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眾
  澳門本屬廣東省香山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雖然在鴉片戰爭後，葡萄牙殖民者逐步侵佔澳門，但是澳門同胞反抗奴役和壓迫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對澳門前途命運和澳門同胞的切身福祉給予高度關注，致力於團結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積極聲援澳門同胞的反帝抗暴鬥爭，指導澳門同胞開展工人運動，在澳門建立和發展黨團組織。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利用澳門的特殊環境，在澳建立革命活動基地，使澳門成為「革命者的走廊」。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動員組織素有愛國傳統的澳門同胞支援抗戰，團結澳門各界人士組成抗日救亡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開闢紅色交通線，保存革命力量，團結民主人士，並復興工人運動。
  聲援澳門反帝抗暴鬥爭，指導開展工人運動
  應對「五二九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第一次對涉澳問題發表主張聲明，展開實際工作。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澳工作的開端，具有標誌性的曆史意義。
  20世紀20年代初，隨著廣東、香港等地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澳門工人運動在各種內外因素催化下，迅速邁向第一個巔峰時期。1922年5月1日，澳門聯合總工會組織了數千工人參加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遊行。在這種背景下，5月28日，澳門葡兵在新馬路當街調戲中國婦女，激憤的澳門同胞當場與葡兵發生沖突。葡警在事後又無理逮捕了理髮工人周蘇等三名青年，更加引起澳門同胞不滿。當晚，澳門聯合總工會、六團（中立工會）、工親愛會（與教會關係密切的工會）等工會社團召開商討會議並派代表到警署要求釋放仍被監禁的同胞。近萬名市民和工人來到警署對峙，通宵聲援。而當局則派出葡兵對著人群開槍射擊，實行血腥鎮壓，造成人員傷亡。這次葡警屠殺華工事件被時人稱作「葡案」。因慘案發生在由捷成戲院改建而成的警署，因此又被稱為「捷成事件」。此後，更有傳聞稱當局將遇難同胞沉屍大海。這一切挑起了澳門同胞的不滿情緒，澳門同胞發起罷工、罷市、罷課以表示抗議，不少澳門同胞返回內地，澳門城市運行頓時陷入癱瘓。30日，已抵達香港準備返葡的總督施利華更急忙返回澳門視事，頒佈法令將「所有在澳已成立之工會並未經政府核准立案者，著即一律關閉解散」，宣佈68個工會為「非法團體」。這種彈壓行徑，更激起了中國政府與海內外華人的嚴重抗議。
  「五二九事件」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廣東地區中共機關報《廣東群報》以《正吿摧殘勞工運動者》《葡兵槍殺華工案二志》為題，連續兩天在頭版發表文章，報導「五二九事件」，抨擊葡方迫害勞工運動的行為。張太雷還試圖組織關於葡案宣講隊，通過外交後援會譴責葡方暴行。6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聯合中華工會等9個團體向全國人民發出呼籲，聲討葡方暴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6月12日散發的傳單指出：「葡萄牙官員這種野蠻暴行，簡直把中國人看作蟻蟻，……如果認為這僅僅是廣東的事件而不加抗議的話，那末（麼）我們國家不久就要滅亡了。……事關國家安危和工人榮譽，大家應團結一致起來奮鬥。」
  當時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國共產黨除了在輿論上對澳門同胞積極聲援，還派遣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兼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主任譚平山，廣東女界聯合會女權活動家、《廣東群報》記者黃璧魂等率領女子救護隊，前往灣仔救助罷工受傷工人，以實際行動支援澳門同胞的抗爭運動。
  20世紀20年代初，民國政府與澳葡政府原本就因為澳門界址問題關係緊張，隨著抗議運動的開展，收回澳門的呼聲愈來愈高。由於陳炯明在6月發動叛亂，中方收回澳門主張已經難以實現。澳葡當局也做出退讓，發放撫恤，恢復工會，事件才告一段落。
  事件過後，中國共產黨對澳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開始有意識地發展澳門工人運動。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中共三大通過的決議案表明了中共對澳工作的下一步方向。其中通過的《勞動運動議決案》指出對香港、澳門「產業的及手工業的工人組織，須適用國民運動口號作統一運動」。《關於工人運動問題的提綱》指出，「必須大力向廣州、澳門和香港的工人宣傳民族運動」。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也開始注重利用澳門的特殊條件建立活動基地。1923年1月，據葡萄牙駐北京公使館情報稱，蘇聯駐中國外交使團重要成員越飛提議，希望把澳門用作「那些勞累不堪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休養地」。
  共產國際利用澳門展開活動的打算，引起了澳葡和港英當局的關注。1924年10月，澳葡總督羅德禮接到葡萄牙裏斯本政府函件：「要警惕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不僅在里斯本和巴賽隆納，而且還有在遠東，發起國際革命將取決於中國革命的結果。特別是，由於那些經由中國與俄國保持交流的布爾什維克黨秘密組織的存在，葡萄牙的澳門殖民地被認為極其危險。」1927年5月5日，港督金文泰的報告稱，「澳門有一個共產黨的活動中心，也就是皇冠酒店。這個中心跟印度南部、法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群島及菲律賓群島的共產黨人的活動有著重要聯繫」。還稱，「某些葡萄牙官員拿了蘇聯共產黨的錢，對外國煽動者的活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些『煽動分子』被認為有馬林、沃納（化名沃茲涅先斯基）、弗裏曼和馬蒂森，此外，還有大約30個歐洲人和亞洲人。澳門不僅被認為給『外國陰謀者』提供了理想的庇護所，而且還以它便利的交通和通訊而著稱，澳門港口為武器轉運提供方便，澳門的電報服務被用來與蘇聯通訊。澳門的地理位置是廣州、印度與荷屬東印度群島之間情報聯繫的中心」。
  在這一階段，黨對澳工作由於種種限制，尚未充分展開。根據1929年《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給省委的報告》的描述，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廣東省委的領導下，澳門已經建立起來黨組織，名稱為「中共澳門特別支部」，成員在20人左右。澳門面積有限，外來人員易被發覺，當時並沒有多少大工廠，產業工人數量本來就少。加上「五二九」事件後，澳葡當局取締工會，並加強對新工會的管制。這一切導致工人運動很難開展。因此，黨在澳門發展工運方面困難重重，成效有限。這一時期的廣東革命歷史資料中很少能看到中共在澳門的相關情況。僅能根據一些零散的記載佐證此時澳門已經有了青年團的活動。《黃居仁研究史料》中提到「1926年黃居仁曾與沈寶同等一起創辦了廣東、廣西、福建、香港、澳門等地團幹部訓練班」，「團廣東區委刊物《怎樣幹》，也曾介紹廣東、廣西、福建、香港、澳門地區青年團工作的經驗。」
  在澳建立革命活動基地
  1927年4月15日，廣東的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大革命失敗以後，澳門成為「革命者的走廊」。不少共產黨人經由澳門得以脫險。中國共產黨廣東組織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譚植棠先轉到澳門，隱蔽在一口棺材裏，採取「活人死運」的方法，乘船安全返回家鄉。中共黨員範桂霞，從家鄉輾轉到了澳門，又輾轉到了香港，才得以逃脫國民黨人的追捕。抵港後的範桂霞曾負責護理重病來到香港的周恩來，對外偽裝成周恩來的妻子。
  白色恐怖的籠罩下，華南地區的共產黨人開始將活動中心從廣東轉移到港澳。1927年，八七會議決定組建南方局，負責廣東、廣西和福建南部地區工作。10月，以楊殷做生日為掩護，在澳門宴誕酒店召開南方局與廣東省委聯席會議，研究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的具體方案和準備廣州起義的武器問題。會後，楊殷在澳門建立南方局軍委和肅反委員會領導機關。8月，葉挺在南昌起義之後，經由中共澳門特別支部安排隱居澳門，後又從澳門來到廣州，參與廣州起義。
  澳門周邊地區的江門、中山等地黨組織也在此期間撤到澳門，在澳策劃和指揮武裝起義。1927年4月23日，中共中山縣委書記李華照在起義失敗後轉入澳門，謀劃開展秋收暴動。4月下旬，中共四邑地委書記葉季壯轉到澳門，在澳門新橋建立通訊聯絡所，集合新會等地轉移入澳的黨員，派遣交通員前往江門，在澳門領導與部署江門、新會兩地黨的工作。5月，四邑地委改為五邑地委，設機關於澳門。為配合與接應南昌起義餘部，葉季壯在澳門新橋召開五邑地區黨員會議，決定派人返回恩平，策動農民暴動。11月初，五邑地委在澳門召開會議，成立由葉季壯親任總指揮的五邑暴動指揮部，策劃暴動，策應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不少起義人員從廣州撤退到澳門。楊章甫、潘兆鑾、蕭一平等人負責接待、登記和安置廣州轉移到澳門的中共黨員。
  這一時期，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革命活動基地的澳門，一度成為召開中共六大的備選地。在1928年1月18日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曾提出在澳門召開六大。
  大革命失敗後，在澳門的中共黨員亦遭遇重重困難，不少同志失去聯繫，還有黨員被秘密員警逮捕，甚至犧牲。1928年2月15日，轉移到澳門的新會縣總工會委員長呂棠被捕，後押解回廣州壯烈犧牲。敵人威逼他寫下坦白書，他則回應道：「任你們的野獸怎麼毒打，我也不怕，決不低頭向你們屈服！這就是我的坦白書。」3月，彭湃的二哥彭達伍、三哥彭漢垣為掩護同志，奉周恩來之命在澳門開小店設交通站，結果被特務逮捕，在廣州慘遭殺害，犧牲時分別年僅36歲、35歲。1929年10月3日，澳葡政府報告葡萄牙秘密員警發現了澳門兩名受雇於淸平街一家印刷公司的共產黨員——方雲生、陳方凱。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澳門特別支部依舊堅持發展工人運動，吸收新同志。根據1929年11月中共澳門特別支部寫給廣東省委的報告記載，這時候澳門黨組織進行的工作有：「1.訪尋失蹤同志談話；2.去工廠和碼頭把工人組織起來；3.吸收新同志」。並確定了自己的工作中心是：「甲、岐關汽車公司；乙、青洲紅毛泥廠；丙、碼頭工人及該處苦力工人；丁、火柴廠、香鋪女工。」1930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發出第十八號通告，要求澳門成立失業工人委員會來進行年關鬥爭。
  這一時期，澳門黨組織的名稱在省委檔中又被稱為「澳門支部」「澳門市委」。1931年3月，中共兩廣省委檔中就曾提到「省委必須從香港、澳門支部和赤色工會中在兩月調十人到廣州去建立粵漢鐵路、兵工廠、公共汽車、電燈廠的支部」。檔還要求澳門動員20人參加紅軍，檔指出：「強大紅軍是廣東黨政治任務之一……省委……要動員香港、廣州、汕頭、澳門、海員的黨的擴大紅軍問題與日常支部工作群眾聯繫起來外……動員百二十人到紅軍去（香港五十人、海員三十人、澳門二十人，廣州十人、汕頭十人）」。4月，兩廣省委發出指示，「澳門市委要根據上面決定的辦法進行，尤其要去建立失業工人、煙廠、士敏土廠……的工作」。
  1931年7月20日，《徐德關於廣東工作的報告》指出，澳門黨組織已發展到20人。不過這些黨員大多是外地人，容易暴露。8月，澳門黨組織即遭受嚴重破壞。1931年8月中共兩廣省委致中央的報告指出：「澳市工作有許多和香港相同地方，如大部分在業，大部是瓊崖、海陸豐人。但是都是由香港驅逐出境，或南洋回來的同志，情緒也不很好，一共20餘人，一貫的和平發展。最近破獲被捕同志16人。」1932年5月在中央巡視員的視察報告中也提到，「澳門原來有市委，30多個同志，去年8月大破壞，現在沒有恢複」。儘管遭受挫折，澳門的中共黨員依然在曲折中堅守。團廣東省委的報告中指出，澳門黨組織遭到破壞後，負責人受到譴責，被派往工廠潛身，繼續發展黨員。1934年9月，香港工委被港英當局破壞後，除了少數黨員和基層黨組織在以各自的方式堅持鬥爭外，廣東地方黨的組織基本停止活動。
  團結澳門同胞支援抗戰
  抗戰開始後，中國共產黨在澳人員更加注重以正當職業和合法身份為掩護。中國共產黨對澳工作也從以往的工人運動拓展到社會各界，尤其注重對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做好統戰工作。1932年，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脫離了組織的葉挺到澳門隱居。在潘漢年的安排下，1935年中秋節前，柯麟從香港遷居澳門，以行醫為掩護，影響葉挺重新參加革命工作。柯麟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中央特科較早一批成員之一，曾在上海以醫生的身份作掩護，代號「10號」。叛徒白鑫伏誅後，柯麟隱蔽到香港。按照潘漢年的安排，柯麟「保持醫生的名聲，防止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在板樟堂街以柯麟診所作掩護，潛伏下來做革命工作。由於醫術高明、醫德高尚，柯麟在澳門很快打開工作局面，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青睞，更與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社會活動家和工商業領袖馬萬祺、恒生銀行首席主席林炳炎等關係密切。正是在何賢的推薦下，柯麟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西醫及鏡湖學校義務教師。在柯麟、潘漢年、張雲逸的努力下，葉挺加深了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瞭解和認識，重回革命隊伍，任新四軍軍長。葉挺在澳門的故居分別作為支援國內革命事業的場所、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會址及澳門婦聯托兒所使用。
  由其他地方轉移到澳門的中共黨員也為澳門黨組織的發展作岀了貢獻。1932年，原中共日本橫濱支部宣傳委員包華（原名鮑華，曾用名鮑雁坡）與友人聯合創辦濠江中學暨附屬小學，校長黃仁輔，並依託這兩所學校發展黨員。1936年2月1日，與組織失去聯繫的原中共中山縣委委員、中共東京特支日本士官學校支部書記黃健接辦濠江中學，大量招收貧苦子弟入校就讀。同時，他凝聚一批愛國進步教師，包括黃一峰、曾枝西、區白霜（區夢覺）等。冬，在於益之夫婦介紹下，黃健與杜嵐（原名杜芳銘，又名杜曉霞）在廣州結為夫婦，後同在濠江中學開展工作。同年，馬來西亞共產黨員陳少陵在澳門與人合夥創辦「小小書店」，出售進步書刊，與常來購書的中山縣工委組織幹事葉向榮（葉錦泉）相識。通過葉的關系，陳少陵轉入中國共產黨。陳少陵又介紹原在廣西入黨並參加左江起義的謝英重新入黨。隨後，謝英介紹黃哲君入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員連貫對廖錦濤、陳少陵、包華、楊嶺梅（留日進步學生）等人指示：「澳門抗日救亡工作者聯合起來，投入抗日救亡中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