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演員鄭爽疑似代孕棄養的消息刷屏網路，遭口誅筆伐。這一事件離陳凱歌導演的短片《寶貝兒》引發熱議並不遙遠。2020年12月，這一代孕主題濃厚的短片雖在片尾標明代孕違法，但因將相關情節刻畫得過於「溫暖」，引發爭議，《人民法院報》發文嚴肅正告「別以身試法！」
　　影視明星新聞發酵後，是社會新聞上熱搜。四川47歲的代孕媽媽吳川川（化名）因感染了梅毒，遭客戶退單，孕育新生兒的過程讓代孕媽媽產生感情，最終選擇生下孩子。此後，她因生活拮据賣掉出生證，孩子無法上學。於是她不遠萬里去找孩子的生物學父親，希望幫孩子上戶口，並表達繼續撫養孩子的願望。孕檢分娩衛生條件差、代孕媽媽掙扎在貧困線、親生父母可以退單、代孕兒身份難以認定……此事折射出代孕鏈條數宗罪，匪夷所思程度令人咋舌，引起公憤和相關部門關注。
　　《環球人物》記者尋訪代孕產業當事人後發現，無論是上述這些離奇的現實故事，還是故事背後的代孕需求和產業鏈，都已存在和發生很久了。在現實中面臨「難言之隱」並尋求代孕的人們，一旦在後續任何一個環節發生意外，就會發生親骨肉被退單、棄養等惡性事件。
　　借腹求子的生物學父母及其家族的所有成員、懷胎十月的代母、與孩子有關的所有當事人，都要面臨複雜卻難以回避的社會、倫理學難題。與這些難題並行的，還有一條充滿罪惡的產業鏈，至今仍在地下猖獗且肆無忌憚地運作著，亟待立法、司法和執法的重拳整治。

倫理關係，終生難捋順
　　代孕事件發酵後，《環球人物》記者尋找有過代孕經歷的當事人，但他們全部給出拒絕採訪的回復。一位元做過專題報導的同行說，在給之前聯繫過的當事人發微信後，他驚訝地發現，有人已經將他刪了，有人無論怎麼發資訊都不回，有人簡單回復「不方便說」應付了事。「一位求子多年終於代孕成功的當事人，經常在朋友圈曬娃，我發現他最近直接將朋友圈關了。」刷屏的熱搜新聞，不可能不引起他們的警惕。記者的追問，也讓這位同行反思了一下往事：「當年的採訪，以為真的瞭解了他們，但現在看來，有些東西恐怕要伴隨他們終生。」
　　這種大面積拒絕，也是一種回應，而且更讓人揪心，因為這正折射出伴隨他們終生的心理陰霾。這些曾經尋求代孕的父母，都在努力抹去代孕的痕跡。在孩子成年之前，他們不會告訴孩子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要和代母斷絕所有可能的接觸和聯繫，斷絕一切意外發生的可能。如今，面對滔滔輿情，記者就成了他們最忌憚的人，他們不允許哪怕一絲一毫的可能洩露身份，導致重大家庭變故。
　　但是，人生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些靠默契保守的秘密，總有被說穿的那一天。到那時，這些代孕家庭又將面臨怎樣的考驗呢？
　　樹欲靜而風不止，不是所有家庭都能獨善其身。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熊燕法官分享了她審理的一個案例。小李和小王婚後多年，窮盡各種醫學手段，仍無法懷孕。後來只得通過小李的精子和他人卵子的結合，代孕生育一對雙胞胎。但最終，兩人還是分道揚鑣了。
　　小李理直氣壯地向法院起訴，稱小王和兩個孩子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小李異想天開地認為，孩子與生俱來的基因，就能成為判定歸屬的標籤，他試圖割斷孩子和小王的所有聯繫。「這樣一些真能如願鑽到法律的空子，讓代孕成為不可逆轉之客觀事實的當事人，事後卻又如此任性企圖任意決定孩子的歸屬。法律也許可以對所有從事、參與代孕的相關人員進行經濟制裁甚至刑事處罰。可是，然後呢？那些因代孕而出生的孩子，卻並不能因事後的制裁而消失。」熊燕說。
　　最終，法庭裁定駁回小李的起訴。那些因代孕來到世界上的弱小生命，才是一起起糾紛案中最無辜的存在。熊燕說，法庭更多考慮的是孩子的身份認同，「如果你是那對雙胞胎，你是否會問：為什麼我的爸爸竭力否定我的媽媽？我因何而來，又是什麼（商品還是人）？我到底有沒有媽媽？」
　　然而，事情的發展肯定不會以案件審理的終結而終結。當孩子長大成人，回望父母的案件時，又將面臨怎麼樣的倫理困境呢？
　　上海埃孚歐律師事務所主任譚芳曾代理中國首例代孕監護權案。譚芳向《環球人物》記者講述往事時，仍對當事人陳女士找到她時目光中的驚慌、絕望和懇切記憶猶新，「她聲淚俱下地哀求：一定要救救我和孩子！」
　　此前均有婚史的陳女士和羅先生於2007年結婚。因陳女士不能生育，夫妻倆花90萬元借卵生子，成功代孕一對龍鳳胎。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羅先生在2014年2月突發疾病去世，一雙兒女隨陳女士生活。但僅過大半年，公婆就將陳女士起訴至法院，要求奪回撫養權。
　　法庭上，陳女士情緒激動地向法庭敘述著幾年間為兒女做的瑣碎事，言語急切，恨不得把和孩子朝夕相處的一切全說出來。但她的神情卻充滿恐懼，因為她和孩子之間並無血緣關係，撫養權很可能被奪走。果然，一審判決將孩子判給了祖父母。
　　隨後，陳女士找到譚芳，哀求她作為自己的上訴律師。譚芳詳細瞭解了該案經過，並問陳女士，孩子的祖父母打算怎樣撫養孩子。「他們要將一個孩子送到農村老家，一個孩子送到遠在美國的女兒那裡，而女婿明確表示他們在美國也是工薪階層，撫養自己的孩子尚且吃力，為何撫養別人的孩子？」兩個孩子不能再和陳女士生活在上海，還要天各一方，命運會面臨巨大轉折。
　　如果說爺爺奶奶的態度讓譚芳吃驚，那麼背後情況更讓譚芳擔憂。陳女士稱，羅先生生前擁有一家企業，留下了豐厚資產。他生前的三段婚姻中，和首任妻子育有一兒一女，兒子判給自己，女兒判給前妻；和第二任妻子沒有子女，和陳女士通過代孕有一兒一女。「羅先生公司的法定繼承人有7個——父母、四個孩子、陳女士，他的大兒子已成人，祖父母真正想的是大孫子和他們加起來是7人中的3/7，不足以掌握這個公司，而加上這一對代孕的龍鳳胎就是5/7，佔據了大多數。」
　　2016年6月，上海市一中院改判孩子監護權歸陳女士所有，全國首例代孕監護權案落下帷幕。
　　譚芳看清了事情的本質，所謂「血脈官司」，其實是一場公司股權之爭！由於孩子的特殊身份，使得案件中的倫理關係非常混亂。作為有血緣關係的祖父母，並未和孩子一起生活過，只將其作為爭產籌碼。作為沒有血緣關係的陳女士，卻聲淚俱下地訴說同孩子的濃厚情感。
　　在鄭爽疑似代孕棄養的錄音中，那一句夾帶髒話的「這個孩子真的打不掉，我都煩死了」，引發眾怒。然而，這種冷漠其實是眾多代孕案例中的通病。在吳川川被退單的客戶身上，在小李身上，在陳女士的前公婆身上，由於代孕而扭曲、淡漠的親情觀，嚴重衝擊著傳統倫理，值得深思和警惕。「母親的孕育過程是非常重要的，缺少這個環節會缺失感情的培養」，譚芳說。

造孽、血腥的黑產業鏈
　　與嚴防死守的代孕當事人不同，潛伏地下的代孕操盤手仍然在活躍地招攬著生意。《環球人物》記者以37歲求孕者身份暗訪了一家名為「惜緣孕育」的機構，對方開門見山地發來業務詳情，無論是夫妻試管嬰兒代孕，還是借精、借卵代孕，項目一應俱全。
　　「怕有糾紛，看到有新聞說代媽反悔？」「做成胚胎，後期的法律風險，你們怎麼保證？」「後期一系列流程，怎麼保證機構的安全？」當記者提出這些顧慮時，對方除了用「你想得太多」之類的話搪塞，將話題直接往重點方向引——先考慮取出卵子，做好合格的胚胎。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提供了與顧客的聊天截圖，「這個一側基礎卵泡數量有三到五個，最後只取出一個卵子，而且不能用」。
　　他不停地製造「年齡越大，成功率越低」的焦慮，「你這個年紀，自己懷的成功率連30%都沒有」，同時還主動提出不少看似為客戶著想的建議。他說，「促排（卵）只需要10天，如果這個時間都沒有，我們全國各地都有機構，可以就近給你安排助理或護士，上門打促排針，等取卵時來我們機構就行。」胚胎成功後，為確保成功率，「建議你可以同時進行，在愛心媽媽身上和你自己身上都移植一個」。
　　機構負責人介紹，二代試管「不包風險包醫療」套餐費用9萬元，包括手術費、促排費、移植費、冷凍費；三代試管「不包風險包醫療」套餐費用14萬元，相比二代試管能篩查出120多種遺傳疾病，並可篩選男女性別。「當做完基礎卵泡和AMH卵巢功能儲備後，我們綜合評估給出方案」，如果條件合格，還有零風險的28萬元套餐，兩年內不成功全額退款。「如果找代媽，就在28萬的基礎上再加30萬」，機構負責人說，各項要求加碼疊加在一起就是找代媽的58萬元費用。而從全國各地的曝光案例看，黑市中的代孕費用在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
　　這家機構的代孕媽媽基本以偏遠地區的農村婦女為主。他說，機構總部位於湖北武漢，代孕媽媽以前主要來自潛江市，而近兩年，以雲貴川地區的農村婦女居多。她們都是有過生育經驗的婦女，否則沒有機構敢錄用。「你說怕寶寶生下來不給你，人家有自己的寶寶啊，幹嘛要你的？她既然來做這個，老公也都是知道的。」說到這個話題，這位元負責人露出兇狠一面：「你放心，萬一出狀況。她有身份證在的，就算跑到天涯海角，都可以把她找回來！」
　　操盤手背後，是一個勢力龐大的、精心佈局的產業鏈。機構負責人與《環球人物》記者的上述對話，處處隱藏著細思極恐的細節。
　　在河南電視臺近日針對代孕地下產業鏈的起底調查系列節目中，記錄了不少真實的產業亂象。捐卵的年輕女孩被稱為「卵妹」，攝像機下，她們被發現在一間環境嘈雜、骯髒不堪的辦公出租屋內做體檢。在當地衛健委突擊端掉的「鄭州市天子生殖實驗室」內，各種醫療檢查設備一應俱全，辦公桌上還有厚厚一摞「卵妹」檔資訊，這些女孩大多為18歲到21歲不等的「00後」，每張單子上詳細記錄著她們的身高、體重、卵子品質、服藥資訊。在一處看似平常的居民社區，當地執法機關得到線索突擊搜查，端掉了一處窩藏代孕媽媽的據點，4名代孕媽媽被安排住在一起，一名專職保姆進行日常照料。一位孕婦說：「孩子的父母我不認識，移植胚胎的時候，我被蒙著眼睛，不知在哪裡。」另一位孕婦說：「欠了外債，才做代孕，沒想過生產的後果。」還有一名剛在上月底生產的代孕媽媽在坐月子，她說，孩子在指定的醫院剛生下來就被抱走了，自己不知道孩子叫什麼名字。
　　整合這些資訊可以看出，代孕媽媽的經濟狀況普遍不佳，在進行胚胎移植、養胎看護、生產分娩，甚至產後護理時，都有一套完整打通的地下產業鏈條。而這個鏈條中，最底端的當數代孕媽媽。山東衛視2017年曾暗訪湖北省潛江市的「代孕村」，村民說當地的代孕之風已至少10年時間了，有人甚至生了三四個還在繼續生。雖然生一胎會有20萬元到25萬元不等的誘人報酬，但代孕媽媽的危險和艱辛程度是超出想像的。為了保胎，「屁股打針有打得腫起來的，打完這個地方全都是硬的，一天一針，連續75針」。甚至有50多歲的高齡代孕媽媽，也有代孕身亡的例子，「上次一個姑娘三十幾歲，生完一個，第二年又懷的時候，刀口開了，人死了賠好多錢」。
　　還有媒體暗訪爆料，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多因父母中途退單、棄養的寶寶，都被代孕仲介推銷給其他客戶，這是一種變相拐賣。可見，代孕機構對《環球人物》記者提出的自己懷一胎，他人代孕一胎的方案，明面上是好意，實則包藏禍心。一旦兩胎皆成功，客戶又棄養，另一胎就成為他們明碼標價的商品。

「最無辜、受害最深的是孩子」
　　梳理有關禁止代孕的法律條文，最明確的是 2001年原衛生部頒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否則會被罰款以及行政處分，非醫學需要的代孕行為屬於違法行為。而如果機構、仲介、個人等非法從事組織和代孕等行為，亦屬於違法，情節嚴重的，涉嫌非法行醫、非法經營等犯罪。
　　「在陳女士案子一審判決之前，我在電視節目的討論中發表了支持她的觀點。」譚芳說，同樣身為女性和母親，她對陳女士的遭遇抱有同情。同時根據最高法院明確的夫妻雙方一致同意的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應視為夫妻雙方的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和義務。譚芳當時認為陳女士的情況也符合條件。但看到一審判決書，譚芳意識到有關代孕的定性後，覺得陳女士翻盤無望了。「但距離14天的上訴期限只剩下7天了，我一心軟，就決定幫她了」，譚芳說，自己並不願意看到陳女士失去兩個孩子，更不願意看到兩個孩子被活生生拆散。
　　經過緊張籌備，譚芳大膽引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確立的「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認為中國作為該公約的起草參與國和締約國，主張法院在確定子女監護權歸屬時，理應盡可能最大化保護子女利益。最終二審決定陳女士獲得兩個孩子的監護權。
　　該案當時引發社會的強烈關注，被寫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譚芳在替陳女士和兩個孩子高興之餘，也不忘非常認真嚴肅地找陳女士深談了一次。「我告訴她，不要怨恨一審判決，是沒有問題的，也不要怨恨孩子祖父母，即便二審仍維持原判，也挑不出毛病。一切的錯誤都是源於你們多年前的那次代孕！」譚芳說，法庭完全是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做出的判決，但代孕非法，這一點無論如何都不能改變。
　　這樁監護權案件完結後，譚芳的律所開始火了。全國各地的代孕糾紛當事人慕名而來，但譚芳目前一個都沒接，「我對代孕完全持否定態度，不想站在肯定的態度上去接當事人的官司」。甚至有一個讓自己親侄女代孕的當事人，態度誠懇，報酬豐厚，但譚芳最後無論如何都沒有接，因為這嚴重違背公序良俗和道德倫理。「打贏了代孕官司，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譚芳說，陳女士和前公婆的經濟糾紛，至今仍未結束，代孕引發的風波可能將困擾全家終生。
　　但譚芳常年關注代孕。她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從借腹生子的父母角度來說，代孕首先要面臨胎兒健康問題，其次要面臨孩子的實際撫養問題。「特別是後者，從法律上來說，代孕媽媽就是孩子的生母，擁有實際撫養權，即便卵子來自別人，也不妨礙法律上的母子關係。」她特別強調，這是代孕中最大的風險，一旦代孕媽媽反悔，即便多年後仍然能夠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與孩子的生母關係，法律仍然會支持孕媽。而實際上，這樣的案件也存在，「有過懷孕經歷的女性都知道，懷胎10月和寶寶是有互動的、有感情的」。
　　此外，當孩子長大成人，也有尋找代孕媽媽的可能性，屆時將產生更多情感糾葛和倫理困境。「實際上，在整個代孕鏈條中，最無辜、受害最深的是孩子。」譚芳說，從父母決定代孕的那一刻起，就決定孩子將終生受害。「雖然社會各界應當對他們進行保護，但有些東西即便靠保護也無法解決。」首先由於資訊不對稱，會有近親結婚的可能性；其次他們的身心健康和價值觀將面臨很大挑戰，代孕兒不僅要面臨身份認知問題，還要面對世俗無情地選擇與眼光，一旦身邊人知道代孕兒身份，他們的戀愛觀、婚姻觀、親子觀，將受到全方位的衝擊。
　　代孕對孩子來說，是名副其實的「潘朵拉魔盒」。他們在腹中之時就要跟著代孕媽媽闖過一道道鬼門關，還隨時有可能成為骯髒鏈條下的售賣品，甚至被生物學上的父母親自退單、棄養，即便在出生後，他們人生的「餘震」也將會源源不斷。

（楊學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