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20日,國民黨贛北第四區行政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神色凝重地將一份絕密檔交給中共地下黨員劉啞佛,「這份檔交給你們的首長,不然要不了半個月,蘇區就不存在了!」這份檔輾轉到了蘇區紅軍領導人周恩來手中。正是莫雄、項與年等人送出的這份檔,為紅軍實施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從而挽救了紅軍,保住了革命的火種。
錯誤路線結惡果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集結重兵「圍剿」中國工農革命力量。從1930年10月起,國民黨軍隊連續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進行重點「圍剿」。由於紅軍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和作戰原則,先後粉碎了敵人的四次「圍剿」。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調集百萬軍隊,準備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在對根據地實行經濟上的嚴密封鎖的同時,在軍事上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首先以50萬兵力開始向中央根據地進攻。而這時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把紅軍指揮大權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李德在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下,只是一味搬用蘇聯的陣地戰經驗。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紅軍輾轉於敵軍的主力和堡壘之間,陷於被動。在紅軍遭受挫折後,他們又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強令裝備較差的紅軍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這對於人少槍少的紅軍來說,簡直就是以卵擊石,是一場災難。
1934年7月,國民黨軍以優勢兵力,先後突破了紅軍的週邊防禦,直向蘇區撲來。此時紅軍的糧食供應都成了問題,彈藥更是極度匱乏,加之這半年以來我軍連續作戰減員嚴重,每個作戰師已不足4000人。如此錯誤方針產生了可怕的惡果,一個多月下來,紅軍損失慘重。至1934年9月,當時的中央蘇區由鼎盛時期的28個縣,減少到8個縣。陳毅對此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說蘇區地域狹小,狹小到「拿梭鏢一捅都能戳穿」。可見,蘇區面臨的形勢岌岌可危。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報告紅軍主力准備實施戰略轉移。正當紅軍緊鑼密鼓準備跳岀敵人包圍圈之時,蔣介石卻欲將紅軍置於死地。
堡壘戰術蘇區危
經過近兩個月的「圍剿」,國民黨軍「堡壘政策」大見成效。在第五次「圍期」的基礎上,蔣介石重新調整兵力部署,並在他的德國顧問的策劃下,制訂了一個徹底「剿滅」中央紅軍的鐵桶計畫。
1934年9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由高級將領參加的秘密軍事會議。牯嶺,是一個埒場,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廬山頂上。這次秘密軍事會議就在離埒場不遠的一座禮堂裏舉行,整個牯嶺都置於嚴密的警戒之中,一片肅殺之氣,讓人不寒而栗。在作戰會議上,陳誠宣讀了最後將紅軍一網打盡的「鐵桶計畫」:從10月中旬開始,出動150萬大軍、270架飛機、200門大炮,以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新戰術,從四面八方形成密不透風的包圍圈。還計畫配備1200多輛軍用卡車,快速運送8個師的部隊實施機動截擊,在1個月內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完全消滅,將蘇區從地圖上抹去。具體措施是,首先出動12個師的先頭部隊在大包圍圈尚未形成之前,夜以繼日在蘇區四周搶佔地盤,消耗紅軍戰鬥力,以此迷惑紅軍,使其摸不透蔣軍的真實動機,然後突然發力,收緊包圍圈。之後,組織出動數10個師,幾十萬大軍一步步向瑞金推進,形成包圍圈,最後將紅軍主力壓迫到很小區域內逬行決戰。其中最毒辣的是,蔣介石下令,國民黨軍各「圍剿」部隊每天務必向瑞金中心推進7至8華里。這樣的速度可以說超級慢,但是每推進1華里,還要求必須布上1至5米高的鐵絲網,而且每前進5公里,就要構築一道碉堡群。各碉堡的設置確保在彼此的視線範圍內,距離不超過200米,使得彼此構成極為嚴密的交叉火力封鎖網。
不得不說,這個「鐵桶計畫」十分險惡,就像給人的脖頸套上繩索,一點點地收緊絞殺!對完成此次作戰目標,蔣介石信心滿滿。在廬山軍事會議最後一天,蔣介石精神狀態極佳,他滿面紅光致閉幕詞,信心十足地說:「現在大業已握勝券,望各方負責人積極執行會議的決策,畢其功於一役!」話音一落,掌聲雷動。在場的200多名高級將領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恨不能立刻走上戰場,建功立業。
急中生智循大義
參加廬山牯嶺軍事會議的高級將領中,唯有一人,雖然也跟著拼命鼓掌,心卻揪在一起,眉頭緊鎖,為紅軍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就是國民黨贛北第四區行政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莫雄的身份不一般,他曾是蔣介石的「救命恩人」。
莫雄,廣東英德人,生於1891年,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著名的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北伐戰爭,官職最高當過師長。1922年粵軍叛變,蔣介石時任大本營參軍兼粵軍第二軍總參謀長,就在大本營留守。叛軍餘人包圍大本營,蔣介石被困,急忙發電報命粵軍第四獨立旅救援。得知消息後,擔任孫中山警衛工作的莫雄帶了兩個營,迅速趕到,冒死把蔣介石從槍林彈雨中救了出來。蔣介石對此感激涕零,兩人成為生死之交。起初,莫雄對比自己大4歲的蔣介石非常敬重,覺得他是民主革命的棟樑,有理想有抱負,一身正氣。
1925年,廖仲愷遇刺後,蔣介石開始耍政治手腕,逼迫粵軍總司令許崇智下野,奪得粵軍控制權。莫雄對蔣介石的做法感到寒心,已是粵軍第四軍第十一師中將師長的莫雄,拒絕了蔣介石的拉攏,到澳門閒居,過起了閑雲野鶴生活。
第二次粵桂戰爭時,莫雄還配合張發奎打起反蔣大旗。張發奎反蔣失敗後,莫雄退職蟄居上海,後由宋子文介紹在財政部謀了個差事。在滬期間,他遇到了自己的舊部、原來的第十一師政治部主任劉啞佛,從此傾向革命。劉啞佛,江西南昌人,是魯迅先生筆下約念劉和珍君》一文中的主角、烈士劉和珍的哥哥。他1925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身份保密,直到在上海相逢,他才向老上司莫雄亮明瞭身份。
莫雄敬重劉啞佛的為人,進一步結識了我黨地下組織成員嚴希純、項與年、盧志英等人。最後他決定為黨工作,成為特科的合作者。莫雄曾經向黨組織申請入黨,但被李克農婉拒了,覺得他不加入黨組織,更有利於為黨工作。
1933年底,已經退出軍界的莫雄出現在廣東老鄉薛嶽的軍中。薛嶽是蔣介石的得力幹將,能征善戰,有「虎將」之稱。這時候的薛嶽,是「剿共」先鋒,任北路軍第六路軍總指揮,負責贛南「剿共」任務。
莫雄來到薛嶽這裏,自然不會坐冷板凳。而且薛嶽也在粵軍待過,在孫中山的警衛團幹過,與莫雄稱得上是患過難的兄弟。因此,薛嶽對老鄉、好兄弟莫雄的到來表示非常歡迎,對他委以重任。沒多久,莫雄在南昌遇到了另一個廣東老鄉,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不久,莫雄半推半就擔任了贛北第四區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雖然莫雄也曾反蔣,但因為對蔣有救命之恩,在楊永泰的舉薦下,蔣介石毫不猶豫地給他頒發了委任狀。
「鐵桶計畫」事關重大,策劃周密,檔摞起來就有一尺多高、幾斤重。內容包括「剿匪」總動員令、各部隊戰鬥序列和各地區的兵力部署等,而且還有進攻時間、進攻路線以及作戰圖表等。每份會議檔都打了藍色的「極機密」字樣,而且按檔名稱編號存檔。
莫雄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最陰險毒辣、規模巨大而又佈置周密的軍事計畫!以前的四次『圍剿』高了一個層次。」莫雄看了後倒吸一口涼氣,他知道此計畫如果實施的話,紅軍危矣!
牯嶺軍事會議一結束,莫雄就帶著全套的「鐵桶計劃」檔下了山,星夜兼程趕到德安司令部。一進司令部大門,就將贛北第四行署專署主任秘書劉啞佛喊到了蚤室。這就出現文章開頭一幕,莫雄把機密檔交給了劉啞佛。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成員盧志英在莫雄這裏擔任保安司令部主任,另一位地下黨組織成員項與年擔任的是情報參謀。
在牯嶺軍事會議散會當晚,蔣介石還在做著消滅紅軍美夢的時候,「鐵桶計畫」就已經完整送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手中。隨後,這份「鐵桶計畫」被緊急送往蘇區。
智送情報挽危局
「鐵桶計畫」檔那麼多,怎麼攜帶?為了便於攜帶,自然要摘抄重點,省略細節,或者用密碼代替漢字。突然,盧志英看到桌子上的新華字典,一條妙計在心裏誕生。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3人連夜用密寫藥水把情報上的敵兵力部署、火力配備、進攻計畫、指揮機構設置等要點,逐一密寫在一本四角號碼字典上。直到天色大亮,他們才把整個「鐵桶計畫」密寫完畢。
送密件的過程更充滿驚險,讓人覺得險象環生。當時交通不便,而且路上層層關卡,越靠近蘇區,排查越緊,連個孩童也休想過去。因為3人中只有項與年會講客家話,過關卡的時候,不容易被盤查。心急如焚的項與年便自告奮勇:「從德安到瑞金大約1000多華里,如果我腿腳夠快的話,應該可以趕在敵人完成部署前將情報送出去。」接著,他們又對沿途敵情進行分析,選擇了一條比較安全、能快速到達蘇區的路線——從南昌乘車到吉安,進入泰和,再從山區直插興國、於都到達瑞金。
38歲的項與年為了送出這份生死攸關的情報,到達興國後,他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狠狠地朝自己門牙猛砸。旋即,他4顆牙齒混著血沫掉落,鮮血直流……一夜過後,項與年雙腮已經嚴重腫脹起來,面目全非,猙獰嚇人。他又抓起一把塵土,塞入自己的頭髮,從路邊撿起一個破碗。到了敵人哨卡,項與年便開始「瘋瘋癲癲」,守衛看見這名乞丐滿身臭味,嘴裏還胡言亂語,便連忙趕他走。就這樣,項與年憑藉這身狼狽扮相順利通過了層層盤查,跋涉數天,10月7日到達瑞金,在沙洲壩找到了黨的臨時中央,成功將情報送到了周恩來的手上。隨後,周恩來命令紅軍作戰情報部門,立即把密寫字典復原成文字、圖表。
當「鐵桶計畫」完整地展現在李德、博古、周恩來面前時,「三人團」震驚之餘,立刻意識到,中央紅軍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儘管他們在9月30日接到共產國際同意實行轉移的複電,但還在緊鑼密鼓準備之中,現在看來一刻也不能耽擱了!這時,中革軍委又收到前方戰報——敵軍已經攻擊到興國、於都、石城、長汀、會昌一線,紅軍戰略要地古龍崗已被敵人完全佔領,整個中央蘇區僅剩下瑞金、於都、長汀、寧都、會昌5座縣城,紅軍在各個方面頻頻告急。
臨時中央倉促作出決定——以中革軍委名義發佈戰略轉移的行動命令。10月8日,紅軍地方部隊奉命接替各縣防禦,主力向興國、於都、瑞金地區集結。10月11日,紅軍總司令部及直屬部隊編成第一野戰縱隊,中央機關為第二野戰縱隊,與此同時成立了以項英、陳毅為首的中央分局,率地方部隊留下,堅持遊擊戰爭。10月16日到18日,緊急集結於於都境內的中央紅軍主力8.6萬人,分別從四個渡口渡過於都河,於10月21日發起突圍戰役,一路向西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在中央紅軍突圍後的第10天,按照「鐵桶計畫」推進的敵軍先後佔領了寧都、長汀、會昌等地,當兵臨瑞金城下時才得知紅軍主力早已轉移,國民黨的150萬大軍精心鑄造的「鐵桶」,最終成了一只裂縫漏水的「破桶」。毛澤東在突破烏江後感歎道:「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如果「鐵桶計畫」的情報沒有被及吋送到,等國民黨軍實現了全部合圍部署,那麼紅軍將遭受滅頂之災。
由於當年的絕密情報僅有極少數人知道,而戰略轉移又很倉促,就連毛澤東等許多領導人事先都不清楚,導致黨史文獻也鮮有提及此事,直到許多年以後才解密。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稱讚說:「這份四角號碼情報功勞是巨大的。」
習仲勳同志對項與年最熟悉了解。1938年,習仲勳任綏德地委書記,項與年任綏德地委常委兼統戰部長,兩人結下了深厚革命友情。1996年7月,紀念項與年的文集《山路漫漫一項與年的革命生涯》順利出版,習仲勳同志欣然為此書作序,在序言中這樣寫道:「他(項與年)最為輝煌的一頁,是他和戰友在獲得廬山會議『剿共計畫』這一重要情報後,為了及時送到中央蘇區,敲掉門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鎖線,日夜兼程,把這一關係革命全局的重要、情報及時送到瑞金,親自交到周恩來手中。」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特意叮囑南下廣東的葉劍英,要設法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1956年國慶節,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委托項與年把莫雄接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葉劍英代表黨中央設宴招待兩位功臣,稱讚他們為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令人唏噓的是,劉啞佛、盧志英兩位同志都沒有看到革命的成功。但是,歷史永遠都不會忘記發生過的事,更不會忘記莫雄、項與年等人的功勳。2001年,電影《英雄無語》上映,整部影片就是以莫雄和項與年等人的革命事蹟為創作原型,讓更多的人瞭解並記住了那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崔浩 陳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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