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機組遇難者定性之謎

  1971年的「9·13」事件,當時,機上9人無一生還。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死黨劉沛豐叛國,死有餘辜。可是,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張延奎4位機組人員,是不是參與叛逃的成員?或者是被林立果挾持?他們的死最後是如何定性的呢?
  死者家庭承受壓力
  1971年10月,黨中央57號文件宣判了林彪背叛祖國的下場,世人為之一驚,接著便是在一片大批判聲中開始清查林彪反黨集團的行動。機組5人作為直接接受牽連者,開始了漫長的隔離審查生活。相比之下,機組4位死者的家庭所承受的壓力就可想而知了。
  機械師李平家大門上「軍屬光榮」的匾額被砸了。事後,部隊派人到李平家裏移交遺物,李平的愛人哭得死去活來,兩個孩子還小,只有一個親戚在身邊照顧她。在李平愛人面前,派去的人只談具體事情,有意回避死的性質,也沒有同當地的政府發生任何聯繫。
  邰起良的愛人常年重病在身,致命的打擊更使她雪上加霜,不能自己。
  機械機張延奎只有20多歲,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愛人正懷著孩子,一個見不到親生父親的孩子。
  專機師副政委、機長潘景寅的大女兒當時患小兒麻痹症,下肢癱瘓,只有10歲,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經朋友介紹到長春一位醫生那裏治病,1971年9月上旬搭順路的飛機回北京,這種時間上的巧合曾被認為是潘景寅在叛逃前的一項特意的安排。二女兒9歲。最小的兒子不足兩歲。「9·13」事件爆發後,潘的愛人工作單位經北京市領導批准,於1971年10月開始對她進行隔離審查。潘景寅愛人只好把3個孩子寄養在昌平縣的娘家。
  後來,潘景寅的連襟——也是專機師的飛行員,「9·13」時他正駕駛蘇制安24飛機拉著朝鮮訪華藝術團在上海執行任務,當時命令他原地待命,終止專機任務的執行。不久,讓他放棄執行任務,坐火車回北京一一最終也沒有擺脫被停飛轉業回東北老家的命運。走前,他也把兩個未成年的孩子放在昌平。孩子們的舅舅艱難地挑起了撫養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內的7個孩子的沉重擔子,為此,連自己的妻子也跟他分開了。
  成為一個懸念
  「9·13」事件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會地位,林彪之大與飛機駕駛員之小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又在同一架飛機上,同時在異國的土地上墜毀。在中央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時,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機組的,問題都不可能出現在中央一級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沒有提到飛機駕駛員的問題,「9·13」事件之後,.就必然成為一個懸念,長時間擱置下來。
  另外,林彪機毀人亡,也沒有聽說從飛機的黑匣子中獲取了什麼有關的材料,來證明林彪等人與機組之間在空中有劫持與反劫持的鬥爭情況。而且飛機墜毀之後的很短時間內,蒙古與前蘇聯的軍事專家已經到墜機現場去過。我駐蒙使館人員9月15日下午趕到墜機現場的時候,發現有許多東西已被動過。
  雖然事發後,機組5人曾寫過大量的旁證材料,證明從他們生前的言行中,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證明與林彪的叛逃陰謀有聯繫。只是當時機組5人也處在被審查處理的狀態,人微言輕,證言在這一重大事件面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
  從專機飛行的角度,用飛行技術專業的觀點,分析飛機活動的某些現象,其實也可以發現256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之後,從第一轉彎幵始就出現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現象。平時用一兩分鐘就可以完成的轉彎動作,卻用了十幾分鐘勉強完成;飛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飛機的無線電通話設備從開始就沒有打開,空地之間沒有任何資訊溝通……這一切都說明機組是在強行起飛後,才得知林彪一夥的叛逃意圖,於是,在同林立果等人的鬥爭中反映在操縱動作上的被動、遲緩與無奈。按說,這些也可以成為死難者的佐證,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沒有人從通過分析飛機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入手為林彪殉葬的死難者說話了,也只有與死者同舟共濟的我們,才一直關注著自己戰友的定性問題。
  座機飛行員「是個好人」
  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時,曾正面回答了費爾關於三叉戟256飛機失事的原因。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鄧小平講話中引證的另外一架飛機,就是當晚淩晨2點52分,林彪死黨周宇馳拿著林彪手令,從沙河機場騙走的3586號國產直升機。空中兩名飛行員與敵人周旋,終於使飛機喪失了叛逃時間,就在迫降時飛機離地只有20多米的時候,副駕駛員陳修文扭身壓槍,壯烈犧牲,機長陳士印操縱飛機緊急著陸。這位機長是我同一個航校畢業的同學,事後,他被隔離審查達10餘年之久。
  有關鄧小平這段重要講話的報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當時,我已經被勒令離京整4年。
  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個工廠的單身宿舍裏,借著昏暗的燈光,我手捧報紙,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因為這畢竟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9·13」事件中死難機組人員的講話,多少年來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長的有關講話嗎?鄧小平講話的英明在於直接指出林彪座機飛行員「是個好人」,真是字字千鈞。「是個好人」就不是壞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來,除了我們機組的5個人在交代材料與旁證中說到機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戰友同我們一樣與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純屬執行專機任務的行為之外,一直沒有聽到有哪—級領導在公開的講話中像鄧小平那樣指出機組死難者的性質,也一直沒有看到有關的文字報導中出現過類似的字樣。
  因為這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沒有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招惹是非,專機師派人到死者家裏處理一些具體事情時,上級領導沒有明確精神,具體辦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資問題、撫恤金的問題等等都沒有解決的依據。事件過後,在具體問題上,在講話方式上誰也沒有把死者當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沒有把死者當作正常死亡,更沒有當作因公犧牲對待。
  潘景寅的愛人,從那個時候起,踏上了為夫正名的艱難之路。
  潘景寅的愛人與全家,經過一年多的奔波,終於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簽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從此,「9·13」事件中,林彪座機上的4名機組人員: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機械師張延奎、特設師邰起良,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死亡10年之後,終於有了說法。
  《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內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於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隨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地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1981年12月23日
  在證明書的背面有潘景寅所在部別、個人簡歷、出生年月日及專機師和區民政局簽發的撫恤金意見等。
  從證明書中可以看出,證明書中「隨飛機墜毀死亡」一句是死難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說,機組4人的死其性質屬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樣屬於叛徒,也沒有按正常飛行事故中以身殉職那樣被定為烈士。按這樣的結論,潘景寅的家屬得到了500元撫恤金,再加上搬家損失等共得到了近7000元的補償。相比之下,這樣的結果,總算可以告慰埋葬在異國他鄉荒原上達10年之久的4位地下亡靈。
  (機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