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一直將香港作為重要的革命陣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環境條件，開展各項革命活動。成立之初，在港領導了產生重大影響的工人大罷工，直接促進全國工人運動，促成大革命的高潮到來。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開展各項革命活動，把香港變成溝通海外聯繫，開展統戰工作,保存革命實力，擴大中國共產黨影響的重要陣地。抗戰時期，香港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海外抗擊日寇的重要戰場。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港領導反蔣民主運動，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突出貢獻。香港這顆東方明珠，也和其他有影響的城市或地區一樣，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國革命史冊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中國共產黨香港組織初創，因勢利導展開工人運動
  早在香港開埠初期，勞工就經常組織起來，保護自身的利益。19世紀末，木匠工人、籐椅工人、箍桶匠工人先後發動罷工運動。1884年9月中旬，香港爆發了反法罷工運動。1920年，香港爆發了首次由工會——香港華人機器會組織的罷工運動。但這些罷工都沒有從根本上讓港英當局重視工人的利益，直到1922年,終於爆發了香港海員大罷工。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海員罷工極為關注，在廣州組織成立了香港罷工後援會，做返穗工人的後盾。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組織全體黨、團員參加接待和其他各項工作，發表《敬告罷工海員》書。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號召全國工人支援香港海員大罷工。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漢、隴海、京綏等鐵路工人，紛紛成立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香港海員大罷工最終取得了勝利。罷工過後，海員先進分子蘇兆征、林偉民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優秀領袖。1922年間，香港又接連爆發了多場罷工。中共香港組織在民族主義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歷史背景下建立起來。
  20世紀20年代初，陳獨秀自上海搭船來到廣州，船行經香港，中途停泊在香港碼頭，林君蔚、張仁道、李義褓三人前往船上拜訪。他們還帶去了自發集資出版的不定期刊物《真美善》。雜誌用巧妙的手法，結合五四運動過後的文學革命，推動香港文藝界採用白話文，大膽批評香港教育局審訂的漢文課本是奴隸性的教育課本，設法傳播無產階級革命新思想。雜誌得到陳獨秀的讚賞，並鼓勵他們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們隨即在李義褓家中（香港跑馬地黃泥湧蒙養小學校校址）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1923年上半年，受到陳獨秀鼓舞的林君蔚等人，先後來到廣州。通過新學生社的管道，找到了團組織。經廣東團區委負責人阮嘯仙介紹，他們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回港後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特別針對穂港澳指出「宣傳民族運動」，改造香港舊工會，發展產業工人工會。中共三大的指導方針出爐後，香港地區團組織按照指導將工人運動當作核心任務。1923年9月14H,阮嘯仙到港，傳達團二大的方針政策，幫助香港團組織開展建團工作，動員香港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923年10月5日，香港臨時團地委宣告成立。10月25日晚，香港團員全體大會召開，團香港地委得以正式成立，梁鵬萬被選舉為委員長。
  1924年11月14日，中共廣東區委和團廣東省委召開聯合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中共香港黨小組，香港青年團員羅朗佳等七人轉入中國共產黨。在此基礎上，1925年1月，黃平來到廣州，陳延年指派他擔任中共香港支部書記。1925年一二月間，黃平以國民黨組織部特派員、梁複然以國民黨工人部特派員的公開身份抵達香港，中國共產黨香港支部正式建立起來，黃平為第一任書記，到5月省港大罷工時已經擁有十幾名黨員。
  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爆發。消息傳到廣州，中共廣東區委於5月31日晚召開黨、團員大會，決定組織臨時委員會，聯絡工、農、商、學和青年軍人等革命團體舉行示威遊行，並籌畫在省港兩地舉行大罷工，以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6月8日，中共廣東區委、全國總工會派鄧中夏、孫雲鵬到香港，會同楊殷、蘇兆征、楊匏安等人，開始罷工的準備和發動工作。
  他們首先建立了黨團，作為罷工時期聯結中共與群眾的紐帶。同時，團廣州地委派藍裕業、周文雍到香港，協助黨組織工作。五卅慘案後，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召集陳延年、楊匏安、鄧中夏等人開會。派鄧中夏、孫雲鵬、楊匏安、彭粵生等十多名黨員赴香港會同蘇兆征與當地黨團支部一起完成罷工發動。他們在香港與團香港地委負責人彭月笙、彭次亭一起，組織共青團員深入海員工會、電車工會等工人組織中去，分頭到茶樓、戲院、街道、工廠、大學、中學，開展罷工的宣傳、發動和組織工作。共青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協助香港黨團大量印刷和散發《中國共產黨為五卅慘案告香港同胞書》《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五卅慘案告香港青年學生書》等宣傳品，廣泛向群眾揭發英帝國主義在各地的殺人罪行，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起來，以罷工來反抗英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黨團充分利用宣傳、組織的優勢，化有形為無形，將自己的策略和主義轉化為群眾組織的策略。黨團首先在掌握的工會先行罷工，製造聲勢。鄧中夏利用自己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的身份,和在1922年海員罷工中建立起威信的蘇兆征一起迫使海員工會會長譚華澤同意罷工，然後把工作重點指向占了工會總數一半的工團總會，做通會長黃金源的工作。對於華人機器會等英國當局的御用工會，安排骨幹党團員越過頭目做工作。通過召開工會聯席會議，成立罷工統一指揮機構全港工團聯合會，把各大工會頭頭、黑社會的頭面人物，都集中到這個機構中來。罷工開始後，許多黃色工會在群情激奮的工人群眾的壓力下，被迫陸續參加到罷工中來。6月19日，由香港海員工人首先發難，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爆發。繼海員工人之後，印刷、洋務、碼頭搬運等工會先後有20多萬工人加入罷工行列，其中有10萬多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
  青年團組織也積極發動香港皇仁書院學生率先罷課，聖保羅、聖士提反等多所學校學生隨即加入其中。在此基礎上香港學生聯合會成立。在中共影響下，香港全港工團委員會發佈公告，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項要求：第一，政治自由；第二，法律平等；第三，普遍選舉；第四，勞動立法；第五，減少房租；第六，居住自由。
  二、大革命失敗後，香港逐步成為中共廣東黨組織領導機關活動的中心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陷入低潮。香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避難所、交通站。港英政府出臺一系列條例，設立反宣傳局，資助發行《工商日報》，進行反共宣傳，加強對報刊新聞的檢査力度。同時，嚴厲取締曾參與省港大罷工的工會組織。爾後不少因為參與罷工而失去工作的工人面臨無人救助的困境。港府還大力鎮壓共產主義活動，在警署成立特別反共小組，追捕共產黨員，不少共產黨員在港府和國民黨右派的聯合迫害下遇害。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白色恐怖嚇倒，始終堅持英勇但不失靈活地展開對港工作。4月170,中共廣東區委秘書長賴玉潤（賴先聲）召集穆青、楊殷、馮菊坡、羅綺園、周文雍、吳毅等區委成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區委機關暫從廣州撤往香港。五六月間，撤離到香港的原中共廣東區委成員在香港成立廣東特委。此後中共廣東區委、廣東省委一直設在香港，香港逐步成為中共廣東黨組織領導機關活動的中心，中共廣東省委逐步建成了以香港為中心，分佈於廣東省各地的地下交通網。中共中央與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聯絡主要經海上通道進行。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央廣東省委在香港設立南方局總交通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央蘇區秘密交通線成立。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香港成立華南交通站，在銅鑼灣設立秘密機關和招待所，接待中央從上海派往蘇區的幹部。這一時期還在九龍建立了一座秘密無線電臺，與中央的電臺經常保持通訊聯繫。這條紅色交通線長達數千裏，跨越國統區，是聯繫上海黨組織和各個蘇區的紐帶。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後，賀龍、葉挺、劉伯承、彭湃、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聶榮臻、譚平山等人離開部隊抵達香港，部分人參加中共廣東省委會議後繼續轉移。1927年年底，中共香港市委成立，受中共廣東省委領導。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生存和發展遭遇嚴重挫折。1928年2月20.日，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黃謙因被人告密而遭香港便衣警探跟蹤，導致中共廣東省委機關暴露，鄧中夏、黃謙、羅登賢、王強亞四人被捕。
  1929年8月，在中共領導的香港工人代表會的組織下，香港建築業工人舉行同盟罷工，要求加薪並改善待遇，5萬工人參與罷工。隨後香港的電器、汽車、電車、印刷等行業工人也罷工。1930年，中共廣東省委協助中共中央建立中央駐香港特科機關。1931年5月，蔡和森被中共中央派到香港，接替調往中央軍委工作的李富春擔任中共兩廣省委書記。1931年6月，因叛徒出賣，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隨即被港英當局引渡到廣州。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廣州軍政監獄英勇就義。
  1932年3月16H,中共兩廣省委常委、省委駐香港特派員廖亦通（廖多汶）被捕叛變，中共兩廣省委再度遭嚴重破壞。共青團兩廣省委機關及中共香港市委機關受到牽連也同時遭破壞。到1932年5月，香港僅剩下40餘名中共黨員，中共香港市委撤銷，改設香港、九龍兩個區委。1932年12月，共青團香港市委書記兼共青團兩廣工委宣傳部長容敬良被捕。1932年12月1313,由於叛徒出賣，中共兩廣工委書記潘洪波被捕，很快叛變。隨後中共、共青團兩廣工委及中共香港市委均被破壞，中共兩廣工委組織部長陳允才、常委陳均華，共青團中央特派員陳斐琴，共青團兩廣工委代理書記劉志遠（劉來）等20餘人被捕。1934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中共兩廣臨時工委改組為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林德隆任書記，陳光任宣傳部長，巫坤任組織部長。1934年8月，鄭懷昌自中央學習回到香港後接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1934年9月170,中共香港工委活動地點智仁勇學校被大批警探包圍，中共香港工委機關遭破壞。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發展，雖然遭遇了困難，但也在艱難中繼續堅守。1935年，李濟深等人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中國共產黨在該團體中建立了自己的組織。
  三、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成為香港最具影響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力量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成為黨在南方抗擊日軍的重要據點，共產黨在引領和組織香港抗日救亡運動過程中獲得了恢復和發展，逐步成為抗戰時期香港最具影響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香港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譜寫了一部輝煌動人的香港抗戰史，成為中華民族無比珍貴的共同記憶和集體史詩。
  在抗戰活動中，香港民族救亡情緒高漲，中國共產黨積極順應形勢發展，加強在港的組織建設。1936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決定成立中共香港市工委（南臨委），吳有恆任書記。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工委設立學生支部，書記先後有賴石昂、鐘明。12月，南臨委決定成立中共香港海員工委，丘金任書記，曾生負責組織。1937年8月22日到25H,香港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銷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10月，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委員會。隨即，中共香港市委正式建立，吳有恆任書記，設有青年部。12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漢年到香港籌建八路軍辦事處。
  1938年1月，經周恩來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商議及香港總督批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立，對外在皇后大道掛出粵華公司的招牌。後來，隸屬中央特科的秦邦禮（化名楊琳）也到辦事處工作，並創辦「聯和行」採購物資。1948年，受周恩來指示，「聯和行」改組並更名為「華潤公司」，「華」字取自中華，「潤」字取自「潤之」，暗含「中國」和「共產黨」的代表元素。1939年3月11日，港英警方在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搜査粵華公司，並逮捕多名職員，經周恩來與廖承志分別向卡爾與港英政府交涉，警方放人並歸還被查抄檔，且向辦事處道歉，八路軍辦事處自此轉成全地下運轉。
  隨著香港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1938年暑假，香港一些學校出現了中共地下黨員活動，其中包括香港華僑中學、麗澤女中學、英皇英文中學、聖士提反英文女中學、梅芳女中學等。此外，還有一些香港青年前往延安。
  隨著抗戰形勢發展，1938年11月，中共粵東南特委應廣東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張炎關於派幹部協助開展抗日的請求，在香港以香港學生隊賑濟會的名義組成香港青年回國服務第一團，團長是原中共香港區委宣傳部長劉談鋒。該團團員26人於同年12月到達高州城。團內有15名中共黨員，建立中共特別支部，書記馮安國。服務團在高州一帶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服務團內的中共支部還擔負恢復重建當地中共黨組織的任務，推動了廣東南路的抗日救亡運動。
  經過以上努力，中共在香港的有生力量得到快速發展，根據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1941年2月撰寫的工作報告指出，截至1939年1月，中共在港黨員631人，組織領導工人群眾超過2萬人。
  抗戰爆發後，中共積極在香港推動獻金運動，支援祖國抗戰。在八一三獻金運動九龍深水培市場小販自發開展義賣時,深水場總統紡織廠的幾名女共產黨員趁機組織義買運動。她們要求廠方將每月從工人工資中克扣的所謂愛國公債費交出來，用作義買，廠方被迫答應。於是，她們組織工友，打著旗子標語，以巡遊方式把錢送到義賣場去。大行樹膠廠、棉藝紡織廠、南針電筒廠等九龍幾個較大的工廠，在中共黨員的發動下，也紛紛開展義買運動。僅大行樹膠廠就向義賣場前後三次義買，共捐出3000多元。
  這一時期中共還發動一批青年在義賣場做宣傳工作，維持秩序，鼓動小販延長義賣時間。深水塀瓜菜小販的義賣運動延長至13天，其他各行業也跟著延長，義賣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全港沒有一個市場不進行義賣。在民族大義面前，香港的黑社會組織也在共產黨員的動員下，「通過了禁令，不准任何扒手流氓在義賣場搗亂，動員了18個著名的流氓頭目把守義賣場的錢庫」。在兩個樹膠廠中，因積極號召獻金，共產黨人成為「全廠擁護的領袖，甚至資本家也要請他喝酒二最終，香港的八一三獻金運動逐漸發展成為轟動中外的大規模救亡運動，取得了獻金百萬的優異成績。
  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在《關於廣東工作的綜合報告》中指出：在香港的獻金獎狀中印有朱德的相片。朱德成為「四大領袖之一，為華僑所歡迎」，毛澤東、朱德的相片在許多學校中公開懸掛，黨的刊物成為抗戰分子和左翼分子大量翻印的「寶貝」，香港的群眾公開喊出「無產階級領導富人獻金救國」的口號。1938年9月22日，香港婦女慰勞會派代表16人至江西德安前線勞軍。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將慶祝雙十節宴會的錢捐募給前方戰士，籌集到的4000多港元購買了救護車和藥品，捐贈給桂林八路軍辦事處。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周恩來認為在香港建立全國性乃至國際性文化宣傳陣地的時機已經到來。1941年4月8日，《華商報》創刊。此後中共黨組織又支持創辦或者複辦了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茅盾主編的《筆談》、端木顏良主編的《時代文學》、梁漱溟負責的《光明報》等。
  隨著抗戰形勢不斷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香港抗日救亡運動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成立了虹虹歌詠團、香港學生賑濟會、香港民族革命通訊社、香港恵陽青年會等眾多致力於抗日的愛國團體。
  除發起獻金運動、進行文化宣傳、組織救亡運動外，中國共產黨還帶領香港同胞投入武裝鬥爭、營救行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入侵香港，在香港淪陷的至暗時刻,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領導港九獨立大隊頑強地在港堅持抗戰、建立抗日根據地,其犧牲精神和優良作風贏得香港市民、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廣泛認可。
  早在1941年底，當日軍進攻香港九龍地區時，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就曾派出武工隊挺進港九敵後開展遊擊戰。1942年2月，陳達明帶著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林平、曾生的信來到港九。在西貢，陳達明、蔡國梁和黃高陽召開會議。3日，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教堂宣告成立，其後改稱港九獨立大隊，直屬東江縱隊司令部，下屬六個中隊，有長槍隊、短槍隊、海上武裝隊、城區地下武裝隊和情報系統等。大隊長蔡國梁，政委陳達明，政訓室主任黃高陽。根據港九地區的特點，港九獨立大隊積極開展城市和海上遊擊戰，不斷取得反”掃蕩」和出擊敵人的勝利。名揚港九的傳奇英雄劉錦進，原名劉黑仔，就是港九獨立大隊短槍隊中湧現出的傑出代表。
  香港淪陷前，港九地區已是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物資、藥品、武器、彈藥的重要補給地。香港淪陷後，港九大隊將收集的英軍遺留物資和武器彈藥，連同每次戰鬥後繳獲的大部分戰利品，源源不斷運回內地，送給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同時他們還利用香港物資集散地的優勢，幫助黨組織和遊擊隊搜集、運送物資。由於港九地區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因而也成為國共關係緊張時部隊休整或轉移傷病員的重要安置點。
  香港的突然淪陷，讓一大批文化界進步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身處險境。日軍張貼佈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報到，否則「格殺勿論」。面對這樣的危機，中共廣東地方組織、中共香港地下組織和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指示，歷盡艱辛，組織生死營救，成功地將他們撤離虎口，並安全護送到祖國的大後方。這一行動被茅盾稱讚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遊擊隊營救了大批文化人士及國際友人，有許多內地著名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亞子、茅盾、夏衍、胡繩、喬冠華等，還有上百名國際人士。經東江縱隊開闢的著名的「飛行員安全通道」成功救護的美軍飛行員就達八人。美空軍克爾上尉遭數千日軍三個星期的搜捕，被東江縱隊成功救出，更是成為傳奇故事。
  這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充分依靠和發動群眾，以周密的部署、無畏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和巨大的犧牲促成的。
  這一階段，中共在香港既實現了生存、發展和抗戰的目標，同時也為之後華南解放戰爭的到來做了組織、輿論和群眾基礎的準備。
  四、解放戰爭時期，香港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動基地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與英方在香港有著良好的合作，東江縱隊積極營救英方人員，戰後港九獨立大隊又積極配合撤出香港。因此，港英當局允許中共戰後在香港保持一定程度的活動。同時，港英當局也試圖利用中共抵禦國民黨方面的壓力。這一時期利用香港「既不是蔣管區，也不是解放區的’第三地帶特殊條件，除了進一步發展秘密交通線，為解放戰爭提供人力物力支援外，更加重視開展工人運動及統戰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尹林平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以香港為中心，展開城市工作的設想。1945年10月，中共港九工作委員會成立，書記馮粲。11月，東江縱隊《前進報》工作人員在香港創辦了《正報》。《正報》打破舊有勢力的壟斷，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宣傳的重要陣地。1946年1月，《華商報》復刊，由晚報改為日報。中國共產黨以《華商報》為陣地，團結了一批全國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後來在廣州解放後，《華商報》報社大部分人員轉往廣州，創辦《南方日報》。
  戰後，香港工運力量獲得恢復發展。由於東江縱隊北撤，一些在香港復員的東縱戰士重新步入工廠，回歸勞動崗位。在戰爭中他們所經受的鍛煉和獲得的成長，使得他們有能力為二戰後的香港工人運動貢獻力量，帶領工人向資方要求改善生活狀況。最終港府發布公告：「公共事業及其他雇主雇傭工人，每日工作九小時者，現已表示同意每日工作八小時算」。這意味著20年後，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香港工人代表提出的「八小時工作制」宣告初步實現。
  中國共產黨還在香港建立了以電話、電車、洋務、海員、摩托車為核心的工會，促進香港工人運動向組織化的方向發展。1946年5月，「三電」（即電燈、電車、電話）工人鬥爭取得勝利。為了解決勞工子弟無學可上的困境，10月，團結和吸納香港各階層人士的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教會」）成立。勞教會歷盡艱辛設立勞工子弟學校，致力於解決香港勞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這一系列舉動，都讓香港勞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衝破重重阻礙為香港勞工謀福利的決心。勞工子弟學校的重要意義還在於，為此後的香港工人運動培養了大量幹部。正如後來擔任港九工會聯合會首任理事長的朱敬文評價的那樣，1946年是一條界線，香港工人運動從此發展到新的一頁。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南京局決定,在香港成立半公開機構中國共產黨港粵工作委員會。1946年10月下旬，根據中共中央安排，喬冠華籌備成立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1947年5月，中共中央發電報指示：由方方、尹林平等人組成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分局書記為方方，下設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工委」，由港粵工委改組而來）、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城委」，由廣東區黨委城委改稱）、各地區黨委（負責各小城市和農村工作）三條線的平行組織。除香港工委為半公開活動機構外，其他組織均為秘密活動。香港工委又下設財經委，下屬統戰組，負責香港工商界的統戰工作。財經委還創辦《經濟導報》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分享各地經濟動態，爭取香港工商界人士的合作。一年後，《經濟導報》派出人員就主導了香港幾家大報紙的經濟版。在中國共產黨發動下，部分港商衝破國民黨阻力，開展同中共在北方解放區的易貨貿易，藥品、膠鞋等大批軍用物資被運往解放區，解放區產品也打開了境外銷路。由此，香港成為華南地區的指揮中心和解放戰爭的重要物資來源地。
  1947年，香港爆發自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根據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指示，領導工人取得了罷工勝利。通過此次大罷工，中國共產黨取代了國民黨在香港工會中的主導地位。1948年4月，港九工會聯合會（1986年改名為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會」）「依法成立」,該會以「愛國、團結、權益、福利」為工作方針。這一時期，在策略上，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利用「合法鬥爭」的方式，展開工人運動。1948年9月_1949年秋，中國共產黨又在香港青年中建立和發展一系列文藝團體，影響青年三四千人。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注重在香港維護勞工利益，發展工人運動，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視利用香港開展統戰工作。早在1946年9月底，隨著國共內戰不可避免，周恩來就指示中共港澳工委需要做好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及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轉移香港之準備。經過周密的安排和佈置，被國民黨反動派列入黑名單的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及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除了被護送到延安或解放區外，還有一批被轉移到香港。
  來到香港的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及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為發揮智力優勢，在中共提議並贊助下，聯合創辦了達德學院。達德學院在香港舉辦的一系列培訓班成為培養中共幹部的搖籃，為解放後的城市接收工作提供了人才。達德學院成為中國共產黨與愛國民主人士及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親密合作的典範。
  1947年3月前後，隨著上海、南京等地大批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轉移至香港，香港成為統一戰線活動的中心。1947年底，除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九三學社中央仍留在內地堅持地下鬥爭外，其他民主黨派中央及其主要領導人，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基本上都會聚到了香港。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研究全國革命形勢後，及時發佈了.《五『勞動節口號》，明確提出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8年7月底到8月初，周恩來致電上海、香港黨組織和華北局，準備安全接送滬、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區。9月26日，中共中央為適應統戰工作需要，決定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稱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據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統計：從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由中共地下黨安排,秘密從香港北上的有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大大小小接送有20多次。這些民主黨派後來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籌建工作，為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貢獻。
  194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從香港遷到潮梅解放區，後轉移到廣州。廣州解放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止步於深圳。此後，中國共產黨致力於在政治上穩定香港，在經濟上支持香港發展。港英當局對原中共領導下的青年週邊組織進行打壓，虹虹歌詠團等三十餘團體遭到取締，這些組織的成員多轉入新成立的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對港工作的歷史和事實證明，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壯麗篇章中，新中國的建立也凝聚著香港同胞的貢獻犧牲；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香港同胞根本利益的維護者，民族解放的捍衛者，民主革命的推動者；切實維護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對港工作的主流和本質。
  （邵明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