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港工作八字方針
　　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之初，中共方面雖然在「戰略上藐視敵人」，但對戰爭的歷程和持續時間卻一時還把不准。「中原突圍」後，毛澤東曾要求全黨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1946年11月，蔣介石的「全面進攻」行將失敗時，毛澤東預測解放戰爭的時間可能「短則3-5年，長則10年甚至15年」。
　　就是在這樣充滿「不確定」的背景下，毛澤東開始了對「新中國」基本格局的「規劃」。香港問題，毛澤東形成了充分尊重香港地區的歷史與現狀，最終以協商、和平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思路。
　　1946年12月9日，在與哈默等三名西方記者會談時，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第一次向外界提出了把香港問題暫時「放一放」，並且米用和平手段解決的新思路。
　　1949年2月1日，毛澤東又對史達林派來瞭解新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米高揚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實際公佈了用和平方式解決港澳回歸問題的決策。
　　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後來被歸納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工作八字方針，也是處理涉港問題時長期堅持的方針。

對港決策主要出於政治、經濟的考慮
　　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大陸的節節勝利，尤其炮擊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後，英國朝野紛紛認識到「晚清政府」一去不回了，自己在香港的種特權也岌岌可危，因而準備了所謂的「X」「武」兩套方案應對解放軍佔領香港。這雖然是虛張聲勢，但卻反映出英國政府開始為自己「留後路」的心態。1949年4月30日，香港總督葛量洪在給英國殖民地大臣鐘斯的絕密電報中哀歎：「如果中國共產黨人奪取香港的話，英國將無力保衛他」，做好了「榮任」末代總督的心理準備。
　　但出人意料的是，當我軍於1949年10月14日解放廣州，10月17日抵達香港北部邊界，解放香港只在揮手之間時，毛澤東卻向前線部隊發出了停止前進的命令。
　　原來，中共方面通過「秘密管道」向英國政府提出了只要遵守不將香港「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不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必須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的「三項條件」，中國方面願意與英方就維持香港現狀等問題進行談判的條件。香港是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和港口航運中心，英國在這裡有巨大的利益。得知這個條件後，立即表示接受，並暗中承諾將在新中國成立後予以承認。因此，中央決定對香港”暫不收回，維持現狀」。從事實上奠定了「一國兩制」的基礎。
　　中國的對港政策，引起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一些國家的不理解，認為中國對帝國主義過於軟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接受殖民統治呢？對此，毛澤東不厭其煩地解釋：「至於香港，英國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佔領是可以的。但過去有條約關係，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借的……這是特殊情況。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所以）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可見，毛澤東的對港決策主要出於政治、經濟而非軍事上的考慮。
　　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

遠見卓識和正確決策
　　1950年1月6日，英國成為西方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儘管兩國關係正常化因朝鮮戰爭等因素曾被打斷，但英國不顧美國的反對，仍然放寬了對華貿易，給美國對華「禁運」政策打開了一個缺口，使中國能夠通過香港進口到石油化工等重要戰略物資。這在”美英相隨”的國際政治格局上是極為罕見的。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的陸上進出口通道幾乎被完全封閉，香港幾乎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通道……而香港本身也因此得到快速發展。
　　當然，新中國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也做出了極大努力。中共高層一直要求不能拿內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內地的辦法去干涉香港。這為後來「一國兩制」政策的明確提出創造了良好的思想條件；中央政府還為對香港同胞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系列便利和優惠：以遠低於國際市場的優惠價格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業原料，即使在最困難的三年時期也不曾中斷。20世紀60年代初，香港遭受了嚴重旱災，用水極度緊張。在港英政府一籌莫展之際，國家計委撥出專款建設了將東江之水引入香港的「東深供水工程」這項工程從設計到通水總共只用了一年。工程建成後，香港人民向建設者們贈送了分別題有「飲水思源，心懷祖國」、「江水倒流，高山低首；恩波遠澤，萬眾傾心」的錦旗，表達了香港同胞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感激之情。
　　所以，西方學者評論說「香港就是這麼奇怪的城市，信仰社會主義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榮」，「北京提供了戰後幾十年香港社會穩定的客觀條件，也給予了投資者充分的信心……實際上，香港戰後幾十年的『繁榮與穩定』環境，是北京營造的」。顯然，這一切與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和正確決策密不可分。

（李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