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流傳於世的開國大典影像是黑白的，只有幾分鐘。那是一個右側機位，毛澤東在畫面的中心位置，他面向話筒，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1990年代的文摘報刊中，曾有一個關於開國大典影像為何只有幾分鐘的傳言。據說，典禮開始前，一隊蘇聯電影攝製組來到中國，從典禮開始，一直拍到彩燈高掛。相關的膠片被小心保存在西華賓館。沒想到1949年10月2日淩晨，賓館失火，唯一保存下來的，就是前述片段。
  在中國紀錄片界，大家其實知道在哪兒可以看到「更完整」的開國大典。1949年時，確實有兩位蘇聯導演與中方合作成立電影攝製組，在中國拍攝紀錄片，因為他們用的是彩色膠片，也被人稱為「五彩隊」。後來，他們的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在影史上聲名顯赫。前者中有不少開國大典的內容，但國內流傳的版本，由於種種原因，在很長時間裏也是黑白的。
  「彩色的開國大典」在哪兒？2012年以來，上海音像資料館的採集編研團隊陸續到海外搜尋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相關的歷史影像資料，截至目前，採集編研團隊已找到包括陳獨秀、瞿秋白等多位中共早期領導人的影像資料，其中趙世炎、王荷波等人的影像，屬於首次發現。換言之，除了照片，這些片段是這些歷史人物目前僅有的影像資料。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採集編研團隊意外獲得了關於開國大典影像資料的新線索。
  意外得來
  2010年，為了做好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慶祝工作，上海音像資料館組織了一個採集編研團隊，到海外尋找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相關的影像資料。
  關於早期中共黨史方面的活動影像資料，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是俄羅斯。2011年，採集編研團隊和俄羅斯影像檔案機構搭上了線。之後兩三年，以上海彩色影像為起點，上海音像資料館開始了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所攝彩色影像的逐步挖掘。
  據該館版權採集部主任翁海勤介紹，關於這批數量巨大的影像遺產，起初採集人員收到的文字資訊是一份長長的俄語素材目錄，「上面只有拍攝年份、省/市名稱和簡短的描述，絕大多數無法判斷畫面內容」。
  雖然保存較為完整，但在眾多海外資料館中，俄羅斯相關檔案的開放程度又是較低的。「很多資料沒有實現數位化，還是以最原始的35毫米膠片的載體形態保存。」上海音像資料館媒資產品部主任管怡瑾回憶，看樣片也需要轉錄的費用成本，團隊只能通過目錄中僅有的資訊判斷，要先看哪些素材。
  為此，他們翻閱了大量歷史文獻。
  以「五彩隊」為例，首先是要確認「五彩隊」去過哪些地方。據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研究員維克多·貝利亞科夫的考證，劉少奇曾向蘇聯提出拍攝中國革命的請求。1949年7月，史達林批准了兩部新聞紀錄片的拍攝，一部是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戰役中取得的成功，另一部是關於中國人民在解放區的生活。
  為此，蘇聯派出瓦爾拉莫夫和格拉西莫夫兩位導演前往中國。
  新中國的誕生一開始就是彩色的。1949年到1950年，「五彩隊」帶著蘇軍從德國愛克發電影膠片和器材工廠收繳的彩色膠片，與中方團隊合作，足跡遍佈北京、上海、廣州、南昌等多個城市。此時距世界上第一部彩色電影的誕生，也不過14年。
  在2018年的紀錄片《彩色新中國》中，貝利亞科夫援引格拉西莫夫的日記介紹：「當時火車在沿線的重要火車站都會停一下」，這位蘇聯導演會在停留過程中待一段時間，「為了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樣的國家和人民」。
  《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在中國紀錄片界廣為人知，通過影片的基礎資訊和相關的拍攝背景史料，翁海勤很快確認了這批素材的所在。
  事實上，這兩部片子完成後很快上映。據上海音像資料館副研究員李東鵬的考證，在1950的第一個國慶日，《中國人民的勝利》曾創下電影預訂紀錄，為之還專門製作了一枚紀念獎章，據當時的媒體報導，原本配額為10萬枚，但由於需求很大，管理部門考慮要再製作10萬枚。《解放了的中國》還曾在捷克布拉格上映。
  除了這兩部紀錄片，團隊還發現了一部在中國鮮為人知、從同一批素材中剪輯而成的紀錄片《錦繡河山》，記錄了北京、廣州、南昌等城市的風土人情。
  尋檔工作精細且昂貴。團隊不僅需要準確辨別出影片中的地點和拍攝時間，涉及重要人物出場，還需要盡可能辨別出來。另外，檔案館的轉錄和授權過程繁瑣複雜。關於彩色版本開國大典影像的尋找進展緩慢。
  2018年10月，上海音像資料館綜合編研部主任汪瑉前往俄羅斯，商談新一批需要選購的樣片。觀看樣片過程中，對方一位研究員遞過來一張光碟，說，「你可能會感興趣」。
  汪瑉發現，這張光碟裏保存的，居然是未經剪輯、長達60分鐘的開國大典影像。更重要的是，它是彩色的。
  更多細節
  舉辦開國大典那年，時任中央辦公廳機要處譯電員康懷玉只有18歲。
  他的回憶錄記載，工作地點在香山，值班員「收發電報一兩萬字，工作近二十個小時」。康懷玉的女兒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父親更常和家人提及，1949年五一勞動節前，他看到人們如何在天安門前打掃垃圾，「亂七八糟的，一個一個草房子堆得滿滿的」。
  不過，在汪瑉看到的那段60分鐘影片中，天安門廣場早已煥然一新。那是攝於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點的影像，汪瑉看到領導人和各界代表如何到達典禮現場，還看到那些較為顯眼的位置，幾乎都是張瀾、李濟深等民主人士。休息的間隙，他們神情輕鬆地聊天。
  這不是印象中那段僅有幾分鐘的《開國大典》。事實上，光是毛澤東的講話，在片中就有十多分鐘，他完整地宣讀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員組成名單。
  領導人的形象也更加立體和鮮活。汪瑉記得其中一個細節，身穿軍裝的朱德從口袋裏拿出稿子正準備念，周恩來忽然注意到朱德的口袋沒整理好，於是快速地幫他把口袋上的蓋子蓋好。
  由於蘇聯攝影團隊與中方團隊的機位不盡相同，這段素材還拍攝到中方攝影師侯波，她是當時城樓上唯一的女攝影師。典禮前4個月，侯波才進入中南海擔任攝影科科長。當天，侯波用手中的德國祿來120照相機拍了48張照片，其中一張，也剛好拍到了蘇聯的攝影師。
  後來，汪瑉等人經過考證確認，城樓上一共有兩位蘇聯攝影師，分別是阿讓·立波夫維奇·哈夫琴和弗拉迪斯拉夫·瓦西裏耶維奇·米克沙。後者曾在回憶錄中回憶當天的場景：「我站在高高的平臺上，肩膀緊貼著欄杆，在我前面不到幾米的地方，就站著所有的中國領導人。」
  至於此前流傳的關於素材毀於大火的說法，汪瑉等人向哈夫琴當年的翻譯吳堉瞭解後才知道，被毀的素材並非是開國大典的素材，而是當天其他小範圍的慶祝活動。並且在素材被毀後，攝製組採取搬演的形式，補拍了鏡頭。
  2019年，這段開國大典的彩色影像資料開始交由李東鵬研究。同一年，彩色開國大典的影像開始受到更多關注。電影《決勝時刻》使用了一段約四分鐘的修復後影像。另外，為慶祝中俄建交70周年，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制作了系列紀錄片《中國的重生》，也放出了開國大典的彩色畫面。
  在海外歷史影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更重要的工作是辨別影像中的人物。相較於幾位廣為人知的領導人，影像中民主人士、各界代表的辨別難度不小。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典禮開始前一個小時，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李東鵬根據這個線索，找到1950年出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刊》，發現裏面刊載了很多合影，而拍攝對象大部分都出現在了開國大典的影像中。
  女性人物的占比讓李東鵬印象深刻。除了宋慶齡外，目前辨別出來的人物還有民革主要創始人之一何香凝，原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葉劍英夫人曾憲植，全國勞模李鳳蓮，《文彙報》記者浦熙修，以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創始人之一謝雪紅等人。
  這段影像或許是教育家俞慶棠被攝影機記錄的最後瞬間。這位創辦了一百四十多所民眾學校的女性，在當年12月4日病逝。
  有趣的是，李東鵬還發現不少孩子。何香凝和音樂家賀綠汀身邊各有一名小女孩，但暫時還無人能確認她們是誰。
  「看一次，少一次」
  截至目前，上海音像資料館的採集編研團隊在海外尋回的歷史人物影像中，二十多位屬於首次發現。在此之前，他們留給後人的只有零星幾張照片。
  李東鵬最困難的一次識別，是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許白昊。此前，為了逃避抓捕，許白昊留存的是一張濃眉大眼、瘦骨嶙峋的畫像。最終，結合史料和其後人提供的照片，李東鵬才得以辨別出許白昊。
  除了俄羅斯，十多年來，採集團隊的觸角幾乎延伸到全世界各大重要的影像檔案機構，幾乎每年都有新的發現。翁海勤透露，最近從美國收集的一批資料中，就發現了疑似八路軍高級將領左權的影像。影像拍攝於1938年初，記錄了「國際慰勞團」訪問山西臨汾洪洞縣馬牧村八路軍總部，為八路軍捐贈物資。
  1942年，一枚炮彈在左權身旁爆炸。「如果能得到黨史專家和後人的確認，那麼這段影像就是目前唯一的左權活動影像。」翁海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不同於檔案工作者，對學界而言，辨別出影像中的人，只是研究的開端。
  1999年，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研究員吳鈞第一次接觸到彩色的歷史影像。當時，還在東方電視臺工作的他，正為紀念上海解放50周年籌畫一部紀錄片。在一家獨立美國電視機構的素材庫中，吳鈞發現了一批1949年前的彩色影像，其中也包括一部分開國大典素材。
  「就像原子彈在面前爆炸了。」吳鈞這樣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
  日後長達二十多年的追尋中，吳鈞愈發感受到歷史影像的珍貴。在巴黎電影資料館，他見識過被冷凍保存的膠片如何解凍。每次觀看、轉錄這些膠片，都需要耗費一定時間回溫，看完後，又需要在室溫裏放幾天，再降溫到冷凍狀態。「看一次，少一次。」吳鈞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吳鈞長期從事紀錄片創作，他漸漸意識到攝影機也是一種「武器」，機位、角度、所選取的畫面內容，都附著了濃烈的價值取向。在這個意義上，上海音像資料館獲取的60分鐘素材，就是一份珍貴的研究材料。「這些蘇聯導演應該不會只把自己定位為紀錄片人，或許還將自己視為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宣傳者」，而對比成片和素材，很容易對導演選用素材的標準作分析。
  吳鈞把《開國大典》視為中國紀錄片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2019年，他曾計畫通過現有的影像、照片和回憶錄，標注出開國大典時，那些從延安、莫斯科乃至更多地方來的攝影師，位於現場哪個位置見證一次典禮的舉辦。
  「就像在一個新聞現場，如果你能獲取所有監控、DV所拍攝的素材，就能再建一個空間。」在吳鈞的心中，這個空間所呈現的不僅是機位和角度，而且還能從攝影師的生命歷程中窺見一個嶄新國家的革命史。
  但現實情況是，在中國，歷史影像的研究算不上顯學，甚至「歷史影像有沒有，有多少」，都是問題。
  海外尋檔的工作困難重重。在準備採集彩色開國大典影像的過程中，管怡瑾等人就曾遇到對方檔案部門將相關素材封鎖的情況，導致一段時間內，無法獲取這些素材。
  更大的困難還是資金。吳鈞曾為上海世博會拍攝了6集、每集55分鐘的史料紀錄片。其中在巴黎、倫敦等地搜集的歷史影像資料，耗費了上百萬元人民幣。
  汪瑉介紹，按照使用場景的區別，歷史影像的價格也不盡相同，「用在商業電影中最貴，用於學術研究、公益事業中，則更便宜一些。」但即便是「更便宜」的，每分鐘也需要上萬元人民幣。
  「資料量太大，就像拼圖一樣，每年找回來『一片』。」管怡瑾說，「僅靠我們館一家去收集，力量遠遠不夠。」現在海外尋檔的工作，他們通常會與國內一些機構和專案合作，「包括某個歷史人物的紀念館，或者城市博物館，根據他們的需要，我們再有針對性地購買。」
  管怡瑾認為，這些散落在海外，屬於中國的視聽遺產同樣需要「回家」，「就像文物回國一樣」。
  現在，吳鈞對1920年到1921年之間，中共建黨時期的影像留存格外留心。「那時候的上海地界上，應該有上千臺照相機和電影機，說不定某一段拍攝大世界、南京路的影像中，就能看到陳獨秀。」吳鈞心中一直有一個想法，「說不定，這樣的資料正在國外某個閣樓上靜靜躺著，正等待我們去發現。」
  （蘇有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