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柯麟醫生誕辰120周年。
  廣東省海豐縣，取義於「南海物豐」，是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醫學教育家——柯麟的故鄉。
  說起柯麟，則不得不提到彭湃。彭湃與柯麟是同鄉，兩家只隔著一條龍津河。1916年，柯麟考入海豐中學，認識了比他大4歲的彭湃。1924年，經彭湃介紹，柯麟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此時的柯麟正就讀於廣東公立醫科大學（現中山大學醫學院前身，以下簡稱廣東公醫）。該校由外國醫生達保羅和華人西醫鐘宰荃以私人籌款、公費補助的方式辦學，在創辦之初推行西式和奴化教育，引發了愛國進步學生的強烈不滿。1925年，柯麟正式擔任該校的共青團支部首任書記。此後，他和十幾名同學共同組織了新學生社，領導學生運動。
  1925年6月29日，為支援上海人民的五卅運動，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柯麟與一些同學也參加了示威遊行。廣東公醫校長李樹芬極力反對學生參加示威活動，要求他們回校上課，進步學生與保守勢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後來廣東省政府下發通知，將廣東公醫併入廣東大學，標誌著進步學生在與守舊勢力的鬥爭中取得了基本勝利。
  同年，在彭湃的介紹下，柯麟邀請周恩來到學校演講。周恩來在演講中說道：「我們的時代是戰鬥的時代，革命青年一定要與工農兵合作，才能取得大勝利和最後勝利。」周恩來的一番話為柯麟指明了革命的道路與方向。在廣東公醫學習的日子裏，柯麟多次領導和參加學生運動，不斷學習新思想、新文化。同時，他在醫學上刻苦鑽研，學有所成，這也為他日後的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1926年1月，柯麟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組織的安排下，他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4軍，成為一名軍醫，後來又擔任了軍部醫院副院長。國民革命軍第4軍是北伐戰爭中的主力部隊之一，有著「鐵軍」稱號的葉挺獨立團就在第4軍。正是這段特殊經歷讓柯麟同葉劍英、葉挺、李碩勳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誼。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由葉劍英領導的第4軍教導團率先行動，柯麟亦參加了此次行動。起義失敗後，柯麟在組織的安排下到了香港，不久後便接到任務，前往上海。在上海，柯麟以醫生的身份開辦「達生診所」，除了治病救人外，診所還作為中央政治局的秘密聯絡點，周恩來、鄧小平、李立三等人都是這裏的常客。然而，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下，為了確保安全，達生診所在開辦5個月後被迫關閉，組織安排柯麟到五洲藥房掛牌行醫。在他醫治的患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共產黨員，如徐向前、關向應、楊尚昆等。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成立。不久後，柯麟加入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是陳賡。在五洲藥房，柯麟一邊行醫治病，一邊為自己的信仰默默奮鬥。
  【勇入「虎穴」擒白鑫】
  1929年9月，上海《民國日報》報導了彭湃遭槍決的消息。看到報導後，柯麟內心悲憤交加。對他來說，彭湃不僅是他的同鄉好友，更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他暗下決心，一定要為彭湃報仇。
  彭湃等人就義後，組織經過再三查證，確定白鑫就是出賣彭湃等人的叛徒。周恩來立即部署，要求「特科會打槍的全部都要參加」，要儘快找到叛徒白鑫，保護組織安全，為犧牲的同志報仇。要懲處白鑫，首先要找到他的下落，陳賡將這個任務交給柯麟。之所以把這個任務交給他，有兩個原因：一是柯麟和白鑫本是舊相識。柯麟在國民革命軍第4軍當軍醫時，白鑫就是第4軍某部的政治教導員。柯麟在達生診所當醫生時，白鑫曾來找過他治瘧疾。二是柯麟為人處事十分小心，很少在人前暴露政治觀點，所以在白鑫眼裏，柯麟不過是個普通的醫生而已。
  果不其然，幾天後，白鑫就帶著兩個保鏢來找柯麟看病。柯麟在給白鑫診斷後告訴他，治療他的瘧疾需要一種叫做奎寧的藥物，而五洲藥房沒有，需要去其他地方買。柯麟佯裝下樓買藥，實則是去通知埋伏在附近的聯絡員。但當他回去時，白鑫已經不見了。柯麟馬上向陳賡彙報，陳賡則讓他繼續在五洲藥房出診，以免引起白鑫懷疑，等白鑫再來時，將他一舉拿下。
  日子一天天過去，柯麟內心十分焦急。兩周後，一個電話令他喜出望外。這是白鑫打來的，他在電話中說，自己的瘧疾發作了，要柯麟到白宮飯店給他看病。這次出診對於柯麟來說非常兇險，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黨員身份是否已經暴露，如果已被白鑫識破，那麼此行將凶多吉少。但柯麟想到組織交代的任務，還是決定去給白鑫看病。
  柯麟乘坐白鑫派來的車，來到法租界的白宮飯店。在這裏，柯麟不僅見到了白鑫，還見到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範爭波。柯麟這才明白，正是在範爭波的威逼利誘下，白鑫才出賣了彭湃等人。看完病後，白鑫將300大洋放在柯麟的藥箱中，一是想收買他，讓他為出診這件事保密。二是想試探他，看看他是不是共產黨員。為了不引起白鑫懷疑，柯麟佯裝收下了錢。離開白宮飯店後，在確保沒有人跟蹤的情況下，柯麟立刻聯繫陳賡，彙報事情經過。
  又過了兩周，白鑫又請柯麟出診。到了目的地後，柯麟才明白，組織為何一直找不到白鑫的藏身之所——這裏是法租界霞飛路和合坊第4弄43號，正是範爭波的住所。柯麟看完診後，馬上將這個資訊向組織彙報。由於白鑫藏身在範爭波的公館中，這裏警戒森嚴，難以下手。組織決定，在範家對面租一間房子，日夜監視白鑫，掌握他的活動軌跡。
  不久後，中央特科得到情報，白鑫將於11月11日晚啟程前往義大利。周恩來和陳賡等人意識到，這是除掉白鑫的最好機會，也是最後機會。於是，中央特科立即部署7位特科紅隊成員執行任務，行動非常成功，不僅懲殺了叛徒白鑫，還除掉了特務頭子範爭波。
  白鑫和範爭波死後，上海國民黨黨部和法租界巡捕房立即展開大搜捕，排查可疑人員。為了確保陳賡和柯麟的安全，組織安排他們秘密轉移東北。柯麟到達東北後，見到了東北地區組織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劉少奇在瞭解了柯麟的情況後，指示柯麟回到南方繼續工作。一是他對南方的情況較為熟悉，二是他的廣東口音不易引起特務注意。就這樣，柯麟動身重返上海，很快他便遇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正在上海同德產科學校讀書的共青團員——陳智英。
  【在港澳開展工作】
  1930年12月，柯麟回到香港。上世紀30年代的香港是歐美和遠東的貿易中心，各方勢力魚龍混雜，這樣的環境十分適合建立中共秘密聯絡站。次年1月，由於設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省委及其所屬機關先後被破壞，柯麟無法與組織取得聯繫，只得獨自行動。為了掩護地下工作，柯麟決定在香港掛牌行醫。他從弟弟柯平處借得1000多銀元，用以開設「南華藥房」。
  1931年秋，柯麟夫婦收到一封來自海南島的信，寫信人是中共廣東省軍委書記李碩勳。5月時，李碩勳曾來到南華藥房與柯麟聯繫，並為柯麟帶來了有力支持。7月，為了掩護李碩勳的工作，在組織的安排下，李碩勳的妻子趙君陶和兒子李鵬也來到香港。因為柯麟與李碩勳的關係非常好，趙君陶和李鵬成了柯家的常客。
  很快，李碩勳接到組織的命令，要前往海南遊擊隊開展工作。柯麟對李碩勳此行十分擔憂，因為李是四川人，不會說粵語，更聽不懂海南話。這樣一個外地人在海南開展工作，非常容易引起特務注意。柯麟再三叮囑李碩勳注意自身安全，提高警惕。7月9日，李碩勳來到海口，令他沒有料到的是，為他帶路的人早已出賣了組織，他一上岸便被國民黨逮捕了。李碩勳自知凶多吉少，在獄中寫下兩封遺書，一封寫給妻子趙君陶，另一封寫給柯麟的妻子陳智英。在信中，李碩勳叮囑陳智英，希望她能照顧好自己的妻兒。柯麟看到信後立刻設法營救，不幸的是，李碩勳在寄出遺書的第二天便被國民黨槍決。柯麟強忍悲痛，遵照李碩勳的遺囑，馬上安排趙君陶母子轉移。
  1935年秋，紅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潘漢年來到香港，給柯麟安排了一份新任務：要柯麟前往澳門，聯繫葉挺將軍。葉挺與柯麟本是舊相識，北伐戰爭期間，柯麟曾在國民革命軍第11軍第24師教導大隊擔任軍醫，當時24師的師長正是葉挺。潘漢年希望柯麟除了聯繫葉挺外，還要聯絡澳門的愛國人士，建立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柯麟到達澳門後，與葉挺相談甚歡。柯麟繼續沿用之前的方式，以行醫為掩護，在澳門開展工作。就這樣，柯麟以醫生的身份留在了葉挺身邊，一方面照顧葉家，另一方面重新建立葉挺與組織的聯繫。葉挺在澳門生活期間，常和柯麟談起自己的革命經歷，表達自己希望繼續為黨的事業做貢獻的想法。柯麟將葉挺生活和思想的點點滴滴一併向組織作了彙報。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葉挺向蔣介石提出，希望由他來整編留在南方的紅軍，並將改編後的番號定為新四軍。10月，國共雙方達成共識，將南方八省的中國工農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4軍，隸屬國民政府戰鬥序列，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但在軍長一職的人選上，國共雙方爭執不下。為儘快解決爭端，軍委副參謀長張雲逸受中央派遣前往澳門，通過柯麟聯繫葉挺，請他出山。葉挺出山後，國共兩黨在軍長人選問題上迅速達成一致。
  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在港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的安危。周恩來連發兩封加急電報，給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潘漢年和中共中央交通處香港辦事處處長劉少文，要求迅速將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轉移到安全的地方。而當時負責澳門營救工作的正是柯麟。這場營救行動歷時11個月，共轉移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共800人，其中包括夏衍、範長江、梁漱溟、金山等。
  【不受薪的院長】
  澳門鏡湖醫院建於1871年，現已成為澳門最大的綜合性醫院。鏡湖醫院在建立之初，只是一所簡單的留醫所，柯麟的到來為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柯麟剛到鏡湖醫院時，這裏的醫生和護士加起來不足10人，醫護人員專業能力不足，醫療物資匱乏。柯麟在醫院開設訓練班，幫助醫護人員提升專業能力。因為他在鏡湖醫院出診、授課都分文不取，所以他又另外在醫院附近開了一間小診所，以維持生計。柯麟不但醫術高超，還懷著一顆仁愛之心。鏡湖醫院護士回憶，柯麟對於窮人看診的收費很低，甚至不收費，醫德非常好。
  日軍入侵廣州後，一些廣州名醫先後到澳門避難，為壯大鏡湖醫院的醫療團隊，柯麟邀請了一些校友來擔任義務醫生和義務教師。1941年，柯麟感到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決定成立西醫顧問團，這個顧問團不但能直接提升醫生的專業水準，還能推動各部門改革。此外，醫院還增添了一批新儀器，逐步改善硬體設施。然而，西醫顧問團雖已成立，但還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柯麟——當時在澳門的華人醫生沒有手術權。
  孫中山畢業後曾在鏡湖醫院做過義務醫生，但囿於澳葡政府的規定，在澳門行醫的醫生必須持有葡萄牙文憑，孫中山因此被迫離開。此後，澳門華人醫生前赴後繼地爭取權利，以期在醫學上與葡籍醫生享有平等地位。1941年，西醫顧問團致信鏡湖值理會，提出希望在鏡湖醫院建立手術室：「猶憶孫中山先生在本院行醫之時，曾因我國多年積弱欲割一胱石而不可得，乃感不平等條約束縛之苦。科學無國界，研究無畛域。醫學既非限於某一人種所能獨享。」迫於壓力，澳葡當局批准鏡湖醫院設立手術室，但同時提出，華人醫生做手術時必須有葡籍醫生在旁監督。直到1945年，澳門華人醫生才終於取得了獨立做手術的權利。據統計，從1945年5月到1946年8月，鏡湖醫院共進行了近600臺手術，極大緩解了患者的痛苦，醫院也因此遠近馳名。柯麟曾在一篇文章中將為澳門華人醫生爭取手術權的經歷稱之為「爭國體，爭醫權運動」。
  抗戰時期，柯麟雖然身在澳門，但依然心系祖國。盧溝橋事變後，鏡湖值理會主席徐偉卿與柯麟發動澳門青年和醫師組建救援團，支援抗戰。根據值理會的記載，救援團在抗戰期間多次救治傷患，僅在1938年4月到1939年10月，便有8次記載。不但如此，在柯麟的支持下，鏡湖醫院還興辦了難童收養所，收治了400多個患病難童。
  柯麟於1946年起擔任鏡湖醫院院長一職。在鏡湖醫院工作長達55年時間裏，柯麟從未受薪。時任鏡湖慈善會副主席的何賢曾就柯麟薪酬之事接受採訪，他說道：院長柯麟醫師系義務性質，不受任何薪津。柯麟院長一心服務僑胞，任事熱誠坦率，絲毫不苟。」
  【獻身醫教育人才】
  解放後，多位領導人對柯麟的工作安排十分關心。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三書記方方在1950年6月向中組部與葉劍英發了一封名為《柯麟赴京》的電報。方方表示擬過一段時期後調柯麟赴穗任中央醫院院長。葉劍英考慮到柯麟的黨員身份已經公開，再加上澳門敵特活動十分猖獗，為了保護柯麟的安全，同時解決中山醫學院院長一職空缺的問題，葉劍英亦同意這一提議，並向周恩來總理發電請示。當時中央政府衛生部提出，希望柯麟能赴京擔任辦公廳主任。
  周總理電複葉劍英：「柯麟如尚須留澳門，則兩處均可不調，否則，仍成京粵相爭不決的問題。」周總理之所以提出「兩處均可不調」，是考慮到柯麟在澳門仍有工作尚未完成。經葉劍英同意，柯麟直接向周恩來發電請示，希望前往中大醫學院任職，既能負責整理中大醫學院的工作，又能就近處理澳門工作。
  1951年3月，柯麟正式擔任中山醫學院院長。1953年，中山醫學院、嶺南大學醫學院、光華醫學院三院合併，重新定名為華南醫學院，柯麟初任院務委員會副主任，遂即任該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華南醫學院成立之初，工作複雜繁瑣，柯麟為此四處招攬骨幹人才。
  1957年，華南醫學院更名為中山醫學院。柯麟十分清楚，要想真正學好醫學，光學好書本上的理論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因此，他在中山醫學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號召廣大師生在科研上攻堅克難，強調要將教學、醫療、科研三者有機結合。
  改革措施很快收到成效。中山醫學院教授陳心陶在寄生蟲研究方面成果突出，為防止血吸蟲病在廣東流行做出突出貢獻。同時，柯麟還十分重視學生的身心健康，經常到課堂、學生宿舍走訪。在柯麟的帶領下，中山醫學院建立了完善的現代醫學教育體系，擁有了一批大師和名家，在教學、科研和醫療等方面碩果累累，在國內外醫學界頗具盛名。
  柯麟還十分關心廣東的醫學教育事業，尤其是廣東醫科大學和暨南大學醫學院。1950年代末期，廣東各地對於建設醫學院校的熱情十分高漲，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向柯麟詢問醫學院建設的相關事宜，柯麟認為，辦醫學院校應當結合當地實際，有的放矢，不宜一哄而上，並建議先在佛山、汕頭、湛江建設醫學院校。
  1958年5月，中山醫學院100多名幹部前往湛江，參與創辦中山醫學院湛江分院。分院在建立之初，只是一所三年制的專科學校，後改為五年制本科，並更名為湛江醫學院;1996年更名為廣東醫學院;2016年更名為廣東醫科大學。如今，廣東醫科大學全日制在校師生近2萬人，為廣東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除了廣東醫科大學外，柯麟還為暨南大學醫學院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幫助。1978年1月，中央決定複辦暨南大學和新辦醫學院及華僑醫院。但因為暨南大學此前並無相關辦學經驗，新辦醫學院及華僑醫院成了一個巨大的難題。當時的衛生部黨組書記崔月犁與暨南大學複辦領導小組找到柯麟，希望他能出任暨南大學董事會副董事長，並幫助暨南大學建立醫學院及華僑醫院，柯麟欣然答應。在極短的時間內，柯麟抽調來中山醫學院經驗豐富的羅潛與劉希正，讓他們負責具體籌建工作;同時向全國招聘上百名骨幹教師。1978年7月，醫學院順利完成高考恢復後的首次招生。
  1991年9月，柯麟因病逝世，終年91歲。鏡湖慈善會主席廖澤雲曾為柯麟題詞：「高懸義壺濟貧苦，為國為民獻終身。」這正是柯麟一生的真實寫照。
  （沈曉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