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逃港到不逃港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史稱「大逃港」。陳秉安前後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物,收集了大量資料,其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真實地記錄這一段歷史。
  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1987年,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其總經理邀請深圳特區報派記者出席。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
  慶典的開頭很尋常,可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卻起了變化。臺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不瞞大家。」他擦去眼淚,說道,「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就像台下的許多人一樣,剛剛辭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來深圳「闖天下」的陳秉安,並不清楚在這片土地上裏曾經發生過什麼。他趕緊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闆,是逃港過去的呀」。
  「逃港?什麼是逃港?」他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這個總經理的身上,在這座看起來熱火朝天的城市背後,似乎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後,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
  陳秉安去一家港資工廠採訪,邱姓廠主在接受完採訪後,突然把他拉到了一個無人之處,問道:「有一段發生在我身上的歷史,你敢寫嗎?」
  好奇的陳秉安,坐上了這個廠主的汽車。公路崎嶇蜿蜒,進入深圳東部的閘門山。兩人在一處河岸邊下了車,河對岸便是香港。廠主指著對面的一處小樹林說:「請你仔細看。」
  陳秉安順著對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樹林的邊上,有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是我的哥哥。」這個廠主的眼睛裏,突然蒙上了一層白花花的東西。
  在隨後的聊天中,陳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廠主和哥哥一起從這個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邊防部隊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槍,他眼睜睜地看著哥哥倒在河裏,卻沒有一點辦法。
  後來,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業,還把廠子設到了深圳。在來內地之前,他在河的那邊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墓碑。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對我個人,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都是一筆財富。」他這麼懇求陳記者。
  從那一刻起,陳秉安突然意識到—種使命感,「就如同已經被掩埋了許多年的寶藏,突然無意中露出了一絲縫隙」。
  他開始尋訪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歷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山中小徑、舊村瓦舍,采訪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傾訴當年藏在心底的種種怨氣,以及對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驚心動魂的逃亡史
  這是寸部跨度達30年的驚心動魄的逃亡史。
  在當時的深圳,曾經流傳著這樣—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蛙。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裏只剩老和小。」
  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遊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遊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裏便人滿為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遊泳,曰後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還有人將多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後,還一邊遊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給自己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當時,上述物件都屬於嚴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後來,就連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為邊防部隊發現,甚至有人將數百個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為救生工具。
  泅渡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為「撲網」。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此後,由於上級的嚴令,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一「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陳秉安曾釆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沖關的情況。
  據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彙報》等檔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裏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彙報提綱》裏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
  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貧窮和饑荒是主要原因
  為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饑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准開荒,不准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7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
  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裏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饑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裏發現了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裏,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他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
  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曰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裏「展開—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裏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裏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香港市民掩護逃港者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幵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臺上搭建,這也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臺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素庭作坊式的手工業一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因為他們工作賣力,要求又低,正好為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在陳秉安搜集到的許多香港報紙裏,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一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裏就有一個人要為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員警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員警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員警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臺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幵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裏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
  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裏,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在這些人中,陳秉安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的故事。
  葉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當時他還只有11歲。5月的一個深夜,母親背著他,隨著逃港的人群,扒開鐵絲網,由沙頭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當晚深圳突降暴雨,數千名逃港者身處的山間,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經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僅有200餘人僥倖脫險,其餘盡為洪水吞噬。
  葉的母親便是遇難者中的一個。在被洪水包圍的時候,這對母子發現了一棵大樹,母親先把兒子推到了樹上,然後再往樹上爬。由於樹上的人太多,有人擔心樹幹斷掉,便在這個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腳,她摔進了洪流中。
  兩天之後,水退了。僥倖逃生的兒子又回到這裏,尋找自己的母親。在離那棵大樹一裏多遠的地方,他找到了母親的遺體。她被卡在兩棵小樹之間,手指緊緊地摳住一截樹幹,樹幹上都被摳出了一個小洞。
  兒子含淚掩埋了母親,然後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葉爭氣,「發誓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一定要對得起死去的母親」。他從底層做起,奮鬥了數十年,如今已經是大型物業公司的老總,行業內數一數二的人物。
  「我們不是總在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跡嗎?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
  在採訪中,葉小明流著眼淚,這樣告訴陳秉安,「我告訴你,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
  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1978年,習仲勳主政廣東後,經過大量的走訪,親身感受到了當地居民對提高生活水準的渴望。他意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須另闢蹊徑。
  隨後,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的想法。很快,他們便迎來了複出不久的鄧小平。
  據說,在他們忐忑不安地彙報了逃港情況後,鄧小平卻出奇地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
  1980年8月26 S,在逃港的橋頭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准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個寶安當地的村幹部也告訴陳秉安,在深圳特區建立以後,他心裏依舊不太放心。在農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著一本花名冊,讓人們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後面打上紅勾,每天收工後,再打一個勾。
  很快,這個村幹部發現,這樣的檢查實屬多餘,每天出工多少人,回來還是多少人。不僅如此,許多已經逃到香港的當地居民,在聽說深圳設立經濟特區、政策放寬後,又都回來了。
  1997年香港回歸後,偷渡基本絕跡。近年來,大量的香港人擁入內地反而成為一種潮流。200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發佈「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居住情況及意向」調查結果,數據表明,到內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為4.1萬餘人,2003年為6萬餘人,而2005年為9.18萬人,4年間增長了一倍多;另外還有8.02萬人打算未來移居內地。
  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陳秉安採訪到了前來深圳參加慶典的習仲勳。當聊起那段歷史時,習仲勳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番話:「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