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2023年什麼最火，那無疑是演唱會、音樂節以及各種Livehouse現場。與之相伴的是，搶票難也成為了一個屢被提及的熱點話題。許多摩拳擦掌、枕戈待旦的觀眾，在翻閱了無數攻略、做好了一切準備後，仍然逃不掉「開票即售罄」的宿命。
  佳蕊便是這樣一位「悲催「的觀眾,今年以來她已經搶過包括陳奕迅、林俊傑、薛之謙、周傑倫在內的好幾場演唱會了，始終也沒有成功過，而她分明記得自己2019年還可以輕輕鬆松買到一張位置不錯的票。於是她跟其他人一樣,也不免心生疑惑：今年的票到底為什麼這麼難搶？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贏下了這場手速大戰？
  沒有人可以確切回答這個問題，但幾乎所有人都會將這一局面的罪魁禍首和坐收漁利者指向黃牛，因為顯而易見的是，就在大家空手而歸時，這群人卻叫賣得起勁，票價經他們一過手便翻了幾倍,有時甚至能炒出幾十萬幾百萬的天價。怒不可遏的觀眾還與黃牛產生過正面衝突，比如五月天鳥巢演唱會前夕，歌迷先是發起了抵制黃牛的刷屏活動，而後疑似遭到黃牛報復舉報，導致粉絲團票被迫取消，雙方的戰火最終燒到「華樂非凡」身上——作為主辦方，北京東城區文旅局對其進行了約談，要求他們關注黃牛溢價倒賣問題。
  對於黃牛現象,官方一直都保持著關注並積極進行整治，僅北京一地便在4月起開展的專項行動中先後査獲了143名黃牛。9月13日，文旅部和公安部又聯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大型營業性演出活動規範管理、促進演出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明確要求5000人以上的大型營業性演出活動實行實名購票和實名入場制度，且應當建立退票機制，對於公開銷售的門票數量也將比例提高到了不低於85%，並要求其餘15%的門票應當在演出前24小時進行個人資訊綁定。
  有行業知情人士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通知》對「強實名」和「85%」的規定，將會遏制部分演出票的倒買倒賣行為，但尚不足以根除黃牛的存在，同時必須加快推行寬鬆和完善的退票機制，才能更好地保障一般消費者的經濟權益、更徹底地打擊黃牛。
  供需失衡誘發可乘之機
  幾天之前,在俗稱「水滴「的天津奧林匹克中心體育場，佳蕊和閨蜜終於看上了期盼已久的周傑倫「嘉年華」演唱會。她們坐在內場的B1區，距離舞臺雖然比不上更前排的VIP區，但也能夠肉眼看清臺上的人影。如果按照正常票價，這兩個座位一共是3400元，而實際上,她們為此花費了將近9000元。
  「我倆蹲點了好長時間，剛開始在大麥搶不著，然後去貓眼也搶不著。我記得我一直瘋狂地點手機，要麼是到付款環節無法跳轉，要麼是剛一下單就被提示網路崩潰。」在幾輪搶票均告失敗的情況下，佳蕊和閨蜜只好心懷忐忑地去找黃牛:「一個是擔心被騙，萬一買到的票是假的呢，二是不知道價錢會不會太離譜。」後來，閨蜜的朋友給她們介紹了一個人，保證真票，不過翻了一倍多的價格還是讓兩人糾結了一陣。
  「等我們到了（演唱會）現場之後，發現其他觀眾也在討論票價。我們前面兩三排的一個小姐姐問旁邊的大哥多少錢買的票，大哥說6000,我倆當時聽完心裏涼了一半,人家6000搶兩張，比我們便宜了2000多。然後大哥補了一句『6000一張』，我倆瞬間心裏又平衡了。」佳蕊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類似的情況如今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為了搶到一張心儀的的演出票,有人會叫上親朋好友一起上陣,有人做夢都在預習操作步驟,更有人發展出了一套「玄學」，把黃曆、風水之類全部拿來當作秘笈。只是無論使出何種招數、擺出什麼陣法，大部分時候的結果都還是以失敗告終。當然也有小概率的幸運兒，汪雨就是一個，沒有借助任何特殊手段也沒有發動人海戰術，她接連搶下了五月天和梁靜茹的北京站演唱會,輕描淡寫地在朋友圈曬出訂單截圖時，留言齊刷刷全是羨慕嫉妒恨。
  經歷了疫情期間的停擺,今年的線下演出在復蘇之後迎來了井噴式的繁榮，久違熱鬧的觀眾也爆發出相嘗性的消費熱情。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大型演唱會和音樂節共舉辦了506場，雖然在場次上基本持平於2019年同期，但萬人以上專案增加，場均人次也變多，票房更是翻了一倍到24.97億元。剛剛過去的暑期（7月1日〜8月31日），又有411場演出創造了25.92億元票房，已遠超2019年整個第三季度的收入。
  大幅增長的票房背後，一方面是票價的普遍上漲：據南都大數據研究院的數據分析，60餘位歌手中有近六成都上調了演唱會的最高票價；華樂非凡的總經理張熠明也在公開採訪中表示過，因為運營成本的關系，門票較疫情前有10%至20%的漲幅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供需關係的迅速變化也是原因之一。例如五月天在鳥巢連續六場的演出，能夠承載36萬左右人次觀看,然而光是在大麥網一個票務平臺就有104萬人標注了「想看」；同樣還是在大麥，周傑倫天津演唱會有524萬人標注，實際上場地能提供的容最四場累計下來也僅18.5萬人。
  供需關係就像是一架天平，從純粹的市場規律來講,「供不應求「必然會引發囤積居奇。眼下這架天平不僅嚴重失衡，其傾斜的程度連黃牛都未曾經歷也始料未及。以往的媒體報導中有黃牛曾透露過，疫情前某歌手的演唱會,10場裏有8場會打折出售，剩下2場的溢價也在百元不等，但今年一張580元的票可以賣到2500元。甚至一些低級黃牛已經將票加價賣出,但等到配單才發現上級黃牛已經漲到了更高的溢價，為了留住客戶資源，低級黃牛有時只能自己貼錢補齊差價。
  佳蕊也是現在才知道，其實那個大哥花6000元買到的黃牛票依然不是最貴的。在正規票務平臺上，票價僅按區域劃分，同一區域不管具體位置在哪都是一樣的,但到黃牛那裏，同一區域也會被細分成不同價格。「以舞臺中線為起始，越居中的號越小，越往兩邊號越大，號越小越貴，小號跟大號之間（價格）差距還挺大的。」這些門道，買票的時候黃牛並不會詳細告知於她，所以她還挺慶倖買到了一張位置和價錢都在自己接受範圍內的票。她後來還跟黃牛問過薛之謙的演唱會，860元的看臺票賣到3300元，斷然放棄了念頭。
  而佳蕊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看完演唱會的第二天，天津警方發佈通報：在「水滴」附近抓獲了4名門票扒手，並順藤摸瓜將18名收購扒竊門票進行倒賣的嫌疑人抓獲，成功打掉2個黃牛團夥。
  黃牛的票從何而來
  被天津警方抓獲的那4個票販子非常符合傳統印象裏對黃牛的認知——
  他們就是一群在場外向潛在觀眾不斷詢問著「要票嗎」的人。但其實，這只是最週邊的黃牛，他們不過是倒買倒賣鏈條的末端而已，還有許多中上游環節共同構成著這條灰色產業鏈。行業知情人士阿宇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除了從個人賣家手裏收票和從公開售票管道拿票，一些黃牛的票源實際上來自主辦方。
  大型演出通常需要投入藝人酬勞、製作費用、宣發費用、執行費用等各種高昂成本，而票房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僅靠正常售票並不能完全保證盈利，主辦方很多時候都會在公開銷售之外，將一部分門票溢價給黃牛。
  這是一種降低風險的方式，也是一種擴大利潤的手段。黃牛本身也有多層分級，主辦方將票賣給一級黃牛，一級黃牛再分銷給二級黃牛，二級再往下分銷給三級，三級代理之下還會有一系列小黃牛，每分銷一次票價都會有所增長，這就給價格炒作留出了可觀空間。所以即使在今年「求大於供」的情況下，主辦方依然會給黃牛留票，不僅是利益驅使，也是為維繫關係，因為沒准下一次還得通過他們才能賣出更多的票。
  同時，除了普通票以外，主辦方一般還會準備一些票作為「邀請函」。這些票一部分會作為贈送，用來打點各方關係，一部分則同樣流向黃牛，雖然它的數量不會太多，但最終價格卻遠高於普通票。
  無論普通票還是邀請函，都是一般消費者無法直接接觸到的，《通知》中所要求的「不低於85%的公開銷售數量」就是為了限制這一操作。早在2017年7月，文化部就做出過類似規定，公開銷售門票數量不得低於核准觀眾數量的70%，今年4月，文旅部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範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中再次強調了這一比例。
  有一些演出給予了積極回應,歌手伍佰的北京站演唱會便宣佈在8月15日-18日期間無條件辦理退票，並於21日起進行所退門票的二次售賣,倒逼一部分溢價票回流向正常管道。然而在具體操作中，由於線上票務系統不互通等原因，監管難度很大，實際上仍然存有可鑽的空子。最新《通知》中的實名購票和入場制度以及其餘15%門票在演出前24小時綁定個人資訊兩項規定，便是對此進行的「堵漏」措施。
  2017年前後，大麥網等主流票務平臺就要求用戶在註冊時綁定身份證資訊，但本質上這算不上真正的實名制。因為紙質票面不會顯示購票人資訊，入場身份也不需要與購票身份一致，並不能杜絕轉賣行為。佳蕊所買到的票就屬於這一類,入場時她直接持票過檢，就是「認票不認人」。
  「弱實名制」下，即使購買端口對購買次數做出限制，黃牛也可以通過「技術外掛+人海戰術」實現囤票。一些「黃牛」研發了專門用於搶票的軟體，可以在售票開啟第一時間搶到票，找到買家後再通過正規售票平臺的轉贈功能修改資訊，完成溢價售賣。機刷成功概率不及人工，平臺也會進行一些技術識別和攔截，所以黃牛還會雇傭龐大的團隊攻佔售票系統，在很多社交媒體的平臺都可以找到不少這類招人帳號。
  鑒於此，2020年之後一些演唱會逐漸開始實行「強實名」，要求入場須持與購票資訊一致的身份證，有的還必須刷臉驗證。此舉增加了轉賣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對黃牛囤票構成打擊。此次《通知》以政策形式的確認，無疑將會加快「強實名」的廣泛推行，進一步壓縮二級市場的交易空間。
  強實名須與寬鬆退票結合
  不過，「強實名」並非萬全之策。就在《通知》發佈後，二手平臺和社交平臺上依然充斥著黃牛資訊，佳蕊也幫朋友詢問了11月份的陳奕迅上海站演唱會，2580元的內場票定金叫價5480元。之所以稱為「定金」，因為這場演出將實行強實名入場，黃牛也便採取了新的對抗方法——代搶。
  所謂代搶，即事先收取定金，拿到買家的帳號和身份資訊後由專業的團隊幫忙購票。通常一支代搶團隊有成千上百個搶手，誰最終搶到票，定金就落入誰的口袋。代搶的成功率，往往取決於定金的高低，定金越高，願意接單的搶手就越多，搶到的幾率也就越大。而在交易達成後，如果有人出更高的定金，票也可能被搶單者直接賣給出價更貴的客戶。
  而檢票環節的執行不嚴，同樣削弱了強實名的存在意義。此前不久的一場演唱會，原本就是強實名，但後來不少網友爆料，有票就能進，現場不但有「忘記攜帶身份證入場流程」的相關指示標，人臉不符的觀眾還可以走人工閘口。
  至於主辦方有意留給黃牛的票和作為「非賣品」的邀請函，則仍然擁有更多的操作空間。因此在業內知情人士阿宇看來，「『強實名』可以杜絕沒有特殊管道的零散黃牛，對於跟主辦方乃至場館方有利益關係的『內部黃牛』，無法完全杜絕。」甚至，黃牛有辦法繞過種種障礙，一般消費者卻反而可能被這些障礙的「副作用「誤傷。
  針對代拍，票務平臺則對異常訂單加以甄別，同一ID訂購超出限購張數的訂單以及通過批量相同或虛構的支付帳號、收貨地址、收件人、電話號碼訂購超出限購張數的訂單都可能被取消。問題在於，這一舉措最終限制的只是消費者，由於黃牛只是利用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代為操作，所以他們基本是影子般的存在，隱形的黃牛並不會因此受到懲罰。
  不止於此，由於無法退換和轉贈，真正因個人原因臨時不能到場的觀眾，不得不承受額外的損失，於是諸如梁靜茹、劉若英的上海演唱會和任賢齊的西安演唱會，都引發了消費者維權事件。儘管也有部分演出允許退換，但時間限制或手續費還是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
  「退票自由是將票務風險從買票者手裏轉移到主辦方一邊「，阿宇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當下演唱會並不寬鬆的退票政策其實是在保護主辦方的利益，而忽視了購票消費者的權益。事實也印證著這一觀點，知名演出主辦方京奇非凡影視公司的CEO田京泉便對媒體表示過，他不贊同設立普遍的退票機制：「以極端情況舉例，演出時間定在30天後，開票10天後票只賣出兩成，預估虧損，可能取消這場演出。但允許退票的話，開票10天賣出六成，卻在最後10天退票剩下兩成，這時候藝人所有排練都已進行，這個演出演還是不演？」對於大型演唱會這種前期投入很高的專案，如果開放寬鬆的、普遍的退票政策，主辦方會因為不確定性增加而倍感壓力。
  阿宇認為，推行強實名的必須同時推行寬鬆的退票權，這也是壓縮低收高賣盈利空間的根本手段：「寬鬆的退票政策意味著演出票不再是一個『只會少不會多』的緊缺狀態，未在第一時間購得心儀價位票的觀眾可以隨時上官網查詢購票，而不是只能通過黃牛和二手市場找票。同時，已購票的觀眾不會因出不掉票或者面臨打折壓力，不得不將自己的票處理給黃牛。同理，如今火車票基本能杜絕黃牛現象，也是靠強實名和相對寬鬆的退票政策相輔相成。「
  治理亂象不能腳疼醫腳
  有關退票機制的思考或許揭示著治理票務市場的某種關鍵所在。徹底解決亂象不能腳疼醫腳，單純地依靠遏制黃牛，或者只在消費終端設置規範，而必須將整個產業鏈條都圈定在一個正常經營的框架內。就像此前歌手吳青峰的演唱會，藝人團隊事先擬定了演出票不准外流的合同，從源頭切斷了倒賣可能，歌迷買得到原價票，主辦方也沒虧本，黃牛則除了守在場館外嘗試蹲點收票，別無他法。
  更多的治理方式或許還可以參考更為廣泛的經驗。事實上，黃牛並非中國的獨有現象，在英語中，黃牛被稱作scalper,原意為「割頭皮的人」，最初用來描述將敵人頭皮當作戰利品的印第安人。
  Kenneth Lawson就是一個通吃的黃牛,在曾經將近十年時間裏，他總共倒賣過150萬張各類門票，賺了2500多萬美元，被稱為美國最大的票販子。2020年，英國也審判了一對黃牛「搭檔」，他們從2004年開始倒賣演唱會門票，累計獲利約600萬英鎊。而在去年的世界盃期間，卡塔爾則彙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黃牛，完全無視員警巡邏、閉路電視和當局立法，將球票炒到了十倍的價格。
  對黃牛的打擊，不同國家釆取的措施也存在諸多相似之處。比如借助立法：美國國會在2016年通過了《禁止機器人搶單法案》，禁止使用機器人或者軟體批量購買門票並將此行為定為刑事犯罪，同時針對二手票務市場也設立了《真實線上票務法案》《明星法案》等；英國推行的《消費者權益法瀏定，二級票務平臺在銷售娛樂、體育和文化類演出門票時必須標明原始價格、限制條件以及位置類型,還要求賣家必須向買家說明真實身份；日本於2018年通過《禁止黃牛票轉賣法》，明確禁止以營利為目的轉賣門票，並規定最高可處以100萬日元的罰款或者1年以下的監禁。再比如借助技術限制,美國的一些主辦方或者售票平臺會使用驗證碼、實名制、限購制、動態定價、電子票等來提高黃牛的成本和風險，進而限制其不正常搶單；英國的職業足球俱樂部會對涉嫌機器人活動的IP地址實施封鎖，並在比賽日入場時扣押可疑門票進行身份驗證。
  有些則根植於各自土壤，探索出不同方式。英國出現了 Tickets、Una這樣的創業公司，前者與許多音樂人、音樂節、經紀公司、唱片公司等建立合作，成為官方票務轉售平臺，允許註冊用戶以票面價格或更低價格買賣演唱會門票，後者在收取一次性的註冊費後會向用戶提供一張有效期3年的卡證，持卡觀看與其有合作的演出將無須額外支付預定手續費。日本則充分發揮演出協會、產業聯合會等組織的功能，對二手票務交易進行監督和管理，同時強化消費者的道徳意識與責任感,減少黃牛的市場需求空間。
  治理黃牛絕非一招一式的決鬥，也不是某個領域獨自抵抗的戰役，它需要上上下下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不過對於演唱會、音樂節而言，眼下的這波黃牛氾濫、搶票難也許會逐漸偃旗息鼓，畢竟如此密集的演出節奏,無論藝人還是觀眾都會產生疲憊，市場的熱度不可能一直維持下去。自8月以來，宣布取消的音樂節已超過20個，國慶檔的41個音樂節目前售票情況也不太樂觀。
  佳蕊發現了相似的情況。她原本只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點開了楊千嫖湛江站演唱會的購票頁面，沒想到極其順利地買到了980元的內場票。「我就是開著5G,也沒有按照什麼攻路，很好搶。而且那一場到臨開唱了，票都還有賣的。」
  （徐鵬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