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雨凡 湯開建 朱壽桐 林廣志
  澳門占地僅30多平方公里，曾有澳門鄉之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撮爾半島,卻創造了影響近代世界進程的大歷史。她是16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遠東地區最繁盛的貿易中轉口岸，吸引了亞洲、歐洲及美洲數十個國家的商賈、教士及移民停留與居住，是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有學者將澳門喻為「世界型的土地與海洋」,這一比喻準確地道出了澳門獨特、鮮明的歷史文化特色，凸現了澳門在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確實，澳門狹小的空域連接著宏大的全球歷史，獨特的文化蘊藏著深厚的文明積累,這是澳門貢獻給中國和世界的學術財富。對這一財富的挖掘闡釋,使之形成對於人類社會發展有重要價值的知識體系,是建構中的澳門學面臨的艱巨而光榮的任務。
  一、學術基礎
  澳門學是由來已久的澳門研究的必然發展。作為澳門學的學術基礎，澳門研究從一開始就透溢著中國政治歷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觀因素，這種關於澳門學的學術原生態決定了澳門學從最初產生之際就越出了澳門自身的內涵，蘊含著中國歷史乃至全球歷史的諸多深刻命題。
  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即開始進入澳門，並將澳門作為臨時貿易據點,從嘉靖三十六年開始，葡萄牙人已經正式定居澳門，並在澳門建屋築城,尚未對明朝構成隱患。清朝建立後，澳門歸順清朝，不久，清朝開始了圍困臺灣鄭氏的遷海行動，並將澳門列入議遷之列。此時澳門葡萄牙人十分窮困，依靠康熙的開海恩例得以維持生活，康熙亦希望借助澳門獲得西方的資訊和舶來品，澳門葡萄牙人得以承襲舊制，故與清廷相安無事。因此，終明一代，直至清康熙朝，澳門問題始終沒有被提到軍國大事的高度予以認識，也沒有出現對澳門問題展開認真研究的學者與著作。
  澳門問題真正得到重視，始於雍正末至乾隆初期。從外部壓力來看，國際形勢的變化，英法、英西戰爭之火燒到了十字門海域，清廷對世界的認識以及來自西方的威脅逐漸加深,澳門也因此成為瞭解和接觸西方世界的前沿，同時成為防範英、法、西等國海上力量的屏障。從內部因素來看,1692年康熙頒佈容教令，大批西洋傳教士以合法的身份通過澳門進入中國，除葡萄牙傳教士外，最主要的就是西班牙和法國的傳教士。澳門成為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根據地和中轉站。乾隆即位以後，面對澳門作為外國傳教士主要集散地這一事實,加強對澳門的管治便理所當然地成為這一時期清廷重要的方略。為此，清政府對澳門采取了一系列管治措施:在政治上,在前山設澳門同知、縣丞進駐望廈;在司法上，定《管理澳夷章程》;在經濟上，定澳門額船。隨著清王朝對澳門問題的重視，一批研究澳門的著作開始出現，暴煜所修《香山縣誌》，辟專章研究澳門，張甄陶著有《澳門圖說》等3篇長文，乾隆十六年(1751年),印光任、張汝霖完成了第一部對澳門展開全面研究的著作——《澳門記略》。該書從多角度對澳門的歷史、地理、民族、人口、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宗教、風俗及語言展開全方位的研究，並以澳門為立足點，以澳門與中國內地及歐、亞、美洲的關系為連接線全面展開，對當時澳門所有重大問題都給予了關注，不僅有相當篇幅對土生葡人的服飾、飲食、宗教、住宅、習慣、甚至語言均進行相當深入的研究，還涉及澳門的建築、音樂、美術、動植物等。毫無疑問，《澳門記略》是一部中國學者對澳門早期認識的百科全書，也可以說是澳門學之嚆矢。
  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西方學者亦開始對澳門予以關注。1810年，葡萄牙人幫助清政府剿滅華南海盜後，先後向清政府提出了「九請」、「十七請」，其根本問題就是要解決葡人在澳門的主權問題，但始終未獲清政府允許。於是,葡國學者為論證荀萄牙在澳門的主權問題展開了各方面的研究，出現了一批研究著作：薩賴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主教有關澳門問題的手稿(1806-1814年)、弗雷塔斯(Jos6 de Aquino Guimaraes e Freitas)炮兵上校的《名城澳門史實記錄)(1828年,西方學者第一部研究澳門的著作)、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1832年)、聖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6m)的《關於澳門居留地備忘錄》(1845年)、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 paio)的《澳門的華人》(1867年)、庇利喇(Ant6nio FeU- ciano Marques Pereira)的《澳門大事記》、《澳門的中國海關》(1870年)、費爾南德斯(Jos& Gabriel Fernandes)的《澳口歷史劄記》(1883年)、弗蘭薩(Bento da Franqa)的《澳門歷史補遺》(1888年)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日本也出現了第一部澳門研究著作，即近藤守重的《阿媽港紀略)(1805-1816年)。這些著作雖然帶著明顯的西方立場，但不失為澳門研究的他山之石,使得澳門學在客觀上較早地進入了全球史研究視野。
  從20世紀開始，澳門研究獲得了更為普遍的關注，逐漸成為漢學研究中頗為熱門的領域，一批著名的海外漢學家紛紛投入到澳門研究中來，如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伯希和(P. Pelliot)、博克塞(C. R. Boxer)、白樂嘉(J. M. Braga)、藤田豐八、岡本良知、松田毅一、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n Antdnio Videira Pires)等，中國學者張維華、梁嘉彬、戴裔塩、羅香林、朱傑勤、全漢異等亦投身其中，使澳門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澳門回歸的政治效應,以歷史研究為中心的澳門研究驟然演變成中國學術界乃至國際學術界的顯學。一方面,澳門研究隊伍出現了大規模擴張;另一方面，湧現出繁雜而數量空前的研究成果。這一時期,澳門研究的主要特點是:中外學者對澳門文獻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做了十分重要的初期準備，而且在利用新發掘的檔案、文獻資料而完成的研究成果中，明顯具有很大的創新性,更為可喜的是，澳門研究已從過去單一的歷史研究走向了多學科研究，範圍涉及曆史、地理、政治、經濟、宗教、教育、民族、社會、語言、醫療、體育、美術、音樂等領域，亦出現了一批在國際學術界具有影響力的傑出學者和重要著作。
  澳門研究從18世紀中葉開始到今天，已經走過了250餘年的歷史，形成了一定的學術積累,但這樣的學術積累基本停留在具體的研究課題層面,不足以支撐一門叫作澳門學的學問。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學者為提高澳門研究的學術地位，提出了建構澳門學的一系列設想，但仍然未能跳出澳門研究的框架，未能從澳門之於全球文明互動發展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的角度展開宏觀的學術設計,因而未能取得面對世界學術發言的資格與效果。澳門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問，須以澳門深厚的歷史及其研究為基礎，建構以澳門歷史和社會現實為核心內容同時又能豐富世界曆史認知的知識系統，揭示出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澳門圖式及其學術範式,從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乃至世界和平的進程提供有價值的參照。
  二、學術內涵
  澳門學既可界定為關於澳門的學問，所研究的領域理應包括澳門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曆史、現實與未來，更應界定為關於人類知識體系中澳門譜系的呈現，是以澳門為承載和中心的所有歷史認知、世界認知的知識系統的綜合。
  任何一個區域都可能有其知識體系，人們因此而構建不同類型的「地區學」，譬如我們熟知的「上海學」、「西夏學」、「嶺南學」等，但是如果一種知識系統不具有縱向的深邃和橫向的寬廣,以及沒有蘊含人類文明發展的某種範式意義，則難以建構真正的學問，即便是已經建立,也難以持續而深入地發展。澳門學材料所呈示的連接歐亞、跨越古今的完整詳備的知識系統以及中西文化相融相交的發展路徑，使得澳門及其所負載的交融多姿的文化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都是一個鮮明而鮮活的個性存在，正因為如此，澳門學在知識系統的深邃和寬廣方面，不僅具有別的城市和地域無可比擬的個案優勢,而且其學術內涵和學術輻射力甚至比起早已成為顯學的敦煌學以及具有鮮明個性的徽學也未遑多讓。敦煌學的內涵，「當以千佛岩、榆林窟諸石窟之造型藝術與千佛洞所出諸隋唐以來寫本、文書為主。」其學術體系承載於5萬餘件遺書、3萬餘件簡牘以及莫高窟、千佛岩、榆林窟等保存的壁畫、彩塑等，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文化以及古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等。徽學以徽州文書檔案內基礎，以徽州古文化為研究對象，是具有微州特色的區域性學術體系。顯然，無論是敦煌學還是徽學，其學術體系都呈現出「已經過去」的區域性、階段性的特征，而澳門學的知識體系從時間上看，不僅是面對「已經過去」的歷史存在，而且隨著澳門特殊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延續,更加關注澳門「正在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在現階段以及未來的表現形式及其走向，其內涵量既有歷史的文獻性，又有當代的鮮活性;從空間上看，在幾百年間，澳門外引歐洲，內聯中國，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樞紐，也是中西文化相互傳播和影響的驛站,不間斷地記載著明清以來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各種資訊，直接或間接對東西方近代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直至今天，澳門仍與以葡萄牙為主的葡語系國家有著廣泛的聯繫。可見，其空間跨度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
  明清以降，中國內地得領西風異俗及科技文明的風氣,西方世界領略中華文明與東方精神，皆從澳門開.始，澳門學的內涵量包括中國近代對外交往的動因、動態及結晶等全部的資訊，因此更具國際化色彩。可以說，「澳門學」等同於「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所有知識系統」，其內涵量遠遠超越了小小的澳門本土。擁有如此完整和引人入勝的中國融入世界的知識系統，這是澳門學所以不同於一般性的「地區學」，能夠成為超越於澳門甚至超越於中國的學問並引人關注的基礎條件。在近500年的變遷、演化和發展的過程中，澳門的每一件事、每一頁記憶，乃至今天的每一步,都展示著不同文明相互交織的經驗;變幻莫測的國際風雲記載著豐富深刻的國家命運，其所顯示的知識體系異常複雜而深刻，任何簡單的理解都可能導致認知的舛誤。特別是長期以來，澳門問題事涉中國與葡萄牙之間的政治關係,所蘊涵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早已超出了一般國家交往的歷史常識的範圍，需要在澳門學的知識系統和學術框架中得到明晰的揭示,並由此得到準確的引用。有關澳門歷史基礎性的認知面臨著如此複雜和深邃的學術內涵,充盈著國際國內莊嚴而宏觀的歷史面影和時代資訊,使得澳門學所建構並環繞的知識系統在基本層面就顯示出十分豐富的蘊涵和卓越深廣的史學可能性，透溢出引人人勝的魅力。與其卓越深廣、引人入勝的知識系統相適應,承載這一知識系統的澳門學材料既有數百年積累、由各種文字組成的卷帙浩繁的典籍檔案,美不勝收的文化遺存等實物形態，亦有飽含其歷史遺韻的現實社會，散逸在民間生活中的風俗人情乃至語言習慣等精神文化形態。而且這些材料的關聯度甚高，從典籍可以看到現實的源頭,從現實可以佐證典籍的真實，典籍與現實相融，折射出迷人的文化魅力。面對這些歷史的、現實的、物質的、精神的，有待長時間挖掘、解讀、整理、利用的大量材料，有理由讓人相信:澳門學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越被譽為世界文明奇跡的敦煌學。如果說敦煌學展示的是中國古代文明與異域文明交流的輝煌記憶，澳門學則展示的是中國近代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的壯麗場景;如果說敦煌學記載了古代中國試圖通過陸路將文明的觸角伸向異域的艱辛歷史，澳門學則展現了近代以來中國通過海洋抵達西方文明的複雜旅程；如果說敦煌學有5萬餘經卷的文字藏量作為學術基礎，澳門學則有近500年所積累的文字材料，包括在澳門、葡萄牙、西班牙和梵蒂岡各地收存未及整理的，總量超過敦煌卷子數十倍;如果說敦煌學文字材料除了漢文外，尚包括西夏文、藏文、梵文、八思巴文、突厥文、回蛇文、怯盧文、粟特文、敘利亞文、吐火羅文、龜茲文和團文等，澳門學的材料則涵蓋漢文、葡文、西班牙文、荷蘭文、義大利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丹麥文、瑞典文、日文、越南文、俄文等幾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文字;如果說敦煌學的文字材料主要是佛學典籍及其通俗文本,澳門學的材料則包括宗教、文化、社會、經濟、軍事等諸多重要領域,即便是宗教，也包含著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瑣羅亞斯德教、伊斯蘭教等幾大主要宗教的幾乎所有方面;如果說敦煌學的文字材料大多已經被打開、被揭示、被辨識並得到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澳門學的文字材料大部分尚處於未被打開、未被辨識、更未得到深入研究的狀態;如果說敦煌學的對象除了文字經卷外，尚包括敦煌石窟等大量輝煌的歷史遺存，澳門學的對象除了文字材料外，尚包括25處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遺存;如果說敦煌學研究的對象都是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的化石，澳門學的對象則是包括已經過去的「歷史」和正在活著的「歷史」，是一種由歷史映照現在、由現在延續將來的文化生態。
  澳門學所承載的知識體系和學術價值，乃在於它的現實性和可持續發展性。澳門學的材料無論是物質的傳承還是精神的承載,無論是風物景觀還是文字記載,其歷史都聯繫並影響著現實,現實又對應著歷史，其擁有的鮮活的生機與敦煌學材料的死寂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澳門學材料豐富多彩，立體多元，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其所構成的知識系統不僅精彩豐綽，引人入勝,而且也為澳門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澳門學的知識體系所呈現的這種宏大結構和獨特品性,歷史地同時又是現實地存在於世界文明的偉大進程中。眾所周知,其來有自的管治模式造就了澳門獨特的政治形態，國際貿易傳統釀成了澳門獨特的經濟狀態，中西交融的社會結構形成了澳門獨特的文化生態，由政治形態、經濟狀態和文化生態衍生而來的澳門各種現象，如社團社會、家族模式、自由經濟、特色經濟、多元宗教、多族共存、多語混合、古今文化共生、中外文明交融等，無不呈現出澳門特有的色彩與風姿，帶著卓爾不群甚至難以複製的澳門味，體現出不一樣的特性與魅力。當然，這其中包含著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因素，交織著東方的與西方的文明因素,雜陳著進步的和落後的文化資訊，但無論如何,澳門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富有個性意義的存在。顯然，越是體現出濃郁、深厚的文化味道和特色，越有可能成為世界關注的對象，越有可能使澳門學成為具有國際意義的可持續發展的學問。
  三、學術範式
  當澳門研究需要提升為一門澳門學這樣的學問或學科時,它所需要精心設計和打造的是這門學問乃至學科的學術規定性和系統性,也就是它之所以能夠作為一門學問乃至學科取得獨立資格的學術屬性和學術可能性，從而在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以及中國近代化歷史認知的宏大背景下，將澳門歷史、現狀及未來的知識體系和學問體系,凝煉成一種富有標本意義的文化個案，整合成一個富有文化特性的學術架構，建立起一個跨越多學科、具有歷史學術厚度、世界學術眼光、當代學術意義的學術範式。
  澳門學學術範式的獨特性,建立在澳門與世界之間所構成的文明互動的歷史範式基礎之上。學術範式揭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和相關理論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理解和價值取向，訴諸澳門學，這樣的信念、理解和取向必須全面而深刻地反映澳門的歷史特性及與世界的現實關係。作為引領學科研究的指導思想，範式應具有紐帶的作用和統領學科階段性發展的能力，指引一個學術派別從各種角度、用各種理論和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系統的探索，同時也可為其他學科提供值得參考、具有相互滲透性的研究路徑。一定程度上講,學術範式是一種宏觀的研究方法,但它又不同於具體的研究方法。據托馬斯•庫恩解釋，學術範式是某一學科的策源地和矩陣(Disciplinaxy Matrix)。它不僅包含著由於所關心的共同問題而鬆散地聯繫在一起的特定群體，還包括共同認定的研究對象，針對該研究對象應該抽繹出何種問題，如何提出這些問題，解析和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方法，如何解釋研究出來的結果，以及如何概括由此產生的普遍性學術意義,每一個學術範式都有自己的邏輯和獨有的理性。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受制於研究對象的獨特性。澳門學學術範式的獨特邏輯和理性只能受制於由澳門歷史承載並通過澳門現實體現出來的文明互動的社會範式,這種社會範式對於世界文明的意義有待深入挖掘，而這種成功的挖掘又須選取並運用相應的研究範式。
  從學術範式與社會歷史運作範式相結合的角度而言，以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歷史為例，大陸史學界大致經歷了文化侵略範式、文化交流範式、現代化範式的演變，而西方史學界則經歷了傳教學範式、沖擊一回應範式、傳統一現代範式、文化帝國主義範式和中國中心取向的演變。以歷史和現實作為研究主體的澳門學,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意義上，完全可以突破現有的研究範式，從文明互動、多元共存的社會歷史運作範式上建立自己的文化觀和學術模型。
  在史學研究中，不同的學術範式對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走向有著不同的學術信念。以據實直書、客觀表述為範式的蘭克學派強調史料依據的重要性和不偏不倚的敘述傳統;而法國年鑒學派則傾向於從宏觀的、動態的、長時段的角度考察歷史的進化軌跡，進而探究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年鑒學派強調文明的擴散性,認為近代史就是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擴散的曆史;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提出文明擴散中的挑戰一應對模式，強調文明的純粹性以及文明發展經歷了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的四個階段。從以前的史學範式可以看到，它們要麼將歷史看成是靜止和孤立的,要麼將文明的擴散定義為以西方為主導向非西方的單向傳播，很少考察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影響。澳門和澳門學則為中西方文化互動交流的考察提供了有價值的標本，並經典地印證了全球學術視野中的文明史觀。20世紀70年代，國際學術界開始從全球視野看待人類文明的發展，認為人類文明是在互動中前進並且不斷豐富的。接觸與互動決定著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發展歷史，各民族之間沒有優劣之分,都是在互動中吸收養分,甚至由於摻入雜質而變得更有生命力。這種以文明互動為核心理念，宣導在地方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視角，成為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之互動關/系的學術範式，為澳門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工具。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