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18號案」,就是當年公安部為查破揭發江青20世紀30年代種種醜事的一封匿名信,被列為「18號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張春橋、謝富治又把「18號案」誣指為「反革命黑調查」。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來杭州,江青也同時來了。這次主席在杭州住了70多天,一直住到1954年3月14日離開杭州。主席走後江青繼續住在杭州。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從上海發出的,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後非常惱火,有些緊張和不安
她先是找了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同志,談了一個上午,主要是講自己的歷史。
第二天,江青找我談,也談了一個上午,也是講自己的歷史,說自己青年時期就是一個非常進步、非常堅強的革命者,現在有人誣衊她,是別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還把匿名信遞給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遞過去。
江青一臉嚴肅地說:「你不看誰看?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廳長看清楚了,要給我破案。有人編造謊言誣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實際上是針對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寫的是她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風流醜事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內容非常具體。寫信人肯定對江青過去的歷史十分清楚。因寫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歷史及黨內上層情況,江青推斷此人必是黨內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們的夫人。當時我理解寫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瘡疤,是對她如今貴為第一夫人的驕橫作風非常不滿,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評,要她識相一點,不要太張狂。
江青給我看了匿名信後,突然問我:「你熟悉揚帆嗎?」
我當時對她的發問毫無警覺,隨口就說:「解放前,我是八路軍,他是新四軍。解放後,他在上海當公安局局長,我們來往比較多,關係較密切。」
聽我這樣一說,江青就有點不高興,半陰半陽地說:「你知道他過去叫什麼名字?他過去不叫揚帆,叫殷楊。在國民黨南京劇專工作過。」
江青沒有再往下說,氣氛有點僵。她可能在估計我是否知道,揚帆曾經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寫信給延安黨中央的事。
30年代,揚帆按照黨的指示,以記者的公開身份,在上海「左聯」從事文化救亡運動。因此,他對江青在上海曾經被國民黨逮捕自首變節,和生活上的風流醜聞、複雜的社會關係,瞭若指掌。1938年9月,揚帆調新四軍軍部擔任秘書兼軍法處調查科長。在軍部秘書長兼情報處長李一氓領導下,負責搜集各種情報。
時任新四軍政委的項英同志,聽說毛主席要和江青結婚,出於對黨的忠誠和負責,要揚帆整理一份有關江青在上海那段歷史問題的材料,以項英的名義,用密電向延安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最後直言不諱地寫道:「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報告按照行文常規,注明材料來源–是曾經在上海搞過文化救亡運動、現任軍部秘書揚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這份報告落入了當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手裡。善於投機的康生出於他的政治目的,把這份報告交給了也在社會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當然不會看到這個報告。
對江青來說,這是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她怎麼能忘得了這個揚帆?
江青為了出這口氣,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後兩次將揚帆下獄。第一次在延安整風運動後的1943年10月。幸虧負責審查揚帆所謂歷史問題的是中央華中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同志,他頂住康生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揚帆被關了10個月,最後放了出來。1955年元旦,揚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務」的帽子,長期關押,受盡折磨。與此同時,潘漢年被戴上了包庇揚帆的罪名,成了「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要成員,在1955年3月被捕入獄。一直到20多年後「四人幫」垮臺,潘漢年和揚帆才得以平反。
在談了揚帆之後,過了一會,江青又問我,「你認識覃曉晴嗎?」
覃曉晴是浙江省婦聯福利部副部長,20世紀30年代上海地下黨員。是浙江省省長沙文漢把她調來浙江工作的。
當時我只知道,揚帆在新四軍軍部工作時,曾經整理過江青在上海那一段歷史問題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曉晴和江青之間還有什麼隱秘的事。後來我瞭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時,覃和江同住一個牢房。覃回憶自己被捕原因,是因為江青首先被捕,在敵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後來說了謊:特務來逮捕她時,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曉晴被捕了,她沒有被捕。
覃曉晴在粉碎「四人幫」後於1976年12月18日寫下這樣的材料: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經我原來的丈夫高原(夏緯)的介紹認識了李鶴(引者注:江青當時的又一化名)。當時我和李鶴都是上海「無名劇社」(後改名為「無名劇人協會」)的成員。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淨。這年秋後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來對我說:「李鶴被捕了。」我們隨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裡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國西路)住所被捕,約兩星期後,由法巡捕房「引渡」到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不斷提我上樓去審訊。這時,我心裡很悲傷,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個叫「黑大個」的特務問我:「你傷什麼心?你不叫小淨嗎?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鶴吧,她和我們談起你。」還說:「你看有的人有什麼好結果,坐了老虎凳,還是搞到龍華監獄裡去了,李鶴就不像他們。她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恢復自由了。她很樂觀、很活潑,京劇唱得怪好聽,還給我們唱過幾段,臨走還給我們一張劇照。」說完,這個特務給我看了一張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戲裝打扮的李鶴,好像是扮《打漁殺家》的蕭桂英。
1935年春,我出獄以前,向特務供認了我認識的「無名劇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鶴。
據查,江青關押在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趙耀珊(綽號「黑大漢」、「黑大個」)在公安局特務股樓上審問。
後來我才意識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揚帆和覃曉晴時,為什麼不高興,神態很不自然。對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較瞭解的。她心胸狹隘,生性多疑。她不會不想到,因為我熟悉揚帆和覃曉晴,也因此懷疑我也瞭解她過去那段見不得人的歷史。
當她問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特務趙耀珊時,我警覺起來,不再說什麼。我知道,趙是當年審訊江青的特務。江青怕他還活著。我只說,趙耀珊在南京鎮壓反革命時被槍斃了。她一直陰沉的臉,這時才有了一點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將匿名信的事報告了毛主席。說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機關立即組織偵破。主席認為這不是什麼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虛心,得罪什麼人了,是對你不滿,有意見引起的。當時正好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七屆三中全會以後。江青一定要將這匿名信事件和那時政治鬥爭形勢掛起鉤來。她認為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間不滿、發私憤,而是一個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後來主席沒有再說反對意見,也就是默認了。
動用了主席的權威,匿名信案偵查工作升級
由於匿名信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公安部門將偵查的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同志出席,還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同志參加,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察。會議確定,「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面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面由我負責。會議並對案件進行了具體分析,把重點物件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員身上。
當時,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了筆跡鑒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這些偵查物件,包括江青過去房東家的女傭人秦桂貞,她瞭解江青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嵐,她曾說過對江青不滿的話,也被列為懷疑作案對象。然而,時間拖得很長,案子還沒有結果。
其間,江青催問了多次,她顯然對案件遲遲偵破不了,感到不滿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人,原來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一查對,兩封信的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自殺。
雖然朱明自殺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一夥仍將朱明定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作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我記得那年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主席回北京之後,林伯渠和夫人朱明來杭州住了五六天,是我負責接待的。當時江青身邊缺少一個人陪她,是我讓朱明的女兒去陪她的。當時江青對我這樣的安排並無不滿。但是事後江青這樣多心的人,不會不懷疑。因為朱明給江青的匿名信很可能是那次住在杭州時寫成的,到了上海後發出的。
看來江青對這些往事都上了心了。不僅如此,江青可能以為我對朱明寫匿名信的事早就知道了。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從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王鑒辦公室保險櫃中翻出已封存的有關偵破「18號案」的部分材料,立即報告張春橋。
2月23日,張春橋派秘書將「18號案」材料取走,並向「中央文革小組」報告說:「我覺得一些不利於他們的材料恐怕早已銷毀了」。
4月21日,江青、葉群派人到上海,將「18號案」全部檔案拿到北京。
中央第二專案辦公室給江青寫報告說:「這是上海公安局偵破一個案件的材料,內有30年代出版的雜誌、報刊資料和演『王老五』妻子(江青——藍蘋扮演)的劇照等。」
江青批示說:「案子已經破了,作案人已自殺身亡,材料沒有保存的必要了。」
於是,中央專案二辦又奉命按江青意旨寫了一份請示銷毀此案材料的報告,林彪在報告上批:「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等負責集體銷毀。」
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內,謝富治、汪東興親自動手銷毀了這批查破「18號案」的檔案材料。
就在「18號案「檔案材料即將銷毀之際,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組織造謠說:「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二大箱黑材料。」
9月11日,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委會會議上,聲色俱厲地指責說:「上海市公安局為什麼不追查這件事,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抱什麼態度?」
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頭頭馬上行動起來,追查所謂「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內幕」和「幕後指使者」。不久,造反派向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上報《關於查反黨集團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顛倒黑白,將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黨組書記黃赤波和副局長、黨組副書記王鑒誣為「反黨分子」,上掛彭真、羅瑞卿、楊尚昆、徐子榮「黑線」上。
9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6個造反派組織又聯名向張春橋、王洪文、謝富治、李震、王少庸(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上報了《關於反黨黑幫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調查報告》,報告篡改了原辦案人員的證詞證言,誣陷黃赤波、王鑒、盧伯明、胡志毅(盧、胡都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借追查『18號案件』為名,使用各種卑鄙手段,調查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要求對此案件進行專門審查。
經謝富治、李震、張春橋等無限上綱——「他們把矛頭指向江青同志,實際上是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案件涉及面逐步擴大,上海市委副書記梁國斌被關押。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決定,將所謂「反革命黑調查案」列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要案,由謝富治、吳法憲負責審查。2月22日,吳法憲到上海,將黃赤波等17人用空軍專機解押北京囚禁。
(王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