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都是過度解讀。你說好不容易開始談了，去搞那幹嘛？我們主動促成了這次會談，去跟對方耍什麼小心眼？一心想的就是會談成功。」
　　外界一直有種看法，認為汪辜會談中臺灣海基會最關切的台商投資保障協定沒有談成，是海協會留著籌碼以換取對方同意儘快舉行兩岸經濟交流會議。當《中國新聞週刊》就此向海協會副會長、國務院台辦原副主任孫亞夫求證時，他如此回答。
　　4月27~29日是汪辜會談30周年。這是兩岸雙方各自授權的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成立後第一次兩會領導人會談，實質是兩岸雙方以民間名義舉行的第一次高級別會談，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當年孫亞夫作為海協會副秘書長來到新加坡，全程親歷了汪辜會談，參與文件起草工作。直到協議簽署前的深夜，他還在與海基會的人一起進行最後的印刷、裝訂、火漆封口等工作。
　　孫亞夫說，汪辜會談對兩岸關係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會談達成的四個協定對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往產生了很大推動作用，打開了新的交流大門，也有利於兩岸民眾日常交往，這些都是它的意義，但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正是它的兩個「第一次」產生了很大影響，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正在改善關係，通過協商解決自己的問題。
　　孫亞夫這些年也常思考汪辜會談的啟示。他覺得首要的一點是，在兩會交往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被實踐證明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識的過程中，海基會體會到大陸方面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有多麼執著，因此在汪辜會談中沒有出現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言行。此外還有一個啟示就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商談，要展示善意和誠意，要尊重談判對手，擱置爭議、求同存異。
　　他對汪道涵的一句話印象尤深。那是協定簽字儀式結束後，有臺灣記者問汪道涵如何看待會談中的分歧，汪道涵說：「這說明我們今天簽署儀式並不是到此為止，恰恰相反，我們雙方還需從此開始。」

「別苗頭」
　　汪辜會談會裡會外一種「別苗頭」現象，早在會談消息宣佈之時就開始了。
　　舉行汪辜會談是海協會先發出邀請的，地點在新加坡則是海基會提議的。海基會希望在這個場合展示兩岸的「對等」地位，不希望外界認為它被「矮化」了，因此對於從形式到內容的每一個細節都有很多外人聞所未聞的講究。
　　時任海基會副秘書長兼發言人石齊平曾告訴鳳凰衛視，當時記者天天跑來問他海基會人員將下榻新加坡哪個酒店，他只好實話實說，現在還定不下來，因為海協會還沒定下來。他對驚奇不已的記者們解釋，如果住同一間酒店，那樓層高低就會成為一個問題。
　　1993年4月19日，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率領先遣小組來到新加坡，是雙方人馬中最早趕到的一撥，任務是安排會務，協助臺灣近百名記者的採訪需求等。
　　海基會屬意的酒店是絕不低於海協會的檔次，但也不要高出太多。由於情況不明，他們先預訂了新加坡最高檔的萊佛士飯店，房價為400美元一天（1美元約合8元人民幣）。
　　21日晚，海協會先遣人員趕到。謎底揭曉，海協會代表團下榻的是五星級的麗晶酒店，打折後房價約為100美元。海基會人員於是遷入了檔次接近的威斯汀酒店。
　　一位採訪汪辜會談的記者尋問，海基會不是要住萊佛士嗎，與她相熟的一位臺灣記者笑道：「看他敢？瞎擺闊氣，報紙不『哄』死他！」
　　李慶平的另一個任務是尋找會談場所。習慣上大陸以正對門為主位，臺灣以背對門為主位，海基會理想的會議室是相對的兩面牆上各開一扇門，這樣就不必分出主位和客位，也便於雙方各從一扇門同時入場。然而找來找去都沒有這種「穿堂風」式佈局的會議室，最多是同一面牆上開兩扇門。
　　最後只能用一個妥協辦法：每開一次會，雙方就交換一次位置。懂的都懂，記者們都笑起來了。
　　22日，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率石齊平等，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率鄒哲開、孫亞夫等，同一天趕到新加坡。雙方主將正式登場。
　　首先拉開序幕的是新聞大戰。包括世界各大媒體的200多名記者雲集新加坡，唐樹備和邱進益每天密集召開記者會，頻繁接受媒體採訪。
　　唐樹備曾回憶，臨行前國台辦主任王兆國告訴他，到新加坡後可根據中央批准的談判方案靈活掌握，來回請示來不及。因此，他面對記者的態度非常開放，有問必答，被臺灣媒體稱為「已到了侃侃而談的統戰境界」。
　　那一邊，邱進益也施展開自己的優勢。他一到新加坡就帶著臺灣記者去逛街，還邀請記者與他一起每天晨跑，既能用流利的英語直接回答外媒記者的提問，又能用上海話接受《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幾家上海媒體的採訪。
　　邱進益來頭很大。他此前是臺灣當局「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被臺灣媒體稱作「國王的人馬」。有人算過，他出任海基會秘書長是「連降四級」。此言或許不虛，因為之前臺灣黨政高層有一個負責大陸事務的策劃小組，他是副召集人，他現在的上司、「陸委會」主委黃昆輝以及辜振甫等人都是小組成員，由此可見一斑。
　　他之所以降格接受海基會秘書長這個新角色，是因為李登輝的兩次談話重托，也是因為認為這是一個可以連接「陸委會」、海基會和海協會的樞紐位置，在為兩岸關係新框架佈局上可以大有作為。他對臺灣媒體解釋，目前兩會在形式和很多細節上都做到了對等，這些看似是小事，但可以逐漸發展出一套規範，由簡單而複雜，由個案而整體。
　　但是從臺灣當局大陸政策的上游轉到下游，他才發現事情跟他想的很不一樣。這次會談前，「陸委會」公開發佈了詳細具體的「授權書」，讓他有「赤身裸體去談判」的感覺。限於不得觸及政治話題的授權限制，他對唐樹備的「放話」也無法回應，有落於下風之感。
　　就在25日晚九點半的例行記者會上，這位風度翩翩的秘書長當眾發出哀歎：「要跳樓了！」

經濟議題的磋商
　　讓邱進益發出跳樓之歎的是兩岸經濟交流會議。
　　就在4月上旬，邱進益率海基會人員來大陸，與海協會就汪辜會談進行預備性磋商，確定了會談的性質、時間、地點、人數和議題等。當時「八點共識」都對媒體公佈了，臺灣「陸委會」卻來電，要求將其中一項「兩岸授權的民間團體共同籌設民間性的兩岸經濟交流會議制度」中的「制度」去掉，讓邱進益尷尬不已。
　　在新加坡的第二階段預備性磋商中，準備簽署的四個協定中《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在北京已草簽，關於《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的商談也沒有大的障礙，磋商卡在第四個協議上。這是一個關於經濟和文教、科技等交流的一攬子協議，名稱還定不下來，大家叫它「共同檔」。爭議發生在「共同檔」中的經濟交流議題上。
　　汪辜會談的性質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和功能性」，其中「經濟性」是經過海協會力爭才加上的。對於發展經濟交流，臺灣方面的心態十分複雜，既不能正面阻擋，又不希望它較快發展。
　　唐樹備曾回憶，中新建交後，1992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應邀訪問新加坡，他告訴一向很關心兩岸之事的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兩岸統一是我們的目標，但現在談統一條件還不成熟，可以先從經濟合作交流談起。李光耀在兩岸傳話，後來告訴中方，李登輝同意兩岸談經濟，但不是由兩黨來談，而是由兩會來談，由辜振甫和汪道涵在新加坡談。這就是汪辜會談的重要背景。
　　1992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之後，許多台商研判大陸將堅持改革開放而不會走回頭路，加之臺灣經濟結構調整，許多台資製造企業紛紛轉向大陸。臺灣當局也開放了台商赴大陸的間接投資，很多台商通過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維爾京群島等地註冊公司對大陸投資。1992年一年，台商投資的戶數和金額就超過1991年前的總和，截至1992年底大陸台商超12000家，協定投資額達89億美元，被稱為台商投資的「大陸熱」。大陸有關方面很想抓住這個機會，促進台商投資大陸的勢頭。
　　因此在汪辜會談上，海協會提出了一系列積極促進兩岸經濟交流的主張，而海基會則熱心於談「台商投資權益保障協定」。但海協會認為，臺灣當局現行經貿政策不開放台商到大陸直接投資，對從大陸進口有諸多限制，更不開放大陸企業到臺灣投資，在這種情況下談台商投資保障協定沒有基礎。而且，大陸已有《國務院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即「22條」）等保障條款，並願意聽取台方建議繼續加以優化。
　　大陸方面還希望將儘快召開兩岸經濟交流會議寫進協議。唐樹備說，可以把臺灣方面所關心的台商投資保障問題與大陸方面所關心的雙向交流問題同時作為經濟交流會議的議題，會上形成的意見，可由兩會商談後簽署協議性檔。
　　在24日唐邱第二次磋商中，邱進益總算同意在年底召開兩岸經濟交流會議。這個共識已在記者會上公佈了，但邱進益又接到後臺老闆「陸委會」的電話，指示等年底臺灣縣市長選舉結束，延到明年再說。香港《星島日報》分析，這是因為國民黨擔心如果年底大批大陸人員到臺灣，會在選舉中被反對黨攻擊為「賣台」。
　　因此邱進益要求將經濟交流會議延到明年，還半是「哀兵」姿態半是認真地向媒體抱怨「要跳樓」。他坦承，台方自己的政策也有矛盾，有關台商保障的協議對方一講話往往令他無言以對，臺灣方面確實有些「見樹不見林」，有種「害怕」的心理，但回避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在共同檔的名稱上，雙方也有分歧。臺灣方面希望叫「備忘錄」，大陸方面提議叫「紀要」「議定書」等。
　　媒體上大都解讀為這是因為「備忘錄」多用於國際間協議。孫亞夫非常堅決地否認了這種說法，他說在這幾個名稱中用哪一個沒有原則問題，就是如何更貼切而已。
　　「咱倆也可以弄個『備忘錄』，手機上還有『備忘錄』呢！並沒有什麼規定或約定俗成的做法，說『備忘錄』只能用於國際間協議。」孫亞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汪辜會談
　　4月27日上午，汪辜會談正式開始。汪道涵與辜振甫「四次握手」的熱烈場面過後，記者退場，會談開始。
　　會談是海協會先發出邀請的，因此由汪道涵首先發言。唐樹備回憶，去談判之前海協會給汪道涵起草了一份發言提綱，時任國台辦主任王兆國向中央作了彙報，獲得原則批准。
　　汪道涵的開場白是這樣說的：「我首先轉達江澤民先生、李鵬先生向辜先生的問好，並請辜先生轉達他們個人對李登輝先生、連戰先生的問候。他們也向曾支持這次會談的郝柏村先生問好。」
　　孫亞夫回憶，開頭要不要有問候語、怎麼問候比較好，這是事先經過討論的。大家覺得，開頭還是應該先說一些表達禮貌的話，而不是一上來就「叭叭叭」開始談。雖然李登輝這個人當時就比較敏感，但他畢竟是臺灣當局領導人，又是國民黨主席。因此，最後還是下決心要問候。
　　2015年「習馬會」前夕，唐樹備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還曾回憶，當時這樣做是把汪辜會談視為導向兩岸領導人直接接觸和會面的階梯，因此用大陸領導人向臺灣方面領導人問好的方式為下一階段作了鋪墊。兩岸領導人會面時雙方的身份和名義以及「先生」的稱謂，此時已有了腹案。
　　但這個開場白在海基會方面引起的感覺是「震驚」。接下來汪道涵的話更讓他們震驚：「兩岸經貿發展至今，直接『三通』更顯得很有必要，應當擺上議事日程。從現實出發，並考慮到建立互信需要一個過程，可以先從貨運的海上定點直航談起。」
　　邱進益後來回憶，當時坐在旁邊的辜振甫低聲問他怎麼辦，他說，按照談話慣例，你不答覆他這部分就算拒絕掉了，然後你念你的。
　　辜振甫的發言稿比汪道涵短得多。他以職務稱呼對方為「汪會長」「唐常務副會長」等，沒有回應問候，對「三通」的話題更是直接忽略。他強調了保障台商投資權益的「至關重要」，對於兩岸經濟交流會議，只是說「共同研究籌開民間性質經濟交流會議之可行性」。
　　在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邱進益表示，汪道涵的發言政治含量高，有關「三通」等議題也有違預備性磋商的共識。唐樹備則表示，「三通」就是經濟議題，臺灣的「國統綱領」把這個本應放在「近程階段」的目標放在「中程階段」去了，使得不能「三通」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瓶頸，做出調整是難免的。
　　香港《明報》的評論則認為，雙方都有道理，因為「三通」本身是經濟實務，其所以成為問題則是政治形勢使然。
　　27日下午唐邱繼續磋商，落實和草簽了《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定》。原定28日舉行簽字儀式，但最重要的「共同檔」依然沒有著落。
　　28日下午3點，雙方代表抵達海皇大廈，汪、辜、唐、邱四人先到休息室閉門談了30多分鐘，然後才來到會場。
　　辜振甫首先發言。他說，雙方在某些問題上仍有分歧，不過大體上看來正朝好的方面發展，他預定明天上午10點與汪道涵簽三個協議，並請兩位秘書長就目前有分歧的共同檔再行磋商。
　　他的聲音非常輕細，要耳朵很好且足夠敏感的記者才會捕捉到，他說的是「三個」協議而不是「四個」。據媒體披露，會談結束後辜振甫在臺北向連戰彙報時說到，談判時的一個態度是，沒有時間壓力，談不成就不簽。
　　辜振甫發言之後，汪道涵發言說，中國文字相當複雜，建議由唐邱二位仔細推敲，希望在明天上午能達成共識並簽署協定。邱進益打趣說：「有茶他們喝（指頭天下午汪、辜在松林俱樂部茶敘），有事我們辦。」大家都笑了起來。
　　會談短短五分鐘就結束了。之後，唐邱二人進行了在新加坡的第五次磋商。這次「共同檔」的名稱總算定下來了，是汪辜二老提議的，就叫《汪辜會談共同協定》。但在台商投資保障和經濟交流會議這兩個已成焦點的議題上，雙方仍是各不相讓。
　　在2015年的《鳳凰大視野》中，唐樹備曾回憶，當時覺得，李登輝以為大陸搞改革開放離不開臺灣的資金，要天價，我們當然是希望跟臺灣同胞雙贏，但大陸的開放是全面的開放。
　　邱進益回憶，當時自己跟唐樹備講，這個會談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兩人都有外事工作背景，都瞭解這是一種妥協的藝術，不像法律背景的人，一是一二是二。
　　當晚，雙方終於達成互相退讓，決定刪繁就簡。關於經濟交流部分，最終高度凝練為兩句話。第一句是表達肯定態度的：「雙方均認為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這句明確宣導了兩岸經濟交流的方向。第二句是留下再談的空間：「雙方同意就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及相關問題、兩岸工商界人士互訪等問題，擇時擇地繼續進行商談。」這句中的「及相關問題」是海協會要求加上的，意在明確將來談台商在大陸投資問題時，海協會也有自己要談的相關問題（如臺灣當局要允許台商直接投資大陸、放寬投資金額上限、開放大陸企業向臺灣投資等）。
　　29日上午，簽字儀式正式舉行。中國人習慣上以左為尊，因此汪辜二老簽完前兩個協議後，交換位置再簽後兩個。為了場面不至於太混亂，雙方站在後面的兩排工作人員就不跟著互換位置了。
　　於是，一張汪道涵後面是邱進益等人、辜振甫後面是唐樹備等人的奇特照片，就永遠定格在了兩岸關係史中。

絕配已成絕唱
　　汪辜會談標誌著臺灣當局長期堅持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的終結，改善了兩岸關係的面貌；它彰顯了兩岸雙方致力於發展兩岸關係，營造了兩岸交流合作的氛圍，推動了兩岸民間經濟、文化、社會交流。
　　《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定》的簽訂，建立了兩岸制度性協商管道。
　　此前，因臺灣當局要求大陸出具的公證書必須經過查證才能採用，僅需查證的婚姻檔就積壓了上萬件。《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定》簽訂後，到1993年底，中國公證員協會向海基會寄送公證書副本18781件，海基會向中國公證員協會寄送了9299件，使得這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簽署後，截至1993年底，臺灣寄往大陸的掛號函件有188229件，大陸寄到臺灣的有176867件。兩岸民眾寄送掛號信函以前是沒有簽收回執的，現在有了可靠途徑。
　　汪辜會談後沒多久，邱進益就提出了辭職。
　　他是抱著拆除兩岸間「心牆」的願景去海基會上任的。按照他的想法，汪辜會談之後兩岸應該再往前跨一大步，可是「陸委會」卻踩刹車了，這讓他心灰意冷。辭職前他很希望聽到李登輝表示一個態度，李登輝卻跟他打馬虎眼。
　　他多年後與海協會的朋友談到，看來李登輝有兩個口袋，跟他說話從這邊口袋裡掏，跟黃昆輝說話就從那邊口袋裡掏，結果雙方都覺得自己得到了李的真傳。
　　曾採訪過汪辜會談的臺灣媒體人何振忠多年後說，看來真正「國王的人馬」是黃昆輝。
　　1993年底，邱進益黯然離去，離上任還不到一年，創下了海基會三年三任秘書長辭職的新紀錄。
　　1996年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後不久，石齊平也辭去了海基會副秘書長一職。他感歎，當年海基會那批同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比較浪漫，比較理想主義，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使命。後來證明，「浪漫」兩個字太過於浪漫了，政治的複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
　　因為形勢使然，第二次汪辜會談一拖再拖。直到1998年，辜振甫應邀到大陸參訪，汪辜二人才重聚，因不是正式會談，改叫「汪辜會晤」。
　　辜振甫邀請汪道涵翌年訪問臺灣，汪道涵高興地接受了。但就在訪問前，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一切進程戛然而止。
　　汪道涵之子汪致重回憶，那時汪道涵的行裝都打點好了，就差訂機票了，獲知不能成行，那種深深的遺憾溢於言表，這件事對他打擊非常大。
　　很多人都說，汪辜二老是絕配。兩人一個是中共的中顧委委員，一個是國民黨的中常委，都是非常接近最高層的人。他們都熱愛中國傳統文化，有很高的人文素養。
　　2005年1月3日，88歲的辜振甫在臺北病逝。當日，汪道涵給辜振甫夫人辜嚴倬雲發去唁電，上面寫道：「汪辜會談，兩度執手；九二共識，一生然諾。而今風颯木蕭，青史零落，滬上之晤，竟成永訣。天若有情，亦有憾焉。」
　　海基會致函海協會，邀請汪道涵入台參加辜振甫追思會，辜嚴倬雲也致函汪道涵，以家屬身份邀請。但當時執政的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兩會已無來往。時任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就「要不要派人去」徵詢孫亞夫的意見，孫亞夫認為，還是應該接受家屬邀請，這是一個人道態度的問題。
　　2月2日，孫亞夫與海協會秘書長李亞飛作為汪道涵的個人代表入台弔唁，研究部主任馬曉光隨行。當天他們前往設在臺北德惠街台泥大樓的辜振甫靈堂鞠躬致哀，並轉交了汪道涵致辜嚴倬雲的信。
　　那天臺北的報紙上整版整版都是紀念辜振甫的文章，讓孫亞夫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文章所突出的幾乎都是辜振甫在兩岸關係上的所作所為，特別是汪辜會談。
　　第二天上午，他們去了辜振甫追思會舉辦之地。他們在追思會結束、陳水扁等人離開後才到，當著辜嚴倬雲和親屬的面再次表達對辜振甫逝世的哀悼。隨後，孫亞夫等三人即搭機離台返回，前後停留不超24小時。在此期間，海基會人員幾次表達希望兩會恢復接觸，孫亞夫說，臺灣方面不明確表示接受「九二共識」，兩會沒有接觸的基礎。
　　辜振甫是年頭去世的，當年歲尾，汪道涵也去世了，享年90歲。
　　邱進益曾說，在他接觸過的領導人中，有汪道涵這樣的學養、涵養和風度的人，「坦白講也不是很多」。孫亞夫感歎，汪道涵真是很有學問的人，非常溫文爾雅，遇到不同意見也不會變臉色，始終保持著笑容可掬的一種形象，他覺得這是臺灣人士對汪道涵也表示敬意的一個原因。
　　汪辜會談30周年前夕，友人給孫亞夫轉來時任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的一篇紀念文章。
　　當年汪辜會談時，孫亞夫與李慶平曾於4月25、26日根據唐邱磋商的成果進行工作性商談，起草《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定》與後來定名為《汪辜會談共同協定》的「共同檔」。與大家想像的不同，這兩份重磅檔都是現場起草的，前後也不過幾天時間。這讓孫亞夫30年後回憶起來很感慨，覺得起草一份協議其實並沒有那麼難，關鍵就看雙方是否真正有解決問題的意願。
　　李慶平的文章寫道，辜汪會談後兩岸經貿、文化等交流擴大，雖因兩岸關係好壞時有起伏，但基本上持續進行，馬英九執政八年又簽署了23項協定，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內涵更為豐富。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一直維持在1000多億美元，對大陸的投資也占臺灣對外投資的四成。
　　「今年4月29日適逢『辜汪會談』30周年，也是兩岸兩會中斷交流的第7年。回顧30年前的往事，令人由衷崇敬當年兩位前輩，計利天下、高瞻遠矚的策劃與執行，也至盼隨著新冠疫情緩解，兩岸交流合作能及早恢復舊觀。」李慶平寫道。
　　對此孫亞夫也有同感。他說自己的確很希望兩岸交流合作在當下能迅速恢復起來，在交流合作中打開兩岸關係發展的通道。

（黃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