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肩負的歷史使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不僅在大陸把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而且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自覺指導臺灣同胞開展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爭取回歸祖國，反抗獨裁專制統治、爭取人民解放的鬥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台工作的歷史，兩岸學界都有所關注，特別是大陸黨史學界推出了不少有價值有影響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學習借鑒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台工作作一系統的回顧和研究。
黨的創建和大革命時期，多種途徑培養臺灣省籍馬克思主義者
20世紀20年代，中共計畫在臺灣建立地方黨組織，對來大陸求學或參加革命的臺灣青年加強理論培養和實踐鍛煉。他們中的一批人，在中共的培養下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臺灣地方黨組織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礎，準備了幹部力量。
一是組織臺灣進步青年到上海大學學習。1922年10月，國共兩黨合作創辦了上海大學，這是一所培養進步青年的學校，是培養革命人才的搖籃。大學創辦後，中共非常重視教學工作，派鄧中夏擔任學校總務長職務，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李漢俊、任弼時等人先後到上海大學任教。這些紅色教授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闡述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不但啟發、教育了一大批大陸青年，也使一批在校學習的臺灣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至1926年，先後就讀上海大學的臺灣學生有蔡孝乾、翁澤生、謝雪紅、林木順、潘欽信、林日高、劉守鴻、洪朝宗、李曉芳、莊泗川等人。從上海大學走出來的這群臺灣青年，在臺灣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黨組織還通過讀書會的形式，積極組織臺灣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翁澤生按中共中央指示，秘密聯絡一批在滬臺灣省籍青年學生，在上海成立臺灣青年讀書會，指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研究社會科學。
二是組織臺灣進步青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臺灣青年的培養，使之成為臺灣革命運動的骨幹分子，為在臺灣建立黨組織做準備，中共先後從在校學生中選派多批臺灣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當時，謝雪紅等人被賦予這一神聖使命，她回憶說：「1925年10月間，黃中美同時向我、林木順和林仲梓三人宣佈：黨命令我們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他說黨派我們赴蘇學習是為了培養幹部，考慮將來幫助臺灣的同志在台建黨。」
三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意志、砥礪精神。中共在加強臺灣青年理論學習的同時，還十分重視在革命鬥爭中鍛煉臺灣青年的意志，培養他們的革命精神。臺灣青年在上海大學學習期間，一邊學習革命理論，一邊參加當地黨組織和學校組織的各種革命活動，翁澤生、謝雪紅、林木順、陳其昌等人還經受了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的洗禮，並在運動後期加入中國共產黨。許乃昌在莫斯科學習結束回國後，奔走於北京、上海、漳州、廈門和廣東等地，宣傳共產主義思想。黨組織曾交給翁澤生一項特殊的重要任務，讓其團結組織在滬臺灣青年學生參加革命實踐，為成立臺灣黨組織準備人才。
在中共黨員翁澤生的努力下，1925年12月20日，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成立。此後，該會在翁澤生領導下，隨著祖國學生運動的興衰，或向前發展，或停滯沉寂，並隨著運動發展逐漸加深其共產主義思想傾向，為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鋪路。在中共的大力培養下，一大批臺灣青年紛紛加入黨組織，成為臺灣革命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骨幹，其中部分人成為後來台共的創建者和領導者。臺灣青年被中共培養的事實，連當時的日本「臺灣總督府」也這樣認為：「無可否認，他們被賦予指導臺灣共產主義運動之使命。」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指導台共成立，開展工農鬥爭
1927年，共產國際決定在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由於當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共產國際要求日共中央負責指導和協助台共的籌建工作。在此情況下，中共只能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放棄在臺灣成立黨組織的計畫。日共先是全力準備1928年國內第一次普選而無暇顧及籌建台共的工作，後又遭到日本政府大搜捕，其中央領導成員紛紛逃亡。因此，日共中央決定，有關籌建台共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在日共請求下，中共中央指派彭榮同志全面負責指導台共的籌建工作。1928年4月13日，台共籌建工作負責人翁澤生、謝雪紅、林木順與彭榮見面並商討台共成立相關事宜。彭榮聽取彙報後指出，台共成立大會「會前準備要周詳，開會時間要短，參加人數要少」。
在中共直接指導下，1928年4月15日，臺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彭榮在會上作了主旨報告，向與會人員介紹了五四運動後祖國大陸革命的歷程和成績，並向他們傳授了革命經驗，為台共的革命事業指明了方向。特別是為了充分汲取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彭榮反覆叮囑說：第一，從祖國大陸革命的歷程來看，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應警惕對資產階級的妥協，避免中共曾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同時，彭榮對台共各種綱領提出了修改意見。對台共政治大綱，他指出該大綱未充分說明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應加以補充；對台共組織大綱，指出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必須明記在組織大綱裡；等等。大會討論通過《政治綱領》《組織綱領》等檔，選舉出中央委員5人，即林木順、蔡孝乾、林日高、洪朝宗、莊春火，候補中央委員2人，即謝雪紅、翁澤生。這7人都為中共黨員，是中共精心培養的原定在臺灣建立中共地方組織的領導人選。
在台共成立大會結束次日（1928年4月17日），林木順、謝雪紅等人請求彭榮對台共成立後的工作給予指示。彭榮說：「台共領導成員幾乎都是知識份子，今後要在實際工作中注意大力吸收工農分子入黨；其次，黨內和領導機構內有不少人曾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回台後應儘快召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以改變這種現象。」林、謝等人接受彭榮的意見並表示，今後台共會極力吸收工農黨員，黨的建立應該以工農為基礎。之後，台共領導成員在島內帶領工農對日本殖民統治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主要依靠島內可以公開開展活動的工農組織——農民組合和工會開展黨的活動。當時，農民組合在全台擁有20多個支部，人數達2萬多人。台共派遣幹部進入農民組合工作，發展黨員，擴大影響。在工人運動方面，台共也積極爭取一些工會的支持。到1929年年底，台共已在全島多地建立了基層組織，並積極開展革命活動。
然而，由於新成立的台共缺少實際鬥爭經驗，領導成員因對島內工作重點認識不同而產生矛盾，並最終導致台共組織的分裂。1930年12月，針對台共存在的問題，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與台共負責人進行了一次長談，內容涉及國內外形勢、臺灣局勢、臺灣黨組織成立兩年多來取得的成績以及存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關□主義等問題，並且提出解決辦法。瞿秋白指示臺灣黨組織應儘快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檢討過去的路線方針，確立新的方針，並對台共今後在政治、組織、工運、農運、青運以及少數民族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具體意見。1931年年初，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台共負責人在上海為籌備台共二大的召開起草了各種檔。同年5月31日，台共二大在臺北召開，會上傳達了中共對台共的指導意見，清算了台共過去所犯的錯誤，確立了新的政治方針，通過了新的政治綱領。
在台共二大之後不久，日本臺灣殖民當局開始對台共成員進行大搜捕，使台共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到1931年9月，台共中央領導人全部被日本臺灣殖民當局逮捕，台共組織被徹底破壞，陷入癱瘓狀態。1931年前後，在大陸活動的台共領導人和革命骨幹，有的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有的被捕後遣返臺灣。到1933年3月在上海活動的翁澤生因叛徒出賣被捕押解回台判刑，台共在日據時期有組織的活動從此銷聲匿跡。
從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到，台共存續期間，與中共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從中也體現了中共對臺灣革命事業的關心及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中共對臺灣革命事業的指導，從早期台共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能夠得到證明：”臺灣共產黨的構成分子大部分曾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過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訓練。是故，臺灣共產黨成立與中國共產黨頗有密切的意義（關係），臺灣革命與中國革命之間亦有頗多關連。」時任台共領導人之一的蘇新也回憶指出：「它（台共）成立後，由於日共遭到大破壞，台共與日共的關係被切斷，因此，台共的領導機構，不得不通過臺胞的中共黨員（翁澤生等），求助於中共中央。因此，台共雖然與中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領導。」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台共走過艱難曲折、命運多舛的道路，到最後失敗，原因很多，但與中共當時「左」傾路線的影響也有密切關係。台共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台共的成立，對組織臺灣工農民眾、喚醒臺灣民眾的愛國意識，推動臺灣反日革命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主張收復臺灣，團結臺胞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隨著對臺灣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中共更加重視對台工作，提出許多關於臺灣問題的重要政策主張，並團結帶領臺灣同胞與大陸同胞一起投入到抗日戰爭中。
一是號召建立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2月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強調：「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會議提出：「聯合朝鮮、臺灣、日本國內的工農，及一切反日力量，結成鞏固的聯盟。」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出：「建立中日兩國與朝鮮、臺灣等人民的反對侵略戰爭的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鬥爭。」1939年3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建立被壓迫民族反侵略統一戰線》，強調建立包括朝鮮人民、臺灣同胞等在內的「共同反侵略戰線是當前急不容緩的任務」。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提出「向朝鮮、臺灣、安南各民族……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廣大的宣傳鼓動，為建立日本內部的反法西斯陣線而鬥爭」。這些政策主張為團結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抗日指明了方向。
二是率先提出「收復臺灣」主張。1936年2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佈《關於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在國內率先提出「對日絕交宣戰，收復失地。中日間的不平等條約與賣國借款的完全無效」的政策宣示。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陝北保安與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談話時更加明確地提出：「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臺灣。」這是中共主要領導人第一次明確提出「收復臺灣」的政策主張。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尼姆．威爾斯時再次重申「收復臺灣」的主張：「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的範圍，不限於山海關，不限於東北，還要包括臺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的意見。」
抗戰後期，美國某些人提出「臺灣國際共管」的論調，立即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中共迅速作出反應，1943年1月24日，中共通過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文章《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緊接著，《新華日報》又於同年3月24日和6月17日先後發表題為《戰爭與戰後問題》《臺灣，回歸到中國來！》的社論，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共關於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主張，明確提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駁斥少數美國人提出的「臺灣國際共管」論，號召全國人民「應該用最大的力量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鮮明地表達了中共收復臺灣的堅定決心和政治立場。
三是團結臺灣同胞開展抗日鬥爭。台共組織遭到破壞後，一部分台共黨員，如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等，為躲避日本殖民當局搜捕，於1928年8月底秘密乘船前往福建開展革命活動。1932年6月，在中共特意組織和安排下，蔡孝乾一行人來到中央蘇區，成為第一批有組織地來到中央蘇區的臺灣革命者。這批人的直接任務就是籌備組建蘇區反帝總同盟。蘇區反帝總同盟宗旨是團結被壓迫的工農勞苦群眾與紅軍戰士，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積極參加中國革命，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蘇區反帝總同盟成立後，臺灣同志們用自己深受日本殖民者壓迫和剝削的親身經歷，在蘇區民眾中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控訴日本殖民統治的罪惡，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同時，宣傳了臺灣民眾不畏強暴、敢於反抗的鬥爭精神，從而為蘇區的反帝鬥爭營造了濃厚的輿論氛圍。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介紹了來自臺灣的革命同志，並對他們的革命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1934年4月，中共提出《反日統一戰線的五大綱領》，得到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國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在中央蘇區的臺灣同胞代表聯合朝鮮、越南同志發表《在蘇區韓國、臺灣、安南民族代表擁護反日五大綱領通電》，明確指出：「最近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了反日五大綱領……我們認為這一反日綱領是目前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侵略的唯一的正確的主張，是挽救目前中國危亡的最具體的步驟和方法，我們表示完全的擁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很多臺灣青年來到祖國大陸，在中共的領導下，與大陸青年一起投身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許多臺灣青年在抗日戰爭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派張畢來，協助愛國臺胞李友邦在金華成立了第一支臺灣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參加祖國抗戰。同年4月1日，周恩來到金華專門聽取張畢來關於臺灣義勇隊的情況彙報，並對下一步臺灣義勇隊工作作出了指示。李友邦與中共的合作一直持續到臺灣光復之後。重慶也是臺灣進步青年集中的地方。周恩來一直關心他們的生活、工作情況，尤其是政治上的進步，鼓勵南方局工作人員與他們來往，「勤交友」「廣交友」。1941年2月9日，在南方局大力支持下，以臺灣同胞為主體、以光復臺灣為綱領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臺灣革命同盟會在重慶成立，其中有不少中共黨員。該會發表宣言，號召臺灣同胞積極參加抗日鬥爭。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中共領導中國人民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紅色中心，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源地。作為這一時期的革命聖地，延安吸引了一批追求理想的臺灣青年，跨海來到大陸投身抗戰事業。同時，原分佈於各地的臺灣省籍共產黨人也來到延安，如張志忠於1936年奔赴延安，進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年初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同在抗大的臺灣青年還有馮志堅、丘剛明等。此外，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有沈扶、李煥之等臺灣青年，而延安中國女子大學也有臺灣青年入學。這些臺灣同志在延安學習後，大都投身於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戰爭。張志忠之後在八路軍第129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工作，1943年到太行山地區參加抗日鬥爭。馮志堅在延安擔任日文情報翻譯工作。丘剛明參加大別山地區的抗日遊擊隊。沈扶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從事日本問題研究和翻譯工作，並兼任對日工作部顧問。李煥之留在魯藝任教，並創作了《保衛祖國》《抗戰進行曲》等抗日作品。
在中共的領導下，還有很多臺灣同胞以各種形式投入抗日戰爭之中。李偉光、林有泉、林思平利用作為醫生的便利條件，幫助新四軍治療傷病員、採購醫療器械和藥品，同時掩護地下工作者，開展抗日活動。蘇子蘅利用其北京大學理學院教師身份的便利條件，動員一些科學界、實業界的人才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開展各項建設工作。蔡嘯參加新四軍，戰鬥在抗日前線，奮勇殺敵。陳乃昌直接受周恩來領導，開展上層人士統戰工作。李純青研究日本問題，撰寫了大量抗日文章。可以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民族團結奮鬥的結果。
解放戰爭時期，反對獨裁統治，部署解放臺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國民政府在臺北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及澎湖列島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中共中央決定在臺灣組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台工委），並任命蔡孝乾為台工委書記，開始佈局臺灣。10月中下旬，臺灣省籍中共黨員、《大公報》記者李純青赴台採訪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同時接受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專項任務，秘密聯絡了謝雪紅等老台共黨員，瞭解有關情況，並將中共的主張傳達給他們。1946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先期潛入臺北，相繼聯繫上謝雪紅、楊克煌、簡吉、陳福星、張伯顯、廖瑞發、林梁材等倖存的老台共黨員，將其作為地下黨組織的骨幹力量。7月，蔡孝乾、陳澤民、林英傑等人秘密進入臺灣，台工委正式成立，其組成人員為大陸派遣人員和老台共黨員。台工委的任務是：捜集臺灣境內的軍政情報；策反動搖的軍政人員；建立地下組織；發展黨組織；開展秘密政治宣傳；在台東偏僻山區建立武裝根據地，利用山區的天然條件，發展遊擊力量。在台工委的直接領導下，臺灣革命運動有了進一步發展，吸收了一批新黨員，在國民黨一些基層政權中發展了內線，建立了一些交通聯絡站等。當時，台工委隸屬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後改稱中共中央上海局）。1946年秋到1948年年底，時任上海局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書記張執一代表上海局4次赴台檢查與佈置工作。
1947年2月28日，臺灣爆發反對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史稱「二二八」起義。起義爆發後，謝雪紅在台中組織了人民武裝力量，這支力量後被稱作「二七部隊」。張志忠在嘉義組織了另一支較大的人民武裝「臺灣民主聯軍」。兩支武裝力量相互配合，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激烈戰鬥。至3月20日，臺灣絕大部分地區的起義已被鎮壓了下去。在獲悉臺灣發生「二二八」起義有關情況後，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廣播電臺發表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聲援臺灣人民的文告《臺灣自治運動》，強調「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臺胞的英勇奮鬥」，這份文告又於同年3月20日以社論的形式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再次表明中共中央支持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態度，也是中共中央給遠在臺灣的地下黨組織的重要指示。
1947年3月底，鑒於島內嚴峻的白色恐怖形勢，張執一從上海潛入臺灣，向台工委傳達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要求「不能存在及暴露的幹部應儘量撤走」。台工委作出分散、撤退的決定，要求暴露身份的同志撤往上海，武裝部隊撤往山區開展遊擊戰。5月，躲過國民黨當局抓捕的謝雪紅、楊克煌、周青等，陸續撤離臺灣到達國統區上海。7月初，他們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赴香港開展對台工作。在香港，謝雪紅等人積極聯繫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爭取他們的支援，以更好地開展對台工作。8月，謝雪紅與中國民主同盟成員莊希泉、劉雪漁及一批臺灣省籍革命人士共同組建臺灣問題研究會，研究探討臺灣形勢。在中共的支持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幫助下，研究會成立「新臺灣出版社」，創辦《新臺灣叢刊》，揭露國民黨欺壓臺灣人民的罪行，堅決反對任何有關「臺灣由聯合國託管」「臺灣獨立」的陰謀活動和反動謬論。
1947年11月12日，在中共的指導和幫助下，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正式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其核心成員都是中共黨員。《新臺灣叢刊》成為臺盟的機關刊物。臺盟的成立使島內外臺胞有了一個公開的政治團體，對團結廣大臺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和解放臺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起到了應有的作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臺盟率先予以回應。
1948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召開台工委領導成員參加的對台工作專題會議，全面檢討在臺灣的各項工作。這是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討論和部署對台工作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會議總結「二二八」起義的工作情況和存在問題，提出今後臺灣工作的方針：「準備群眾力量，擴大黨的基礎，以『反美』『反蔣』『反官僚資本統治』『台人治台』『要求地方自治』，來號召團結臺灣各階層人民並進而與內地來臺灣的基本群眾（包括軍隊），結成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準備在全國解放戰爭達到全面勝利關頭，武裝起義解放臺灣，完成臺灣人民民主自治運動。」此次會議有力地促進了台工委的工作，使各項工作都有較大發展。臺灣黨組織發展迅速，隊伍不斷壯大。1949年年底，台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稱，中共黨員已達1300人。後來，陸續從大陸派遣的共產黨員和當地發展的黨員、進步人士達到1500多人。台工委組織滲透到國民黨政府機關，不斷在臺灣發動工潮和學潮，同時在臺灣各地建立了武裝組織，並在山區建立了工農武裝基地。
隨著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共中央開始研究部署解放臺灣的工作。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時評。時評指出：「由於中國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勝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時間內全部實現。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一定要解放全中國。」這是中共首次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同時在軍事上作出部署。在這種形勢下，台工委向各級地下黨組織下達工作方針：「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
之後，台工委又發出指示：「臺灣的解放更接近了，臺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臺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臺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地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當時，台工委樂觀地認為臺灣很快就要解放，於是在行動上急躁冒進，有些工作本應秘密進行，實際上卻已處於半公開化狀態，從而引起臺灣國民黨當局的警覺。隨著國民黨當局的大肆搜捕，以及包括蔡孝乾在內的一些意志不堅定的地下黨員叛變，中共在台各級黨組織遭到毀滅性破壞，其中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教訓十分深刻。
為紀念這些為了祖國統一而犧牲的英烈們，2013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設了氣勢雄偉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在廣場花崗岩牆壁上鐫刻著已查找到的846個烈士英名。廣場正中紀念碑碑文微言大義，字字千鈞：「民族危急，別親離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敵而求大同。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後無名。」血沃寶島的英烈們永遠活在全體中國人民心中。
縱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台工作，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歷史任務。中共自創建之初就自覺關心臺灣前途命運，歷經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從思想、政策到組織、隊伍等方面，致力於為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大陸人民一起共同抗日和反抗獨裁統治提供積極指導和大力幫助。作為中共百年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台工作的歷史需要堅持唯物史觀，堅持實事求是，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認真加以研究。同時，要以史為鑒，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兩岸同胞要牢記歷史、緬懷先烈、團結一心、維護勝利成果，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努力。」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由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所決定的，也是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和勢所決定的。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目標。「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
（馬振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