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知青與兵團知青異同

  文革中開始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中,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到農村插隊,二是到生產建設兵團。儘管都是「老三屆」,儘管同樣經歷了文革的疾風暴雨,但是由於社會實踐的不同,儘管同是上山下鄉,但是兵團知青和插隊知青無論在整體上還是個體上都存在不小的差異。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運動指的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中國共產黨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上山下鄉出現於1955年,但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後期,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刹車的時候。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上山下鄉的地點最初通常是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
  生產建設兵團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准軍事化生活,他們的各方面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1969年中蘇關係對立,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等一系列關於備戰的指示,城市裏開始修建防空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尤其是在邊疆邊陲。
  顯然,生產建設兵團的組建是參照了當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功經驗。兵團是在邊疆擔負中央賦予的屯墾戍邊歷史使命的特殊社會組織。兵團在開發邊疆、建設邊疆、穩定邊疆和鞏固邊疆邊防起著重要的作用。
  境遇不同
  由於政治背景的不同,導致了廣大知青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待遇。生產建設兵團由於其性質決定,它延續著從60年代開始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對政治審查比較嚴格,只有家庭出身好的才能夠被批准加入兵團。因此能被批准參加生產建設兵團讓人感到是一種近似參軍的榮耀。那個年代,是軍隊中英雄輩出的年代,雷鋒、王傑、蔡永祥等,這些英雄為廣大學生樹立了崇高的榜樣,當時參軍是很多青年人的夢想。而在實現不了參軍夢,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團光榮稱號,綠色軍裝的魅力強烈地吸引著廣大中學生。在拈手而來的參軍夢變為現實面前,那踴躍報名的場面可想而知了。很多人就是帶著這種榮耀,帶著屯墾戍邊保衛祖國邊疆的光榮與夢想,參加生產建設兵團的。
  在70年代末,出現了知青返城大潮,兵團中也出現了知青大逃亡。很多人是千方百計地想盡各種方法離開兵團的。知青大返城的結果,一個連隊200名知青所剩無幾,甚至使當地農場的農業生產都無法正常進行了。但是多少年後,很多兵團知青還是牢牢記著了當年去兵團的「光榮與夢想」。幾年前黑龍江兵團搞的兩次大規模上山下鄉紀念活動,在文藝匯演中貫穿在光榮與夢想的陶醉之中。
  去農村插隊的很多人中,當初也有很多人抱著滿腔的熱情報名去兵團,但是被家庭出身的篩子無情地篩選掉了。「黑色」的家庭出身使得他們失去了保衛祖國邊疆的資格。他們不幸成為篩選後的渣滓,成為社會的棄兒被送到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和接受改造的。政治上的歧視,使其中相當一部人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上山下鄉的。
  當然,能否去兵團還與知青的屆別有關。例如北京主要是66屆初高中和69屆的學生去兵團,而其他屆相應的比較少,或根本去不了。
  生活條件不一樣
  生產建設兵團發工資或者發生活津貼,准軍事管理,因此生活的基本需求能夠得到保障。儘管生活條件比城市艱苦,儘管也有過挨餓。但是比起插隊的環境還是好多了。兵團不像插隊知青收工回來自己做飯,他們吃食堂。能夠吃食堂對於插隊知青是一種熱望和夢想。
  農村插隊的生活條件完全取決於所在農村的生產條件。儘管有少數地區生活條件不錯,知青插隊後的生活也能得到基本保證(例如內蒙古的阿榮旗,錫盟的牧區等),但是絕大多數的知青的插隊所在地生活境遇十分差,一年收入的錢不夠回家路費,甚至不夠口糧錢。糧食、燒柴和水是人生存的基本條件,在不少地區,這些條件得不到基本保證。到很深的溝底,很深的井裏取水,到遠處去挑水,跑幾十裏山路去砍柴,趕上下雨天,沒有乾柴無法做飯,這樣的惡劣情況,不到農村是根本無法想像的。插隊時,平時吃不飽挨餓的情況十分普遍。儘管插隊知青人身是自由的,但是經濟上是羞澀的。探親爬火車回家成為當時一種流行方式,這是當時很多插隊知青的無奈選擇。
  20多歲的小夥子不僅不能贍養父母,連自食其力都無法實現,甚至還需要靠父母來接濟。有些家庭條件不好,年齡弱小的女知青嫁給當地農民,其經濟不能自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勞動條件不同
  艱苦的勞動環境是插隊知青和兵團知青最具有的共同之處,他們同樣都經歷了艱苦勞動的磨練。從某種意義上兵團的勞動強度和生活的艱苦程度,有時候超過插隊知青,尤其是在兵團初創的時期。
  在艱苦的勞動中,知青們有時還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這方面兵團整體上所面臨的危險更大一些,例如內蒙古兵團69位烈士犧牲在撲滅草原烈火之中。插隊知青中也有人犧牲在勞動之中,但是都是單個的案例。
  這方面插隊和兵團之間的差別巨大。
  在當時全國的極左環境下,某種意義上,農村成了政治的真空。只有公社的知青辦對知青進行一點微弱的管理,插隊知青可以稱為一盤散沙。每一個知青都是一個可以自由流動的沙粒。農村插隊自由度很大,可以請假,甚至不請假就不參加生產勞動,回家探親同樣可以請假,甚至也可以不請假,回家探親多長時間也是自由的。除了少數地區外,一般生產隊很少嚴格限制的。
  知青之間可以自由交流,自由地討論,隨意罵娘,而討論的很多問題屬於政治的禁區。
  兵團的管理是嚴格的,每個知青成為一部大機器上的螺絲釘。知青有很少的自由度,甚至沒有。兵團是不允許隨便請假不參加生產勞動,探親假限制更是十分嚴格。剛開始甚至不允許探親。或者一個200多知青的連隊輪流探親只允許幾個人春節回家探親。不允許探親這樣不人性化的規定最讓知青反感。
  在當時極左的環境下,兵團的准軍事化管理,兵團的政治氛圍,使知青的思想被束縛在孫悟空用金箍棒劃出的圈內,思想必須整齊劃一。
  插隊知青談戀愛是沒有人干涉的。而兵團,在初期,以革命的口號來絕對禁止談戀愛的。十分荒謬的是如果發現談戀愛則要受到批判。直到幾年以後,為了讓廣大知青紮根邊疆一輩子,兵團才打開了禁止戀愛的大門。
  由於兵團的准軍事管理,一個連隊200多個青年人生活、勞動在一起,人際之間的關係密切。這也是返城幾十年後,兵團戰友天南海北的聯繫遠比插隊知青聯繫要緊密的多,(有些地方同一村插隊知青都失去聯繫了。)組織的活動也多。據瞭解很多兵團以團,甚至以連為單位成立了網站,撰寫了知青年代的文集,而在這方面插隊知青則相形見綽。
  兵團的業餘生活比較豐富,尤其是在冬閒的時候,以團為單位組織宣傳隊到各處演出,而且不同級別還搞文藝匯演,文藝比賽。團宣傳隊往往成了半脫產的准專業演出隊。在基層連隊也開展各種各樣的文藝活動。兵團的文藝活動如火如荼。
  插隊知青的業餘生活是貧乏的。既由於知青居住的比較分散的,又由於農村經濟的落後。搞文藝活動很難,即使公社組織起來文藝宣傳隊也很難像兵團那樣持久。
  在農村一年很少能到電影,偶爾有一場電影,人們甚至跑十幾裏,甚至更遠的路去看。看場電影如同過節一樣的興奮。
  插隊知青的文化生活相當多內容是讀書,在農村沒有禁書的限制,知青可以城裏的禁書帶到農村,隨意閱讀沒有人限制。
  對底層社會的感觸
  中國農民是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插隊讓知青接觸到了中國的社會最底層,親歷了農民的艱苦日子,見證了農民的苦難。無論是在冰封北國,還是烈日南疆、無論在群山峻嶺還是在延安聖地,在多樣性的農村環境中,插隊知青在接受到貧下中農的勞動技能教育,生活能力教育,同時還接受了憶苦思甜教育。令人驚奇的是很多貧下中農的憶苦思甜竟然十分一致的是回憶60年所受到苦難,人的饑餓,過節連肉都吃不上……
  很多插隊知青見證了中國式的逃荒,難民們拿著大隊開的證明去逃荒。見證了農村竟然存在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的窘況。農村的小煤窯保持著中國幾千年最原始勞作方式,插隊知青中很多人親歷了小煤礦的環境後,感到了一種極度的震撼。所有這些無一不啟動知青頭腦中一直被偉大光環所禁錮的大腦深處的神經細胞,點燃了思考的火苗。
  插隊知青經歷環境的千差萬別,他們曆練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他們中很多人對中國農民的認識和思考卻是相似的。
  兵團的管理體制,使得他們的生活條件遠遠優於中國農民中。儘管兵團中也有農工,但是他們同樣處在一個相對條件比較好的環境中,遠在中國底層的農民之上。另外,在政治味道比較濃的兵團中,農場老職工也不能講述中國底層社會的實際情況。因此兵團知青雖然下到艱苦的邊疆,儘管他們經歷艱苦的磨難,但是他們離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還有一步之遙。
  在相同條件下,相同的環境中,兵團知青的曆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們的思想認識比較一致統一。
  在兩種不同的土壤中,撒下的是同樣的種子,但收穫了不同的結果。
  當年兵團知青在文藝活動中組織,成為一筆寶貴遺產。它不僅使得大批文藝人才脫穎而出,而且當年宣傳隊的隊員們,退休後成為活躍在群眾文化活動中的骨幹,在他們的帶領下,中老年文藝百花園中百花競放。
  在接觸中國底層社會中,插隊知青面對廣大農民的苦難,引起了深刻的思考。在思想上產生了昇華,相比較他們更關注於國家命運,農民的命運,更理解中國農民的苦衷。在情感上,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農民的命運連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