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有我這樣一位爹爹，也屬人生難逢的幸福。」
　　對於做父親，梁啟超相當有自信。
　　1927年的夏夜，院子裡和帳中的蚊子成群結對，天下大亂與它們無關，它們只想吃一頓飽餐。此時，梁啟超身體已不再健朗，子女們正處於擇業的節點，不能再拖了。
　　「一個多月沒有寫信，只怕把你們急壞了……」梁啟超提起筆。
　　他在信中唏噓康有為家教子「八塌糊塗」，女婿負債，兩位世兄「活是兩個大傻子」，兩位小姐，只能被女婿擺弄。「像南海先生（康有為）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全不會管教兒女，弄成這樣局面。」
　　在信中，他挨個跟子女們談學問，選專業，生活如何，身體是否康健。這是身為父親的梁啟超，一直在做的。
　　「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啟超出身廣東山村寒門，但自他開始，滿門俊秀。梁啟超共有子女九人，其中有三位院士，分別是建築、考古、火箭專家，還有社會活動家、革命家、圖書館學者……他們均成為各行各業的專家翹楚，中流砥柱。
　　他們沒有仰仗父親的名聲，「吃自己的飯，流自己的汗」。即便學貫中西，但也沒有一個人留在國外。學成歸來後，他們在最艱難的歲月報效國家。

一個不含蓄的父親
　　「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
　　生活中的梁啟超，從不吝嗇表達父愛。他在信中會稱思順和思莊為「大寶貝」和「小寶貝」，「那兩個不甚寶貝的好乖乖（指思成和思永）」，梁思禮是「老白鼻（baby）」。思念兇猛時，他也從不掩飾，「我的寶貝思順，我不是不想你，卻是沒有工夫想。」
　　梁啟超酷愛寫家信，據統計，他寫給子女們的書信幾乎占到了他著作總量的十分之一。
　　時代的萬千變化，家庭的柴米油鹽，情感的顛沛豁達都被梁啟超寫到了信中。
　　1924年後，梁家五個子女在國外，梁啟超收不到信時，焦急難耐，收到後，又立刻歡喜得手舞足蹈。
　　或許是受年幼的思忠和思莊影響，梁啟超經常在給思順的信中模仿孩子們的話打趣。
　　「前幾天，天天記掛你，打電問你，回電來了後，便接連得你好幾封信，快活極了（卻還沒有一封給我的，可惡，可惡）。」「你們這些孩子們，實在難攙，一個個長大了，越發成群結黨來打老子主意了，你當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們嗎？」
　　即便自己忙得腳不著地，他也會盯著孩子們學習，會抽空帶子女們出去遊玩——遊樂場、賽馬場、聽歌劇。
　　在講演結束的暑假，梁啟超總會帶著妻子和孩子們坐汽車兜風，思忠和思莊也總纏著他去北戴河遊玩。梁啟超帶孩子們登蓮蓬山，到鴿子窩看日出，去南天門觀海，整修庭院……梁啟超格外喜歡北戴河，那裡是梁家最悠閒的夏日樂園。
　　梁啟超的一項教育原則是褒大於貶，鼓勵為主。給孩子們的獎品，大多都是他親手寫的對聯或詩詞等。梁啟超根據謝國楨給孩子們的評分，給孩子們獎勵。思忠額外獲得了兩個字幅：用篆書寫的「慎獨」，用隸書寫的「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但涉及大事時，即使是他最愛的思順犯錯誤，梁啟超也會毫不留情地批評。
　　當思順為丈夫周希哲工作調動一籌莫展時，梁啟超毫不留情地批評，「順兒受我教育多年，何故臨事反不得力，可見得是平日學問沒有到家」，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在困苦中磨練身心。
　　對於周希哲的工作，梁啟超也曾為思順提過建議，稱他願意去外交部就職也可以，但「作官實易損人格，易習於懶惰與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
　　當周希哲在外交部的工作受黨爭影響時，梁啟超還在給思順的信中開導，「凡為社會任事之人，必受風波。吾數十年，日在風波中生活」。
　　梁啟超把兒女當成朋友一樣平等對待。除了關心兒女的事，他也花費大量的筆墨記述自己的近況和所思所想，與他們交流。
　　1927年，梁啟超的小兒子思同患流行性肺炎病逝，稍大一點的思禮也因肺炎連日發燒，差點沒命。梁啟超著急到五天內給海外的孩子們寫了三封信。當時時局動亂，連年兵災，北京，天津和武漢都沒有安穩的地方。
　　梁啟超在信中講了很多悲觀的話，「也許我現在就要亡命去了」。但在信的結尾，他告訴孩子們，「你們別要以為我心境不好，我現在講學正講得起勁哩，每星期有五天講演，其餘辦的事，也興會淋漓，我總是抱著『有一天做一天』的主義（不是『得過且過』，卻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樣的活潑、愉快，諒來你們知道我的性格，不會替我擔憂。」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愛情故事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梁啟超同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是摯友，他非常喜歡林徽因。但他也明確告訴梁思成和林徽因，這事得由他們自己做決定。
　　當林長民被奉系軍閥襲擊身亡後，梁啟超第一時間寫信給梁思成，告訴他要鎮定，好好安慰林徽因，在天下動亂之時，「只好隨遇而安罷了」「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當時梁啟超的境況也不容樂觀，但還是攬下了林徽因的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你們更不必因此著急」。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結婚典禮在加拿大總領事館完成，「東方式」的結婚禮服，中西結合的婚禮。他們能成婚，是梁啟超「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梁啟超送給新人兩個祝福，一是注意身體健康，二是互相體貼，一起成長。
　　梁啟超還精心為他們安排了歐洲的蜜月旅行，他們在那些充滿歐洲文化的建築旁照相、畫素描、寫日記，那次蜜月之旅也為二人在建築史的教學和科研打下了重要的根基。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
　　「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甚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甚麼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主義做根柢。」梁啟超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的演講中闡釋自己的趣味觀。
　　「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的只有個0了。」他對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
　　儘管梁家子女眾多，梁啟超沒有忽視任何一個孩子的現代教育，對每個人都有具體的指導。他常常購買舊書、字畫，既自己讀賞，也當做禮物送給孩子們，在文化和審美方面對他們進行引導。
　　梁啟超在天津時，家中有個習慣：每晚六點半，全家都要圍坐在大圓桌前，聽他天南地北地講。梁思成曾向女兒梁再冰回憶，孩子們匆匆吃過晚飯後，父母慢吞吞地飲酒。梁啟超總會談論他正在寫作的題目，人物傳記、史哲、文學、國學……
　　1924年後，只有思達、思懿、思寧還在梁啟超身邊。事務繁忙的梁啟超就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謝國楨做家教，課程的內容涵蓋國學、史學、書法等。課堂就在梁啟超的飲冰室書齋中。每週有半天休假，無所謂考試。
　　這成為了思忠之後的處世之道和立身之基。
　　梁啟超回國後一年，思順為了早日與父親團聚，在幾個月內學習了兩三年的課程，從而生病了。梁啟超很擔心女兒的健康，連續幾封信都囑咐她對於學校「知識性」功課，理解比死記硬背更重要。
　　等子女們長大後，紛紛越洋留學。梁啟超多次囑咐思成，所學專業不要太「專門」，生活不能變得單調，這樣會容易厭倦，厭倦就會苦惱，容易滑向「墮落之根源」。梁啟超更是現身說法，說自己能夠永久保持不厭倦的精神，就是因為能保持豐富有趣的生活。
　　梁思成在清華大學時，除了學業優異，音體美樣樣精通。他曾任清華管樂隊隊長兼第一小號手。他也曾是體育大師馬約翰的愛將，跳高獲過校運會第一名，還是個足球健將。
　　梁啟超也建議思莊，「要選一兩樣關於自己娛樂的學問，如音樂、文學、美術等。你本來有些音樂天才，能夠用點功，叫他發榮滋長最好」。
　　在子女面臨選擇時，他只是以父親的經驗分析學科的發展，提建議，從不干涉他們的興趣。
　　當梁思成在美國留學，考慮回國就業時，梁啟超只是建議他從美術建築轉為建築工程，但由思成自己做決定。
　　思成、思莊和思永都在美國留學，思順隨丈夫在加拿大，當梁啟超聽到思莊決定去加拿大時非常高興，他本不願思莊和哥哥們一樣在美國讀書，「狠不願意全家變成美國風」。最好思莊可以前往歐洲深造。
　　梁啟超廣博開闊的學術胸懷在這裡展露無疑。他希望兒女們能學習感受不同國家的學問和學風。
　　對於思莊，梁啟超本想讓她學生物，希望家裡能多幾個學習自然科學的人。思莊按照他的指點，進入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讀生物。但讀了一段時間後，思莊始終對生物不感興趣。
　　梁啟超聽說後，趕忙給她寫信：「聽見你二哥說你不大喜歡學生物學，既已如此，為什麼不早同我說。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還告訴思莊，自己所推薦的未必合適她，「你應該自己體察作主，用姊姊哥哥們當顧問，不必泥定爹爹的話。」
　　於是，思莊轉到了自己摯愛的圖書館學，後長期在北京大學工作，成了圖書館學家。
　　梁啟超曾在信中給孩子們寫過，「我雖不願你們學我那氾濫無歸的短處，但最少也想你們參采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

「皆以修身為本」
　　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期間，生活清苦，之後在一位華僑的幫助下，才帶著全家搬到了神戶郊外的一幢別墅。周圍依山傍海，可以聽見海濤和松林的濤聲，梁啟超將那裡稱為「雙濤園」，梁家特有的「梁家學堂」也在這裡誕生。「雙濤園」裡有梁家的子女，也有親戚的孩子，梁啟超稱他們為「雙濤園群童」。
　　「雙濤園群童」的「領班」是十五歲的思順，她每天在梁啟超的指點下練字、讀詩，當父親的秘書兼日語翻譯，肩負著引導弟弟妹妹的職責。
　　梁啟超平日不是奔走活動，就是著書辦報，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但只要有空，就會給他們講故事。
　　晚飯後，眾人圍坐，梁啟超一邊喝酒，一邊講愛國英雄的故事：南宋大臣陸秀夫為忠於大宋保護幼主，被元兵逼到廣州新會縣沿海的懸崖，他先推下妻子，然後背著幼主投海就義。這些精神成為了子女們的人格底色，在日後各自的人生和苦難中，支撐著他們。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後，梁啟超成為了重大嫌疑人之一。家人們擔心他的安全，梁啟超則引用孔子的經歷和《中庸》，告訴兒女們自己如何面臨患難，「君子居易以俟命」。
　　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弟子蔡鍔發動「護國運動」，梁啟超逃出北京，南下前往廣西的路上，梁啟超隨時給兒女們寫信，稱「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他又將自己一路躲避追堵、險些喪命的經歷寫成《從軍日記》，寄給思順，並交代她保存好，言「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
　　「皆以修身為本」是梁家教育的核心，根基便是儒家文化的修身之學。他親自為兒女們講《孟子》，希望他們可以熟誦《四書》《論語》等儒學經典。
　　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了車禍，思成左腿骨折，思永嘴唇碰裂了一塊，腿上微傷。梁啟超在信中為了讓思順放心，詳細地講述兄弟倆受傷的前後經過，如何互幫互助，處理結果如何。在思成住院治療的兩個月間，梁啟超認為正是讀書的好時候，讓他借機溫習《論語》《孟子》《資治通鑒》《戰國策》等，希望他可以在憂患中成才。
　　因為這件事，思成的出國留學計畫耽擱了，還落下了終身殘疾，走路微跛。梁啟超開導他說：「人生之歷途甚長，所爭決不在一年半月，萬不可因此著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處境太順，小挫折正磨練德性之好機會。」
　　梁啟超樂觀的天性影響了子女和兄弟們。1926年，梁啟超便血，「協和」醫院割掉了梁啟超的右腎，沒有查出病變。
　　徐志摩等人對此十分不滿，在報紙上聲討「協和」。但梁啟超卻還在為「協和」說話。他在《晨報》上刊發《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之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之微意。」
　　手術失敗後，梁啟超一直都忍受著疾病的折磨，他卻從不放大痛苦，總是在信中跟子女們說自己仍在「得意地講演」，身體「健旺」，請他們不用擔心。他開玩笑說自己從前就想知道右腎是否有毛病，事實證明是健康的，「我卻真放心了」。甚至還跟孩子們調侃，自己小便的顏色跟二叔的「普洱茶」相比，簡直是「雨前龍井」。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溘然長逝，年僅56歲。中國依然在風雨飄搖之中，軍閥混戰，列強虎視眈眈。
　　梁啟超曾對兒女們說：「我所做的事，常常失敗——嚴格的可以說沒有一件不失敗——然而我總是一面失敗一面做；因為我不但在成功裡頭感覺趣味，就在失敗裡頭也感覺趣味。」
　　梁啟超心中的少年中國尚未實現，而他的少年們陸續成長起來了，繼續著他未盡的事業：
　　1948年，梁思成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為保護中國古建築耗盡一生心血。他和林徽因及清華師生一起設計了新中國國徽。
　　1930年，梁思永冒著硝煙戰火回國，參加考古工作，與兄長梁思成同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1949年，梁思禮獲博士學位，毅然回國，是中國航太事業奠基人之一，也當選了中國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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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梁啟超那篇著名的《少年中國說》所寫，「創建未來的少年中國的，是中國少年一代的責任」。

（石悅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