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金融領域的一系列新動向，頗令外界關注。
  一是金融反腐風暴愈刮愈烈，今年以來接受調査的金融系統高管已多達30餘人，其中包括劉連舸、李曉鵬等中管幹部；二是自3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發佈後，其勾勒的中央金融監管新格局正在推進之中，相關機構主要領導履新。
  5月18日，新組建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揭牌，四川省副省長李雲澤出任首任黨委書記、局長。曾經的「一行兩會」時代落幕，進入新的「一行一總局一會」時代。現身當天揭牌儀式的，還有剛剛履新中央金融辦的王江，具體職務為中央金融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此前5月16日，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發佈公告稱，其黨委書記、輩事長王江辭去黨委書記一職，另有任用。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人均系「金融副省長」出身。尤其李雲澤，是直接從金融副省長的任上回京扛起新的重任。此前他是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長、黨組副書記，擁有20多年商業銀行、近5年金融副省長任職經驗。
  今年以來，金融副省長向金融業「回流」，似乎成為新的動向。
  除了以上兩人，近期還有兩名金融副省長有新動向。
  一個是貴州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譚炯，在2月17日出任國家開發銀行黨委副書記、擬任行長。國家開發銀行董事會5月12日通過銀行官網發佈公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2023年5月11日核准：譚炯先生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董事長、行長。還有一個是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葛海蛟，在3月31日接任中國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
  在機構改革大背景下，這些歸來的金融副省長們，正走向中國金融業改革舞臺的中央。
  旨在培養複合型專業幹部
  「金融副省長」起源于上世紀90年代。
  所謂金融副省長，是指多名此前在金融領域工作的幹部進入地方黨政系統，擔任省級政府副職。這些幹部從事金融工作多年，履新後大多負責該省金融等領域工作，因此被媒體稱為金融副省長。
  近十年尤其是2016年以來，對金融副省長的培養和輸送力度加大，一批年紀輕、學歷高、能力強的金融骨幹奔赴一線，其中僅2018年和2019年便分別多達7位。他們從一行兩會、五大國有銀行和政策性銀行金融系統高管,直接轉任省級政府副職。
  2018年7月，習近平曾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注重培養專業能力、專業精神，增強幹部隊伍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的能力。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要放眼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各個行業，注意培養有專業背景的複合型領導幹部。」
  也正是在那一年，多省密集引入金融副省長。一批年富力強的金融機構骨幹走出金融街的寫字樓，奔赴地方的金融一線。這些金融副省長，從金融機構髙管成長為複合型領導幹部，其中大多數更躋身省委常委之列。其中，殷勇已成為首善之地北京市的市長，康義成為國家統計局局長。
  2019年9月，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蔡東被任命為吉林省副省長，引發市場關注。他是2019年被任命的第6位金融副省長，那一年僅九月最後一個星期就任命了4位，而2012年至2017年五年的時間才任命3位。
  如此密集的任命，讓人們對金融副省長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
  彼時有受訪專家告訴記者，金融系統官員到地方任職或掛職,並不罕見。這有利於地方政府拓寬融資管道、解決融資難題、制定更加可持續的金融發展政策。
  但是，2018年之前，金融系統官員到地方任職，大多在地市級政府，鮮有省級政府。此前，省級層面最有名的「金融省長」當數郭樹清。2013年3月，他從中國證監會主席轉任山東省委副書記、代理省長，三個月後升為省長，開始操刀「山東金改」。
  自2018年起，中央開始頻繁從金融系統抽調髙級幹部「空降」省級政府，短短兩年內，即有14位「金融副省長」亮相。而從中央配備金融副省長的路徑來看，先是江浙和4個直轄市等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然後逐步向中西、東北、西南地區拓展，覆蓋四川、遼寧、貴州等省，開始嘗試啃「硬骨頭」。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3年5月底，尚有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配有金融副省長。
  如果對比近十年來培養的金融副省長，不難看出，年輕、高學歷、金融從業經歷豐富、政治素養高，是這些金融副省長共同的標籤。
  自2016年以來培養的金融副省長裡，「70後」已多達11位，成為絕對的主力。其中，生於1971年12月的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蔡允革，是在任者裡最年輕的一位。
  他們多畢業於985、211名校，且大部分擁有博士學位。比如，郭甯甯、殷勇、黃志強來自清華大學，吳清、蔡允革、馬欣與丁向群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林與歐陽衛民來自複旦大學，陳舜與寧詠來自南開大學，譚炯、葛海蛟和王江則分別來自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和廈門大學。此外，還有部分是財經類大學畢業，比如，蔡東、康義與朱鶴新來自上海財大，張新、吳偉來自中南財經大學。
  他們大多具有豐富的國際學習、工作經曆，有數位金融副省長有海外遊學、任職或培訓的經歷。比如，張新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攻讀博士，並在世界銀行工作過。殷勇在哈佛大學拿到公共管理碩士學位，並曾擔任中國投資公司（新加坡）總經理。蔡允革和馬欣曾分別在英國瓦立克（華威）大學和布拉德福德大學學習，蔡東曾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海外研修，劉桂平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美聯銀行和紐約銀行培訓，李雲澤則在美國銀行跟崗培訓過。張立林曾赴義大利、荷蘭參加高管培訓。陳懷宇和郭甯寧分別擔任過中國銀行匈牙利分行行長和新加坡分行行長，葛海蛟則兼任過中國農業銀行悉尼分行海外高管。
  他們大多集中在1993年-1994年入行，在大型金融機構工作長達二三十年，深耕所在機構，經歷了中國近30年來金融業和金融機構的發展。比如王浩，在建行系統工作長達29年，其次是康義和譚炯，分別在建行和中行工作了28年。
  如今這些金融副省長，大部分已成為任職地的省委常委，並有9人（康義、吳清、劉桂平、劉強、李雲澤、郭甯甯、黃志強、蔡允革、丁向群）獲選第20屆中央候補委員，殷勇更獲選中央委員。
  為金融改革作人事籌備
  金融領域高管轉任「金融副省長」，被外界認為是對金融領域幹部增強地方從政經驗的歷練，其中或也有防範金融領域風險的考量。但也有觀點認為，這是金融全國一盤棋的新形式，也是中共推行金融監管改革的一種人事籌備。
  北京金融街資本運營中心副總經理、金融學博士李義奇教授2019年9月撰文稱，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市場經濟,金融的重要性，不用過多強調。但是，一直到最近幾年，各地才紛紛配置金融副省長，其背後的邏輯，雖然也在凸顯現代金融的重要性，但這種重要性，略微有那麼一點兒不同。
  他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領域內唱主角的，大約有兩個，一個是中央政府，一個是地方政府。其他的只能是衍生物。
  而金融領域內中央與地方的格局調整，大概歷程如下:改革之初，金融體系框架搭建時,也是遵循放權讓利的思路。1993年之前，地方政府對金融的控制和影響，主要通過兩條途徑：一是對銀行分支機搆党的領導，二是直接或間接參與多元化金融組織的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和四大專業銀行，均採取總行和地方政府雙重領導，業務上主要以總行領導為主，黨務工作則以地方領導為主。
  面對國有銀行的分支機搆，地方政府無疑是強勢的。1993年之前，人民銀行、國有專業銀行分支機搆的信貸業務，地方政府有較大的干預甚至支配能力。但是，由於當時實行規模控制，地方干預更多體現為貸款投向，對貸款總量雖有影響，總體上還在中央控制範圍之內。
  雖然經濟分權有利於提高地方的積極性，但地方政府干預金融資源配置，只收穫經濟增長的好處，而壞賬，統統由總行，進而是中央政府承擔，由此引發金融和經濟波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1988年和1994年兩次高速通脹，就是教訓。因此，在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不能得到有效改變之前，中央政府的金融集權是非常必要的。
  於是在1993年12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伴隨著建立現代金融體制的過程，中央政府開始全面上收金融資源配置權力。
  但是，地方要發展，離不開金融資源的投入，因此地方政府並沒有放棄對金融資源的爭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中央對金融穩定的警惕性提高，為了強化地方政府的金融責任意識，填補國家控制鞭長莫及之處的空白，中央放鬆了地方性商業銀行的市場准入。此外，在國有銀行商業化、股份化改造的大局下，地方政府主動轉變了思想認識，以利相誘，採用市場化的手段爭奪金融資源，主要以地方政府信譽擔保，通過各類補貼、招商引資、包裝好項目，吸引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的信貸資金投入。
  初衷是好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宏大戰略，有一個被有意無意忽略的天然缺陷。二十多年來，投資驅動、土地財政與土地金融的結合,推動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大發展，也累積了大量的債務風險。這使得城市經營維繫正的現金流越來越難，且成本越來越高。「假設城市公共財政能力支撐不了，水電氣熱等公共設施供給保障出了問題，一下子就能回到幾十年前。」李義奇警告稱。
  因此，他分析,中央提出「三大攻堅戰」，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放在首位，是非常明智的,而這也是地方政府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後，四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加上融資平臺的地位被肯定，融資平臺數量劇增，地方政府債務也隨之攀升，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開始逐漸被監管。地方政府性債務舉債主體，逐漸從融資平臺轉向國有企業，PPP、信託等更加隱蔽的融資方式出現，隱性債務快速上升,成為威脅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就像一顆定時炸彈。
  2017年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界定了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事權範圍，各地也在原「金融辦」基礎上，紛紛換牌設立地方金融監管局。這表明規範地方性金融行為、防範處置金融風險，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
  不過，金融是全國一盤棋，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最終都會演化為全國性的問題。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都是中央政府的債務問題，因為有中央政府的隱含擔保在裡面。這也是一些金融機構明知地方政府沒有償債能力，仍舊不管不顧閉著眼睛給地方政府項目融資的原因所在。但中央政府有什麼辦法呢？
  2017年7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壓實地方責任，防範金融風險。區域金融改革創新要服從服務於宏觀政策的大局。」緊接著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把握好風險處置節奏和力度，壓實金融機構、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責任。」
  在防範處置金融風險方面，怎樣才能壓實地方政府的責任呢？這就需要有人去統籌地方政府債務規劃，通過資產負債聯動、債務重組等現代金融手段管控債務風險，安全拆除這顆不定時炸彈。「這個任務，金融副省長重任在肩。「李義奇判斷。
  這既是當下地方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也是時代為金融副省長準備的舞臺。
  「金融副省長，就是新時代強化金融全國一盤棋的一種新形式。」李義奇說，中央向地方派幹部，讓這些能領會中央意圖、有專業能力和市場經驗的金融專才，去協助地方打理金融問題。「至少能防止金融市場上出現’擦槍走火’的魯莽行為」。
  從實踐來看，這批金融副省長經過幾年的歷練，積累了豐富的基層管理經驗,絕大多數已成長為任職地的省委常委，有力推動了地方政府和金融業實現「雙向共贏」，也為中共推行金融監管改革提供了批量人事儲備。
  加強基層歷練，處置金融風險
  亦有分析指,在地方領導班子中安排擁有金融背景的官員,也是中國當下形勢的需要。
  毫無疑問，防範處置地方金融風險是這些金融副省長的第一要務，但發展地方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也是重要工作，如打造區域經濟中區域金融中心、建設高標準的金融市場體系、引入大型金融機構落戶等，也屬副省長們的分內之事。目前各大中心城市都在爭相打造區域金融中心，競爭很激烈。而競爭背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比拼的是金融副省長的金融智慧和資源。
  因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區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相對而言，金融資源尤其是金融人才多集中於一線城市和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相對薄弱。尤其是對於債務率高的地區，急需開源節流，加快產業布局，擴大融資管道，發揮金融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賦能作用。
  從金融副省長的分佈情況來看，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地區，以及河南、山東、安徽、吉林等重要功能區，並向中西部、東北、西南等地區傾斜。
  如何利用出身金融業的優勢，為當地經濟引入金融活水，實現實體經濟與金融的共榮共生，為地方經濟發展開創新格局,促進區域經濟高品質發展，成為他們的重要使命。
  基層工作千頭萬緒,涉及方方面面。對突然「空降」地方的金融副省長而言，除了大施拳腳，也面臨諸多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在受訪時表示，在金融條線，專業性和系統性較強，但是地方的問題錯綜複雜，不單單是金融層面的工作，涉及經濟、社會、民生等方方面面。即使是分管金融，金融也是要為其他工作服務，而且各地經濟發展的水準和結構均不相同，需要他們迅速摸清規律。
  「過去需要專注于金融層面的問題，現在需要全盤考慮，協調好金融和其他行業發展的關係。」何海峰說。
  據媒體報導，李雲澤在四川時,上任不久便專題調研了成都西部金融中心建設。吳清任上海市副市長時，正值上海致力於建成國際金融中心。
  劉強上任山東省副省長後，積極推動金融機構與山東省開展新舊動能轉換戰略合作，在其出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市新舊動能轉換起步區党工委書記後，又積極推動該起步區在上海進博會上面向全球發佈包括金融在內的首批合作機會清單。
  郭甯甯則在福建推進實施「八大金融工程」，加快「引金入閩」，並在青山綠水的八閩之地先行先試加強碳金融的研究與實踐。
  黃志強今年初在內蒙古主持召開金融服務五大任務支持經濟高品質發展座談會，推動加大金融服務五大任務力度。提出年內內蒙古要大幹快上、全力拼經濟，金融系統重任在肩、爭先進位、應有作為。
  而隨著金融領域的交叉地帶越來越多，金融風險跨市場、跨行業和跨領域交叉傳染日益凸顯，亦對金融高管的管理和防範金融風險提出了更高要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已成為金融監管者的重任，亦是金融副省長們在轄內的重任。
  事實上，金融副省長開始密集入省的2018年，正值中央「三大攻堅戰」開啟之年。金融安全被高層視為實現高品質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金融信貸作為「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腐敗問題」之一，亦在2018年被首次列舉出來。
  但因為金融業務具有比較高的專業門檻，處置金融風險，需要熟悉金融業務、深諳金融風險點的專業人士，提供專業支援。
  在山西、內蒙古、遼寧、四川、河南等地，均是金融風險拆彈重地，而在這些省份，皆派駐了金融副省長，牽頭金融風險化險。
  比如，李雲澤作為四川信託風險處置小組組長之一，牽頭四川信託風險處置。此外，還牽頭完成醞釀十年之久的四川銀行的組建工作，探索出「以改革重組化解風險」的新模式。
  黃志強在內蒙古積極配合央行和銀保監會,全力做好包商銀行、新時代信託的風險處置工作，完成蒙商銀行的組建。此外，還全面完成中小銀行資本補充方案和自治區農信社改革方案，並實施了非法集資陳案處置三年攻堅行動。
  吳偉在山西全力推進山西農信社改革化險和省聯社改革，牽頭籌建山西農商聯合銀行。
  金融副省長們身在金融風險處置的一線，與金融監管部門協同聯動，不斷壓實屬地責任，同步推進化險與改革。經過五年左右的金融化險工作，目前幾項重大的金融風險處置工作已收官或近尾聲。
  「老將」歸來
  新的金融監管格局之下，新一輪金融人事佈陣亦將隨著金融體制改革而推出。而從以往的例子來看，一批在地方上身經百戰的金融副省長或將重返金融業，成為金融監管者。
  比如，銀保監會首任也是最後一任掌舵者郭樹淸,便有金融副省長和省長「一把手」的履歷。曾任四川副省長的朱鶴新，兩任重慶副市長李波和劉桂平，皆曾出任央行副行長。
  剛剛返回金融街，執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的李雲澤，則是最新「回流」到金融監管部門的金融副省長，且在職位級別上更上一層樓。
  據內地媒體披露，在考察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局長人選時，便主要從金融副省長和地方大員中篩選。
  還有中央金融委員會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一職，由近日辭去光大集團黨委書記的王江擔任。而據業界推測，其在光大集團的繼任者，也有可能來自金融副省長。
  王江的履歷極為不凡，他橫跨學界政界金融界，被譽為「最懂銀行」的老金融人：四大行他擔任過兩家行長；擔任過副部級中央金融機構光大集團的「一把手」；在交行擔任過副行長;在江蘇擔任過金融副省長；既有總行行長經歷，又有分行行長經歷，在建行最重要的兩家分行（上海和湖北分行）都擔任過行長；甚至還有多年的大學教師從業經歷。
  在中行、建行和交行任職期間，王江皆留下良好的口碑。他不僅金融理論扎實,而且工作作風穩健,業務能力頗受讚譽。
  有業內人士指出，在基層歷練過、熟悉央地金融監管的金融監管者，對於金融業的真實情況以及與民眾的關係有了近身觀察，對於金融的人民性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也更有利於順暢地推進新一輪央地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此前「回流」的兩位金融副省長葛海蛟和譚炯，則分別成為中行董事長和國家開發銀行行長。而譚炯的前任歐陽衛民，此前亦是金融副省長出身。
  出任中行董事長的葛海蛟，是時隔三年半後重回金融系統。他出生於1971年12月，擁有中國農業銀行、光大集團以及河北省的工作經歷。
  據內地媒體報導，葛海蛟具備扎實的經濟金融基本理論功底，擁有經濟學、法學、管理學和金融學多學位，在農行任職期間多次在期刊上發表金融方面文章。他熟悉現代商業銀行基本業務、工作實績突出，有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具備雙語工作能力，精通國際業務、信貸客戶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等。
  2016年，葛海蛟參與了金融系統中管幹部12人選拔。當年10月，他調往光大集團，擔任光大集團副總經理，並先後兼任過上海總部主任、光大興隴信託董事長等職。
  2018年11月，葛海蛟出任光大集團執行董事、兼任光大銀行行長，成為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首位「70後」行長。
  2019年9月，葛海蛟由企轉政，擔任河北省副省長。2021年12月，在河北省委換屆中，他新當選為河北省委常委，後同時擔任河北省政府常務副省長，至此番進京履新。
  譚炯出生於1966年6月，長期深耕金融系統，先後在中國銀行、中銀基金、中國工商銀行等多家金融機構歷練。
  他擔任過中國銀行西藏自治區分行行長、黨委書記，中國銀行雲南省分行行長、党委書記，中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總部機關黨委委員，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行長、黨委書記，中國工商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黨委委員等職。
  2019年9月，譚炯任貴州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2022年4月，譚炯當選為貴州省委常委,5月任中共貴州省委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
  業界推測，目前的金融副省長之中，除了一部分仍然服務於當地尤其是新近入省者，還將有一部分重返金融業，挑起新的擔子。
  「假以時日，如果這些歷經地方幹部崗位磨練的金融副省長，有機會再回到他們的全國性金融機構中去，不知道那時在他們心中，現代金融企業的含義，又將是如何？」如今，李義奇的這個判斷，正待一步步印證。
  （張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