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6月，也就是新冠疫情暴發1年半後，新加坡這個以嚴格防疫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稱讚的「抗疫模範」，突然主動放棄「清零」，選擇「共存」。
　　政府轉變的標誌，是新加坡財政部長、貿工部長和衛生部長聯名發佈的一篇文章，題為《與新冠共處、如常生活》。這篇文章開頭就用與民眾共情的語氣寫道：「人們都已對抗疫感到心力交瘁。大家都在問：疫情幾時會結束？會怎樣結束？」
　　文章還給出了新加坡政府的判斷，即隨著傳染性增強和病株毒性的減弱，新冠會更接近一種地方性流行病。而在疫苗普及之後，大多數人會作為輕症患者自愈，而重病率會下降到新加坡的醫療系統可以負擔的程度。因此，新加坡政府準備迅速普及疫苗，添置醫療設備，然後用3到6個月的時間逐步放開，最終實現「有韌性的共存」。
　　在2021年10月李顯龍總理對全國的電視講話中，他還說到了經濟上的考量：「新加坡無法長期封鎖。封鎖不會成功，而且代價很高。我們將無法恢復正常生活，無法社交，無法重開邊境，無法重啟經濟。」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顯然，當時的新加坡政府已經認定，「清零」作為一項政策，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已經不再現實了。

「新加坡已經躺平了？」
　　為了讓民眾儘快適應政策的不斷變化，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提前給大家打了預防針。他在2021年8月介紹說，過渡期將持續1個月至9個月不等，會分階段放鬆對社會經濟活動的限制。
　　然而政策轉向的那一刻，往往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在「清零」政策的保護下，新加坡已經有一年的時間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社區感染。在轉向「共存」之前，該國的累計感染人數僅有6萬多，這意味著全國550萬人口中的99%身體內可能都缺乏相應的抗體，對病毒的抵抗力很低。
　　雪上加霜的是，開始放鬆管控的新加坡，迎面撞上了德爾塔毒株。這一病毒在2021年上半年橫掃整個南亞次大陸，在印度造成至少40萬人死亡。新加坡也無法倖免，該國衛生部網站上關於新冠病例的統計資料，在「躺平」了1年後，又開始令人不安地向上攀升，死亡的陰影再一次籠罩在星洲上空。
　　不安和焦慮的情緒隨著疫情一起擴散。儘管政府呼籲輕症患者居家隔離，並且提前為每戶家庭提供了核酸自檢盒和血氧儀，一些出現了頭暈、咳嗽、發燒的症狀，並在自檢後看到了兩道紅杠的感染者們，仍然出現了困惑和恐慌的情緒——我的症狀屬於輕症嗎？我可以自愈嗎？我需要到醫院接受監護和治療嗎？
　　這種心態完全能夠理解，畢竟此前只有1%的新加坡人經歷過新冠疫情，絕大多數人的知識要麼來自政府和媒體的科普，要麼來自他人轉述的二手故事，而親身經歷永遠更真實，也更沉重。
　　混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衛生部的諮詢熱線爆滿，出現了人手不夠的情況。一位新加坡YouTube博主通過Vlog記錄自己與新冠共存的經過，他在上報自己的病情後，在凌晨才收到了衛生部的處理意見，而有一些人等待了三四天。
　　在諮詢無果的情況下，感染者開始離家到診所和醫院求助，醫療系統的負荷陡增。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要求民眾必須先前往社區診所進行初診，被診斷為重症才能到大醫院接受救治。
　　居家隔離是另一個在執行中經常引發矛盾的措施。儘管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聞名，一些市民仍不具備「單人單間」的隔離條件。另一些市民因為擔心傳染給家中的兒童和老人，寧願被集中隔離。2021年10月，新加坡政府宣佈一些社區護理設施和政府隔離設施將逐步轉為社區隔離設施，讓無法在家中隔離或康復的民眾，在設施內進行隔離。
　　與此同時，在那些未被感染的民眾中，逐漸出現了對政府不滿的聲音。在Nestia、獅城新聞和新加坡眼等較為貼近社區的新聞平臺上，一些用戶開始在疫情相關的新聞下質疑和批評政府的「共存」政策。「為了經濟不管人民健康」是一種常見的觀點，華人移民和在新加坡的中國人構成了批評的主力，一些人絕望地表示：新加坡已經「躺平」了。
　　在「小印度」社區的竹腳中心，一位攤主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和妻子是社區居民，一起在食閣裡開了一家早餐三明治店。「以前（封控時）是沒有生意」，他說，「現在是既沒有錢，也不安全。」他說這番話的時候，正是德爾塔疫情傳播的高峰，附近印度裔聚居的社區出現了集中病情，他所在的竹腳中心第二天就要歇業。
　　《海峽時報》提供的一份民調，反映了轉向「共存」之後，民眾對政府政策支持度的變化。在日增3千例以上的2021年秋季，受訪者對政策的滿意度從共存初期的80%下降到了60%。而在另一個問題上，63%的受訪者希望政府放開的步伐緩一些，只有11%的人認為應該加速開放。
　　同一份民調還揭示了不同群體對現行政策的分歧。對於政府將新冠當作地方流行病來應對的決定，40歲以下的受訪者中有30%反對，而40歲以上反對的比例有40%。
　　德爾塔疫情是新加坡決定轉向共存後，出現的第一波疫情高峰。即便政府已經在病毒大規模傳染前，將公民的疫苗接種率提高到85%以上，這一波仍然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在最艱難的時刻，新加坡的ICU使用率超過八成，醫院需要在一樓架起帳篷來收容重症病 患。
　　2021年12月中旬，當德爾塔疫情逐漸平息時，這個國家的感染人次在三個半月內，從共存前的6萬上升到27萬，死亡人數從50增加到800。

「仰臥起坐」和「對自己負責」
　　群情洶洶，李顯龍總理不得不站出來表態。他在面向全國民眾的電視講話中，解釋了為何在初期選擇「清零」，又必須在當下過渡到「共存」。他還拿出資料安慰民眾，表示在完全接種過疫苗的情況下，98%的人只會有很輕的症狀，2%的人可能有重症，而死亡率大概是0.2%。
　　但彭博社的一篇社論略顯嚴厲地批評道：「掌握資料只是做了一半的事」，「忽視民眾的恐懼是醫院超負運轉的主要原因」。
　　這位作者的評價未必客觀，但卻捕捉到新加坡政府施政的一個特點：這些頗具才華的政治精英固然會通過在報刊上發文，電視上講話的方式解釋政策，乃至對民眾推心置腹，動之以情，但在「清零」還是「共存」的決策上，政府決策往往高度自主，很少因為民意而動搖。
　　但另一方面，對於一個實質上的「城邦國家」而言，新加坡總理公署和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的意志能夠高效地傳遞到基層，以至於一個國家的衛生部可以把防疫規定細緻到在餐廳最多允許幾人聚餐，或者住戶每日允許接待幾位訪客。不同類型的公共場所分別允許容納多少人，哪些地方強制戴口罩而哪裡可以不用，也都能根據疫情的發展進行微調。
　　在德爾塔病情肆虐的秋季，新加坡政府一直盯著感染曲線，進行時而收緊，時而放鬆的各種「仰臥起坐」式的「微操」。而那段時間的行人，也能在路過食閣和露天咖啡廳時，通過觀察員工是在桌椅上貼上還是撕掉隔離告示，是把陽傘收起，還是把堆疊在一起的桌凳重新擺放好，來研讀政府最新的管控政策。「先放開一點點，等穩定，再放開一點點」，「一步一步推進，偶爾踩一下刹車」，李顯龍總理在演講中這樣描述政府的做法。
　　除了隨時微調政策以外，新加坡政府倒也不打算為人民包辦一切。這便成為新加坡過渡期的第二個特點：民眾需對自己負責。衛生部長王乙康就表示，希望民眾能夠「運用常識」來自我保護，也就是自行判斷自己處於什麼環境，需要什麼防護。
　　因此，新加坡政府也及時地將「應收盡收」改為輕症在家隔離、重症住院監護，從而保證醫療資源能「用在刀刃上」。與之相配套的，是核酸檢測的「權力」也被「下放」到個人手中。每戶家庭都可以從政府領取，或者在市場上買到快速檢測盒，而不必到醫院和診所進行常規檢測。
　　在這一政策下，大量的輕症患者是在出現症狀後，通過自檢確認感染，隨後報告到衛生部，聯繫工作單位和社區進行居家隔離或者社區隔離，如果症狀轉重再到醫院就醫。
　　當然，這一政策的實施也遠非一帆風順。「共存」相對於「清零」，必然伴隨著政府力量的收縮，那些空出來的陣地，就需要民眾站出來自助、互助。
　　比如新加坡的外國勞工宿舍一直是面對疫情最脆弱的地方，在德爾塔病毒傳播的高峰，一些中國勞工居住的宿舍再次出現了物資供應不足、衛生狀況糟糕的問題。感染的陽性病人為了不連累室友，不得不帶著個人物品，在宿舍樓外的水泥地上打地鋪，忍受炎熱的天氣和蚊蟲的叮咬。
　　由於向公司求助得不到回應，這些客工不得不聯繫當地的華文媒體和華人社區。《新加坡眼》辦了一場視頻直播，客工們湧進直播間，通過彈幕反映他們遇到的困難。當地華人隨即建起一個志願者群，向中國客工捐贈了大量的醫藥用品和食物，其中僅消毒水就有1000桶。社會力量的介入，讓這一次危機沒有釀成人道主義悲劇。
　　但是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德爾塔毒株相對於原始病株更低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這個趨勢在繼續。從2022年1月中旬到4月中旬，新加坡經歷了共存後的第二波疫情高峰，在最嚴峻的時候，日增感染達到4萬。但這一次的奧密克戎毒性較德爾塔還要更弱，在85萬感染人次中，因病去世的人數是500。
　　在今年的7月和10月，新加坡又經歷了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共有超過100萬人次感染，而死亡人數合計約400。站在2022年的年底回顧，新加坡疫情最兇險的時候，應該還是剛開放的三四個月直面德爾塔變種的時候。

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伴隨著奧密克戎病毒對國家影響的減小，新加坡民眾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疫情相關的新聞評論區中的讚揚逐漸取代了質疑和抱怨。這種畫風的變化，就像世界盃的日本主帥森保一因為球隊的戰敗或者獲勝，而一會兒被日本線民斥為「無能」「解任」，一會兒又被讚為「有能」「名將」一樣。
　　這種心態的放鬆甚至帶來了某種「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式的懈怠。一些新加坡人在檢測出自身陽性後，也沒有上報給衛生部，而是直接和公司、學校溝通後就居家隔離，而新加坡政府對這一資料的失真也不以為意。
　　在過渡期一直輕踩油門的新加坡政府，現在更多地扮演起了踩刹車的角色。「沒有自由日」，李顯龍在今年的講話中明確表示。「自由日」是英國政府在2021年採取的一種激進的解封策略，造成了短期內感染人數的激增。
　　而新加坡的過渡期因為德爾塔和奧密克戎變種的侵襲而整整持續了9個月，直到2022年3月，才進一步大幅度放寬了管控措施。邊境開放，公共場所恢復營業，保留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佩戴口罩、安全距離等衛生領域。
　　然而，新的問題也開始浮現。據新加坡亞洲新聞台報導，一些從事與疫情相關行業的人，正面臨失業。一位原本做醫院搬運工的60歲老人經過政府的培訓，成為了商場的訪客登記員，每天的工作是掃描出入人員的「SafeEntry」安全碼。在政府宣佈停止使用這一應用後，他即將失去工作。
　　另一位在疫情期間擔任安全距離大使的中年人，也因為政府減少工作時間，從全職變成了兼職，收入銳減。很多政府的短期雇工，早先都是因為疫情而失業。而這一次給他們的生活造成困難的，是政策的變 化。
　　收入差異也是人們對不同防疫政策表態不一的重要因素。收入越低的群體，越對管控放鬆後的堂食、大型聚會活動感到擔憂。這是意料之中的結果，對於弱勢群體而言，無論哪一種抗疫路線，他們都是抗風險能力更低，需要承受更多代價的一方。
　　這樣的事令人聯想起邱吉爾在二戰時的名言。也許「共存」並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而只是一段漫長結束的開始。

（佘濟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