構複雜的浩大工程,中央決定由鐵道部承擔重任。消息傳來,極大地鼓舞了長期從事研究保護敦煌藝術的專家和工作人員,也鼓舞了敦煌人民支持這項千秋事業的決心。
搶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開始,歷時3年,在鐵道部職工和搬運工人披星戴月、風餐露宿的奮戰下,攻克了一道道難關,於1966年竣工。整個工程在石窟群南北區總計4040米的長廊中,加固了195個石窟,製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擋牆砌體和樑柱,對363米的岩壁做了徹底的加固,安全地解決了400多個洞窟上下4層之間的往來交通。鋼筋混凝土和花崗石砌體代替了唐代文獻記載的「虛欄」。層層疊疊、巍峨壯觀的堅固棧道為工作人員和中外遊客提供了安全舒適、暢通便捷的交通通道。敦煌莫高窟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保護最好的石窟,也成為周恩來關心和保護敦煌藝術的不朽豐碑和歷史見證。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周恩來利用做政府工作報告的休息間隙,邀請常書鴻到休息室,向他詢問了敦煌莫高窟的搶修情況和有待解決的問題。常書鴻向周恩來彙報說:「莫高窟進行的大搶修工程一切進展順利,同志們加班加點,夜以繼日,力爭在1966年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時完工。」周恩來點點頭說:「這很好,在那時候完工,莫高窟將又是一個新面貌向世人展示,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又是一個新的開端。」他叮囑常書鴻說:「在搶修時一定要注意保護好文物,不能讓敦煌壁畫和塑像受到損壞,一千多年了,保留下來不容易,一定要小心謹慎。」常書鴻沒想到周恩來在百忙之中,連開會期間還這樣惦記著敦煌,他心情激動地聆聽著周恩來的諄諄教導。周恩來還說:「敦煌工作不是一輩子所能做完的,必須子子孫孫都在那裡繼續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常書鴻向周恩來保證說:「請總理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帶給敦煌全體工作同志,一定要把敦煌文物工作當作祖祖輩輩一代接一代的事業幹下去!」
1966年10月,首都「紅衛兵」公開說:「敦煌藝術沒什麼可以繼承的東西。敦煌藝術是精神鴉片!」被煽動起來的「紅衛兵」從全國各地沖向莫高窟:專家學者被一一批鬥,更嚴重的是,「紅衛兵」還計畫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周恩來得知情況後,親自簽發了國務院「關於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衝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後期清理」的文件。
敦煌莫高窟終於有驚無險,免遭一場劫難,憑藉周恩來親自簽發的這份國務院文件,平安度過了「十年文革」歲月。
陪同法國總統訪問大同
訂下雲岡石窟三年修繕之約
1973年9月15日,周恩來陪同來訪的法國總統蓬皮杜一行參觀雲岡石窟,重點參觀了第20窟、第7窟和第5窟。周恩來對1500多年前的北魏石窟藝術看得十分認真、細緻,不時地詢問它的歷史沿革、藝術價值和維護情況。大同市文物管理所所長李治國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不時點頭,表示滿意。
參觀完石窟,周恩來陪同蓬皮杜總統來到雲岡東小院接待室休息。周恩來一邊喝茶,一邊對蓬皮杜總統說:「您對這個地方很感興趣,我也很感興趣,我們的政府對這裡很重視。」他問同來的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王冶秋:「雲岡石窟修繕好需要幾年?」王冶秋回答:「按現在的規劃,需要10年。」周恩來強調說:「10年太長了,你們計畫一下,雲岡石窟的維護工程要3年搞完。時間太長,我們都看不到了。」當周恩來陪同蓬皮杜總統走出接待室時,一大批中外記者圍在東小院裡,總理、總統並排站在屋簷下,向記者們發表了談話。周恩來首先對80多名法國記者說:「感謝你們的總統把我帶到這裡來,如果總統不來,我是沒有時間來的,這是中法兩國人民友誼的又一見證。」周恩來洪亮的聲音在武周山谷迴響,他的話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對民族文化遺產的高度重視。
當天下午,蓬皮杜總統休息時,周恩來對工作人員說,他想去華嚴寺看看。上、下華嚴寺是遼金時期修建的,雖經歲月更迭,卻保存完好。殿堂建築藝術和佛像塑造都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尤其是大雄寶殿牆上的壁畫,色彩、人物形象都很有特色。周恩來站在壁畫前看了又看,很感興趣,說:「這些壁畫很精彩,一定要保護好。」
周恩來又走到大殿藏經櫃前,觀看了藏經卷,邊看邊說,這些經卷是最珍貴的文物,要精心保存好。走出大殿時,他站住了,向省市陪同人員仔細詢問了有關寺院的裝修情況,並囑咐一定要把這座古寺院保護好。他從上華嚴寺出來,走下臺階,來到九龍壁前非常仔細地觀看,從左邊走到右邊,又從右邊走到左邊。大同九龍壁的九條龍的形象、色彩和北京北海公園的九龍壁幾乎一模一樣,可是面積大多了,是全國最大的九龍壁。周恩來在九龍壁前欣賞很久後說:「九條龍一條一個樣,比北京的要好。」他再三囑咐陪同他的省市負責同志,「一定要保護好這些文物古跡」。
之後,周恩來陪同蓮皮杜總統前往杭州訪問。離開大同時,在機場對王冶秋和當地負責人說,一定要把雲岡石窟修繕好,保護好這裡的華嚴寺等名勝古跡,並說:「3年後,我要來看修繕完好的雲岡石窟。」後來,周恩來在病中還詢問過大同雲岡石窟的修繕情況,大同人民沒有辜負周恩來的囑託,用3年時間將雲岡石窟的修繕工程如期完成了。但遺憾的是,周恩來沒能實現再去雲岡石窟的願望。
自從周恩來陪同蓬皮杜總統訪問雲岡石窟之後,通過隨同總統來訪的100多名各國駐巴黎記者向西方世界作的大量報導,大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越來越高,成千上萬的外國朋友和海外遊客慕名而來,觀瞻和遊覽這個古老而文明的城市。
視察洛陽龍門石窟
向客人介紹中華文化藝術
周恩來於1973年9月15日視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之後,又在同年10月14日視察了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這次他是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和夫人到洛陽參觀訪問。
特魯多總理在中國和加拿大建交3周年之際,來中國正式訪問。特魯多總理10月10日到京,活動很多,排程得很緊,許多活動周恩來都要出席。
10月13日這一天的活動更是特別多。當晚,特魯多總理和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賓主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宴會後,貴賓們即將去洛陽參觀訪問,周恩來決定親自陪同前往。那時,周恩來已抱病在身,但依然日理萬機,國內外事務繁忙,工作人員生怕總理太累,就勸說他路途太遠,不一定非得陪同客人前往。周恩來說:「我沒有去過洛陽龍門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大同雲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是中國著名的三大石窟藝術寶庫,我想去看看。」
當晚,周恩來陪同特魯多總理和夫人乘專車前往九朝古都洛陽,14日上午11時30分到達,午宴後,稍事休息,就驅車前往距洛陽南12千米的龍門石窟參觀。
龍門石窟最著名的洞窟分佈在伊水西岸的龍門山上,是西元五世紀末北魏孝文帝從平城(大同)遷都到洛陽前後開鑿的。龍門石窟與雲岡石窟異曲同工,各有特點,經過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諸朝相繼建造,前後有400多年,形成了龐大的佛教石窟群。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給洛陽這座千年古都留下許多稀世古跡,其中不少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龍門石窟則是重點之一。
在參觀中,周恩來陪同特魯多總理聽取解說員對這座石刻藝術寶庫的介紹。龍門石窟現存石窟1300多個,佛龕750多個,造像有10萬尊,大小不一。周恩來和貴賓們非常有興致地參觀了賓陽三洞、潛溪寺、萬佛洞、千佛洞、古陽洞和奉先寺等主要洞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奉先寺,它是一座露天佛龕,位於龍門西山南部的山腰,南北寬36米、東西深41米,是唐高宗時期建造的。主佛盧舍那佛坐像身高17.4米,頭高4米。這尊佛像形象生動,面貌自然、安祥、親切,雕刻精緻,具有高度的藝術感染力,兩旁站立多位菩薩弟子。周恩來同貴賓在佛龕前欣賞許久,並一起合影。周恩來雖然是第一次來龍門石窟,可他博學多識,在參觀中,不時地向客人介紹中國的佛學歷史和石窟雕刻藝術。看到一些佛像和洞窟有些破損,他立即找來陪同的地方領導人,詢問對石窟的保護情況和修繕計畫。周恩來指出:這是中國的文化藝術寶庫,是古代留給子孫後代的珍貴遺產,一定要多加保護,及時修繕。
1976年1月8日那個寒冷悲痛的日子,周恩來總理離開了熱愛他的人民。但他為保護中國歷史文化遺產所作出的貢獻,已經成為歷史佳話。
(付順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