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眾

  1936年9月，在一些地區基層黨組織逐漸恢復和重建的基礎上，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南臨委」）成立,在上海建立了聯絡機關，並與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取得了聯繫。在南臨委的領導下，華南各地中共組織活動得以恢復。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張文彬（張純清）到廣東領導工作。10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成立。自此,華南地區黨的建設和抗日救亡運動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937年春，經南臨委介紹，廣州市工委恢復了救濟會華南區總部（香港）周楠的黨組織關係。周楠回到澳門，發展澳門岐關車路公司統計科的廖錦濤為中共黨員。夏，廣州市工委將廖錦濤的黨員關係交濠江中學教員杜嵐。黨組織委派杜嵐和廖錦濤在澳門開展建黨組織工作。廖錦濤發展澳門中山紀念中學餘美慶（餘化）為中共黨員。11月，中共澳門支部成立。支部書記由杜嵐擔任，組織委員廖錦濤，宣傳委員餘美慶。12月，支部設兩個黨小組，廖錦濤與餘美慶各領導一個小組。
  1938年初，中共香港市委派市委宣傳部長周伯明到澳門召集支部委員會，澳門支部改為中共澳門特支，杜嵐為書記，廖錦濤為組織委員。5月，廣東省委將澳門特支交香港市委領導，由周伯明負責指導。中共澳門特支成立後，確立了「廣交朋友，儘量擴大黨的週邊組織，團結教育愛國青年，學習和宣傳黨的理論和政策」的工作策略，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婦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關支部、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
  經過策略調整，澳門黨組織獲得了較快發展，由中共澳門特支發展為中共澳門工委，林蒂任工委書記，「到廣州失守時有黨員50人」。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廣東省委職工委書記梁廣以及楊康華、溫焯華等奉命經澳門撤到香港，成立粵東南特委，梁廣任書記。同時，明確澳門工委劃歸粵東南特委領導，具體由特委宣傳部長楊康華負責指導。工委書記由廖錦濤擔任，餘美慶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林楓。中共黨員梁鐵（原名梁慕文）的家，澳門炮兵馬路二號的梁園，曾是澳門工委活動的場所之一，粵東南特委宣傳部長楊康華曾在此為黨員骨幹培訓班上抗戰形勢教育課。
  澳門同胞素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隨著澳門地區中共活動的恢復和發展，在中共的宣傳、發動下，澳門同胞通過成立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救亡運動、進行募捐籌款、救濟受難同胞，乃至走上抗日戰場等各種形式支持祖國抗戰。
  1936年，廖錦濤、陳少陵、餘美慶等黨員就在澳門通過「大眾救亡歌詠團」和「前鋒劇社」進行抗戰文化宣傳。當時在澳門比較活躍的愛國文化團體還有綠光劇社、起來劇社、曉鐘劇社、怒吼中樂社、焚若文藝研究社、前哨讀書會、呐喊文學社、炎青讀書會、曉社讀書會、前哨讀書會等。
  1937年8月12日，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戲劇界、體育界）救災會召集澳門50多個團體及單位代表百餘人在澳門柿山孔教學校召開會議，通過澳門四界救災會組織章程，發表成立宣言，確定以「籌款賑災」「共拯我受難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為宗旨。廖錦濤以「前鋒劇社」代表身份當選為理事兼宣傳部副主任，並在該會建立了黨組織。中共東南特委組織部長吳有恆曾說：「黨所能夠掌握領導的一個大的、公開的、合法團體是澳門四界救災會」。澳門四界救災會在黨組織的支持和推動下，舉辦港澳排球賑災賽、獻國旗國花籌款、清平戲院遊藝大會等進行籌款，徵集慰勞信件千餘封，送往武漢抗日前線。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按照中共粵東南特委指示，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簡稱「澳救團」）成立，主要負責發動和組織愛國青年回內地參加抗戰。澳救團先後有11個隊，共160多人，不少青年為國捐軀，壯烈犧牲。
  1937年8月，陳少陵、廖錦濤、楊嶺梅等在召開澳門抗日救亡工作者聯席會議時，深感必須建立一支固定的工作隊伍，動員群眾參與抗戰。會議決定組織救亡宣傳及服務團體到內地農村進行宣傳動員，並由陳少陵與楊嶺梅具體負責組團及籌辦回國事宜。經請示連貫、周伯明同意，由澳門黨組織發起成立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澳青團」「旅澳服務團」）。澳青團成立後，積極爭取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幫助，以澳門樹人學校為籌備活動地點，排練《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戰劇碼，並向社會各界爭取募捐經費、藥物和書籍。澳青團還在香港、廣州等地建立了辦事處，在香港舉辦記者招待會，擴大了組織的影響。
  鏡湖醫院和濠江中學是黨在澳開展工作的重要陣地。1937年10月，徐偉卿、梁彥明、畢侶儉、高伯英、柯麟等人發起組織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由徐偉卿任團長，柯麟為訓練部部長。從11月9日起，該團連續六周在鏡湖醫院訓練第一期救護人才，參加培訓的有200多人。該團先後奔赴廣州、石岐等地開展戰地救護工作。在柯麟的努力下，鏡湖醫院成為黨在澳門的秘密交通站。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以澳門鏡湖醫院為中轉站營救了一
  批從香港撤出的文化界人士。黃健、杜嵐主持的濠江中學也成為黨在澳門安排黨員工作，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陣地。
  中國共產黨還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大局出發，利用澳門特殊環境與國民黨方面、澳葡當局建立了合作關係。1938年，中共黨員李之華（鄔廣漢）經黨組織同意，到澳門擔任國民黨第四軍司令部駐澳門反間組組員，與中共黨員李偉烈一起在澳門鏟奸除惡，進行反特鬥爭。珠三角地區的中共組織和其領導下抗日遊擊隊也曾與澳葡當局建立合作關係，幫助維護澳門週邊治安，協助捉拿漢奸特務。
  1939年初，廖錦濤率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往內地工作，澳門工委由餘美慶負責。4月，餘美慶調任粵東南特委青年部長，林楓接任澳門工委書記。7月，鄺任生接任。11月，粵東南特委撤銷，澳門工委改由廣東省委直轄。這時，中共澳門工委下設8個支部，有黨員46人。1940年6月，廣東省委分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12月，粵南省委在香港成立，澳門工委劃歸粵南省委負責。1942年2月，粵南省委撤銷。1943年1月，廣東黨組織成立臨時工委，設機關於廣州、香港及澳門，由梁廣負責指導，「各城市分設特派員一人」。
  在澳門，黨組織一般採取隱蔽活動，同一系統黨員之間「採取單線領導方式」，黨組織或黨員個人屬於不同的組織系統，相互之間並不發生橫向聯繫。1943年初，柯正平（又名柯平，系柯麟四弟）受黨組織指派到澳門從事隱蔽工作，接受曾生、林平、連貫等人的指示。柯麟與柯正平雖然是親兄弟，但是由於彼此屬於黨的不同組織，並不知對方的身份。抗日戰爭開始後，柯正平受廖承志指示在港幫助東江縱隊做後勒工作。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柯正平參加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柯正平抵澳後，幫助黨領導下的華南地區各根據地加強了與中央的聯繫。此外，1943年，中山人民抗日遊擊大隊亦在澳門建立秘密辦事處，借助馬慶康公司做掩護，在高士德馬路19號二樓建立活動據點。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經過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積極轉變對澳工作策略，利用澳門的特殊條件，發展和壯大黨組織，以黨組織為核心領導力量，團結澳門同胞支援抗戰，建立統一戰線，為祖國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開闢紅色交通線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澳門組織及其上級領導機關經歷一系列調整。1945年，廣東區黨委成立。對區、縣黨組織的領導沿用自1943年後設立的特派員制度。9月，廣東區黨委在澳門設立中共澳門中山特派員，特派員為黃佳，副特派員羅明林（羅光連），負責領導澳門、中山和順德的中共黨組織及武裝力量。1947年2月，中共澳門中山特派員改設為中共中山特派員，特派員曾穀。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中共澳門組織歸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導，具體由香港分局下設的城市工作委員會負責。1949年1月5日，方方致電中央，提出為避免對港英當局產生刺激，香港分局可否改名為華南分局。經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4月8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49年8月，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華南分局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葉劍英為第一書記，領導廣東、廣西和港澳地區的黨組織。
  解放戰爭時期，黨對澳工作的重點是為解放區提供物資支持。1946年，柯麟出任鏡湖醫院第一任院長。4月，經柯麟引見，馬萬祺認識了潘漢年。從此，馬萬祺參加了黨在香港、澳門的統戰工作，配合柯麟、柯正平貫徹黨在港澳建立公開合法企業的指示。柯麟、柯正平兄弟聯絡馬萬祺，在澳門開辦新中行貿易公司。該公司設在澳門新馬路，代理經營屈臣氏汽水、洋酒、西藥等品牌物品，以經銷中國輕工業品、糧油產品為主，以合法方式經營與內地及海外的進出口貿易。新中行是黨在澳門最早建立的具有公開合法身份的企業，也成為中共對澳門工作的重要陣地之一。在潘漢年、柯麟等人的影響下，馬萬祺深感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救中國，經慎重考慮，他向柯麟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不久，潘漢年代表黨組織正式找馬萬祺談話，鑒於革命戰爭形勢複雜，認為他留在黨外要比加入黨內工作更方便、更安全，也能發揮更大作用。馬萬祺接受了意見，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
  1948年9月，受周恩來的委派，朱慎修（朱伯深）到達澳門，在柯麟兄弟的幫助下，悄然建立了一條從山東、蘇北到澳門的紅色海上運輸線。這條交通線由山東解放區代表蘇樹德與馬萬祺具體辦理,獲得葡籍大律師左次治的幫助。通過此航線，北方解放區出產的農副產品得以出售，解放區急需的物資在港澳得以採購,彌補瞭解放區的短缺物資，支持瞭解放區經濟建設。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預見到「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對港澳制定了「暫時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與港英當局相比，澳葡當局在禁運問題的處理上具有一定彈性。這就使得澳門成為打破對華封鎖，進行轉口貿易的突破口。基於此，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在澳門進出口貿易方面的工作。周恩來和葉劍英提出：「在澳門這一特殊地區，必須有我們自己的機構與組織。」在這種背景下，1949年8月28日，柯正平受組織委派在澳門創立南光貿易公司（簡稱「南光公司」）。柯正平擔任總經理,瓊崖縱隊代表符鐵民擔任副總經理。
  南光公司成立後，輸送糧食、發電煤炭、通訊電臺等短缺物資，支援廣州、海南和萬山群島解放，幫助廣東度過春荒。此後，南光公司又為打破對華禁運，支援抗美援朝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柯正平陸續在澳門創辦一些貿易、金融、旅遊等經濟組織，逐漸變身為黨在澳門經貿機構的代表。當初借用新馬路100號新中行的閣樓，只有啟動資金5萬港元、4套辦公桌椅、4名員工的南光公司，後成長為在澳門最大最強的中資企業。正如原澳門特首何厚鏵評價的那樣：「南光公司領導駐澳中資機構，團結澳門各界人士，供應社會生活所需，推進愛國愛澳事業，讓廣大澳門同胞時刻感受到祖國的支持與關懷，為澳門最終順利回歸祖國，作出了無可代替、實至名歸的貢獻。」
  1945年抗戰勝利後，濠江中學作為中國共產黨對澳工作的工作據點與文化陣地，面臨著財政困難、國民黨破壞等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在澳門一直是以秘密方式存在，故國民黨對澳葡當局曾一度有著較大影響力。黃健多次被澳葡當局傳去訊問，杜嵐和其他教師則時常被跟蹤監視。1946年，國民黨試圖通過與黃健有過貿易往來的鄧達生誣告他，進而摧垮濠江中學。中共澳門黨組織有人提出：「濠江中學目標太明顯，為避免遭受損失，以停辦為好。」為此，黃健特往香港向中共粵港工委（後改為香港工委）委員饒彰風請示。饒彰風指示：「濠江中學是我們的文化據點，應設法維持」「濠江中學不應停辦，由杜嵐繼續主持」。1947年，杜嵐接任校長。濠江中學繼續承擔著紅色交通線的使命，不少革命者及其家屬以濠江中學為中轉站，得以平安脫困。
  根據杜嵐回憶，當時黃健所執行的任務主要包括：「在澳門開展統戰工作，組織武裝，搞情報，研究策反，並協助珠江地委、中山縣委設立交通聯絡站，做好艱苦作戰的準備，迎接解放的來臨。」1949年3月，饒彰風派秘書方源湜和湯生、施展到澳門協助黃健進行工作。黃健與方源湜通過醫生陳滿的關係，成功動員黃森率其部280餘人起義。其後，黃健又先後多次成功動員其他武裝人員起義。中共澳門黨組織也團結與協助民盟在澳門的活動，並與之建立溝通與聯繫管道，民盟在情報收集與傳遞、援助遊擊隊以及策反國民黨部隊等方面，展開與中國共產黨的密切合作，為華南地區解放作出了一定貢獻。
  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積極維護在澳同胞權益，促進了工人運動復興。在抗日戰爭後期以及抗戰勝利後，中國社會各界響起了收復港澳的聲音。由於當時收回澳門時機尚未成熟，收回澳門運動遂暫告一段落。然而，1947年5月，發生葡警扣押中國漁船事件。7月，又發生葡警毆打香山鄉單車工人朱文彬致死事件。事後社會各界呼籲收回澳門的聲音再次興起。面對澳葡暴行，柯正平領導澳門同胞發起「光複回歸祖國運動」，又促使澳葡承認工會合法化。此後，柯正平還組織「為粵省災民賑災捐款運動」為內地受災同胞募捐。1948年，香港工會聯合會成立，澳門工人愈加渴望組織起來，維護自身權益。在背景下，1949年11月，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簡稱「澳門工聯」）籌備會成立。當時全澳各業工會27個，有12個成為澳門工聯的首批會員。兩個月後，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正式成立，掀起了澳門工運的新篇章。
  1949年9月，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傳到澳門，澳門同胞和全國人民一道感到歡欣鼓舞。30日，濠江中學校長杜嵐根據報紙上公佈的國旗式樣，連夜購買所需材料，親手縫製了一面五星紅旗。10月1日開國大典當天，杜嵐帶領濠江中學的幾十名師生，頂著重重壓力，在收音機傳來的雄壯國歌聲中，和北京天安門廣場同步升起了澳門第一面五星紅旗。面對澳葡員警警告、威脅和恐嚇，杜嵐和濠江中學師生毫不畏懼，頂著壓力和阻撓，堅持將國旗懸掛了三天。
  「映日荷花別樣紅」，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對澳工作的歷史和事實證明，「蓮花寶地」澳門的命運與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祖國緊密相連。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帯領全國人民建立新中國的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中，澳門同胞一直傾力支援，不曾缺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歷史和現實亦證明，愛國愛澳，真心實意擁護中國共產黨是澳門各界最大的共識。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偉大祖國的堅強支撐，是五星照耀下的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牢固根基。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