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硬上」
  「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祖籍廣州市南沙區欖核鎮(原屬番禺)，出生於澳門。冼家以捕魚為生，生活貧寒，冼星海是遺腹子。南沙原住民多為疍民，可以說，冼星海是疍民之子。
  冼母黃蘇英經常哼唱的是小曲《頂硬上》:「頂硬上，鬼叫你窮，鐵打心肝銅打肺，立實心腸去捱世，捱得好，發達早，老來歎番好。」這是黃蘇英的勵志歌，教育冼星海從小要堅韌不屈，一旦樹立了奮鬥目標，就要克服一切困難，堅持到底。日後冼星海的求學過程相當艱辛，但他總能咬緊牙關，克服困難堅持下去。許多年後，冼星海為《頂硬上》重新譜了曲，成為他眾多作品中唯一寫給母親的歌。
  「頂硬上」可謂是嶺南精神的特點之一。梁啟超在《袁崇煥傳》中表彰東莞人袁崇煥：「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間，與中原之關系甚淺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自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崇煥其人也。」據陳序經教授與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等學者的研究，袁崇煥出身於疍民之家，占籍廣西藤縣，得中進士，後來從故鄉招募的子弟兵，大半也是疍民，
  「頂硬上」這句始自疍民的粵諺，也成為他所率部隊的「衝鋒號」。
  同是出自珠三角地區疍民之家的冼星海，不僅從不以出身為諱，還將疍民最著名的民歌《頂硬上》譜曲演唱，自豪之情，沛然可見。此後，無論何時何處，冼星海演唱此曲，第一遍必用廣州話。可以說，袁崇煥與冼星海，不僅是疍民精神的一種象徵，也堪為嶺南精神的一種象徵一一近代廣東人素有從鄉間出外打拼闖天下的精神，上京滬、下南洋，遠赴歐美，在外闖蕩岀一番事業，何嘗不是「頂硬上」。
  1912年，冼星海7歲，外祖父不幸去世。黃蘇英變賣家中薄產，湊了些旅費，帶著冼星海坐船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的六年時間裏，冼星海雖然沒有接受正規的音樂教育，但南洋東西合璧的文化氛圍影響了他。鏗鏘的鋼琴、纏綿的小提琴、嗦亮的銅號，乃至教堂唱詩班的音樂，使冼星海入迷。這些片片斷斷的樂聲，為冼星海打開了一扇通往音樂殿堂的大門，也為他種下東西合璧的音樂種子。
  嶺南師友
  1919年，冼星海母子回到廣州。黃蘇英一邊幫傭，一邊托人幫冼星海找學校。她幫傭的這家主人恰好是嶺南大學的職員，對母子倆非常同情，建議黃蘇英入教受洗，這樣冼星海可以進入嶺南大學基督教青年會所辦的義學。
  在義學讀了一年後，冼星海升入嶺南大學附屬中學。
  嶺南才女冼玉清當年在嶺南大學附中教國文和歷史課，冼星海曾在冼玉清班上受教兩年，課餘也常到冼玉清宿舍敘話。冼玉清晚年曾作兩文：《冼星海中學時二三事》《冼星海練字的故事》，詳實記錄了冼星海中學時代的情形。
  冼玉清1895年出生於澳門一個殷實的經商家庭。她對同樣生於澳門的冼星海十分關心。據冼玉清回憶，當時冼星海家貧，便一邊做學生，一邊擔任附中的樂隊指揮，半工半讀，而且奉母住在校園。他是「惺社」的成員，本應1924年中學畢業，1928年大學畢業的，但中學還未讀完，1925年他便往嶺南附設華僑學校兼任庶務，1927年任音樂教員。
  冼星海做中學生時，喜歡參加社會活動。嶺南大學有一個青年會，是各種活動的中心，其中分經濟、庶務、交際、美術、圖書、音樂、視疾、童工、會所、祈禱、查經各部。冼星海就是1921年至1923年的童工委辦，負責幾間村童和工人的義學。在嶺南附小的交際會，冼星海常去表演洋簫獨奏。
  冼星海是音樂天才，美術也頗有天賦。1923年，他當《惺社社刊》的美術主任，刊物的封面是他設計的。他又研究書法，在1923年7月出版的《惺社社刊》上，發表過一篇《中國書學略談》，凡七千字，是參考包世臣的《書法津梁》《藝舟雙楫》和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而寫成的。
  冼星海還喜歡文學，曾以「春思」為題寫過一首《如夢令》雲：「試問春歸何處？勿指柳梢殘雨。往事那堪題，盡在遊絲飛絮。無語！無語！乳燕雙雙休去。」課餘翻譯過英國詩人瑪利•哥爾利治的《皇帝死了，皇帝萬歲》，在《南大青年》二十卷第五期發表。他還用白話散文寫過一篇《紀念曲的片斷》，描寫嶺南大學校園的飯堂、格蘭堂、懷士堂、南閘竹林、笛聲、琴聲、喇叭聲等。冼玉清評價說：「冼星海是一個剛毅木訥的人。」
  在冼星海逝世十七周年前夕（1962年），冼玉清在醫院養病，恰好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到訪，談到冼星海的書法。據說當時有人問：冼星海這手好字，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呢？此話啟發了冼玉清，她隨後便寫了《冼星海練字的故事》。原來，早在新加坡時，黃蘇英在養正中學當洗衣工人，冼星海則在養正中學半工半讀。那時他不但已顯露音樂天才，並且愛好書法，每晨磨墨一硯盂，有暇即臨摹揮灑，至墨盡為止。字學鄧石如，極肯下苦工。因此，養正中學每有籌款會或展覽會，多請冼星海揮毫，寫出四屏及對聯不少。
  冼星海在嶺南大學附中讀書時，下課後曾到冼玉清的書齋請教寫字之法。冼玉清順口把歌訣告訴他：「字無百日功，勤學便工。筆執正，墨磨濃，畫平企直貫當中，排勻撇捺分西東。」他把這歌訣抄在筆記本上。當時冼玉清還不知道他擅長書法，因為他所交的習作，都是用鋼筆寫的，雖然齊整平正，但未顯出毛筆字的氣勢。冼玉清回憶：「寫字、作曲、吹直簫三樣，都是星海的特長，可惜他的書法，後來為音樂所掩了。日月雖逝，對於這位四十多年前勤學苦練的好學生，我仍然難以忘懷。」（《更生記；廣東女子藝文考；廣東文獻叢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冼星海的嶺南大學附中同學中，有日後成為粵劇傳奇人物的南海十三郎（江譽鋁）。當年的嶺南大學附中富於藝術氛圍，而且有教無類。因此，培養了一批像冼星海與南海十三郎這樣的藝術人才。除了讀書之外，冼星海還去格蘭堂（今中大大鐘樓）代學校出售書籍、文具，掙點錢，交膳費、學費。由於冼星海的單簧管（「洋簫」）吹得好，被譽為「南國簫手」。
  許多年後，冼星海回憶：「大革命時，我年紀還小。我在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念書，當時我是半工半讀的一個學生，但我是時常接近學校裏面飯堂的伙夫、工人和學校外的疍民，我並且擔任過村童的工作。工人夜校我也去教過，我非常接近他們的生活，而他們也很喜歡親近我。可惜當時我缺乏深厚的政治認識，但也從沒有人來領導我做更深一步的工作，當時我只會指導他們怎樣團結，怎樣用功。」
  巴黎窮學生
  1929年，冼星海赴法國巴黎留學。
  起初，冼星海在巴黎的小餐館、咖啡店、理髮屋當過堂館，做過雜役，跑過外賣。他自述：「我失過十幾次業，餓飯，找不到住處，一切困難問題都遇到過。有幾次又冷又餓，實在堅持不住，在街上癱軟下來了。我那時想大概要餓死了，幸而總僥倖碰到救助的人。這些人是些外國的流浪者（有些是沒落貴族，有些是白俄）。他們大概知道我能弾奏提琴，所以常在什麼宴會裏請我彈奏，每次給二百法郎，有時多的給一千法郎。我就是這樣朝朝暮暮地過活，談不上安定。有過好幾天，餓得快死，沒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館、大餐館中去拉奏討錢。忍著屈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錢，回到寓所不覺痛苦起來，把錢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來。」
  冼星海在廣東同鄉馬思聰的幫助下，拜巴黎歌劇院的首席小提琴手保羅•奧別多菲爾為師。據馬思聰回憶，1929年的某一個下午，一個穿著破爛大衣的東方人向他打招呼，聽口音是廣東人，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冼星海。冼星海急切地傾訴自己來法國求學的艱辛，表達了自己的音樂志向，並懇請馬思聰為自己介紹一位提琴老師。馬思聰被冼星海的苦幹、耐勞、堅毅的精神所打動，決定幫助這位將音樂作為畢生大志的同鄉。而保羅•奧別多菲爾老師了解到冼星海不畏艱苦，矢志學習小提琴和作曲的經歷與決心時，便說：「在你沒有充足收入之前，我不收你的學費（每月二百法郎）。」
  那年巴黎的冬天特別冷，冼星海租住的「蜜蜂窩」四面全是玻璃，而且大多破損。晚上，寒風從小屋的四面八方蜂擁進來，讓人無處躲藏。他蜷縮在小床上，沒有棉被，徹夜難眠。此時，人生的辛酸與苦難隨著呼嘯的寒風湧上心頭。他攤開總譜紙，借著風中飄搖的點點燈火，樂思奔湧，難以自製，筆下飛瀉出一串串音符，凝成了一首悲憤的旋律一風》。這是冼星海在巴黎時期最滿意也是最成功的作品。正是這首《風》，打動了巴黎音樂院高級作曲班的杜卡教授，遂決定收冼星海為徒。
  1935年春，冼星海從高級作曲班畢業。從1929年開始在巴黎半工半讀，到1935年回國，冼星海沒有得到過一分錢的助學金。六年求學之路，只憑他斷斷續續地做苦力雜役，以及師友、學校的有限幫助。他遭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磨難。
  「我不知疲倦地創作」
  1935年夏，冼星海回到祖國。民族的災難接踵而來，冼星海的音樂創作打開了通往更廣闊世界的大門。
  在冼星海的作品中，數量最多的是救亡歌曲。當別人問他為什麼要寫救亡歌曲時，冼星海回答：「當時有一班頑固的音樂家常常譏笑我、輕視我，但我是一個有良心的音樂工作者，我第一要寫出祖國的危難，把我的歌曲傳播給全中國和全人類，提醒他們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我相信這些工作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抗戰烽煙中，冼星海寫了《救亡歌詠在洛陽》《救亡音樂在抗戰中的任務》等文章，說明音樂在宣傳抗日救亡中的作用：「救亡歌曲的效果或許比文字和喜劇更重要也未可知，因為這種歌聲能使我們全部的官能被感動，而且可以強烈地激發每個聽眾最高的情感。」「中國近年來的救亡歌詠運動隨著時代迫切的需要開展了。它具有偉大雄厚的力量，這力量不特可以慰藉前方英勇的戰士，同時也可以鞏固後方民眾的團結。」
  錢韻玲是上海新華藝專的學生，後來加入了冼星海指導的歌詠隊。冼星海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的感情世界：「八時半到『六小』找韻玲，我們約好在江邊談話，我們站在江邊談很久，慢慢地跑，討論我們倆的將來和事業的發展。江水雖然沒有動盪，天上的星也沒有一顆，可是我們的呼吸聲，我們的兩雙眼睛都像江湖的奔騰和明星的閃耀一般！」（1938年6月24日）「她帶著微笑，她帶著溫柔和可愛。她可以使我更加向上的努力，可以使我瞭解真正的愛，瞭解做人，明瞭自己弱點我在想，她是對我忠實的，我對她也忠實。我不會由愛她而使她失望，而使我公事怠慢！」（1938年7月5日）
  1938年7月20日，冼星海和錢韻玲訂婚。
  1938年11月抵達延安後，冼星海曾分到了「魯藝」後山的一個雙套窯洞，算是有了一個小小的創作空間。冬天，小窯洞裏生著火，他伏在書桌上創作，很多朋友圍坐在火爐旁邊，一邊烤火，一邊看書。當時不是每個窯洞都能生火，大家聚在冼星海這兒，有一點「揩油」的味道，但冼星海喜歡朋友，喜歡這些廣東同鄉坐在他的火爐周圍。他多次說，大家來烤火不會打斷他的思路，反而會增加他的「熱氣」。有時候，朋友來烤火，還帶些好吃的東西來煮，小窯洞裏香氣四溢，其樂融融。
  冼星海的普通話說得不大好，很多同事覺得他比較內向木訥，不善言辭。也許，這是他老鄉觀念重的一個原因，他常對大家說：「我們回廣東去，辦個音樂院，大家在一起研究，真正創造我們中國的新東西。」
  在延安，冼星海創作靈感泉湧。傳世之作《黃河大合唱》誕生後，冼星海在《我怎樣寫〈黃河〉》中說：《黃河》的創作，雖然是在一個物質條件很缺乏的延安產生，但它已經創立了現階段新型的救亡歌曲了。
  過去的救亡歌曲雖然發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廣大群眾的愛護，但不久又為群眾所唾棄。因此「量」與「質」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間消滅或全失效用。
  《黃河》的歌詞雖帶文雅一點，但不會傷害它的作風。它有偉大的氣魄，有技巧，有熱情和真實，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現階段的環境，指出「保衛黃河」的重要意義。它還充滿美，充滿寫實、憤恨、悲壯的情緒，使一般沒有渡過黃河的人和到過黃河的人都有一種同感。在歌詞本身已儘量描寫出數千年來的偉大黃河的歷史了。
  冼星海離開延安後，《黃河大合唱》仍然是盛大的歡迎會或者紀念會的保留曲目。茅盾在延安聽到的《黃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離開後由他的高足指揮的。在《憶冼星海》中，茅盾寫道：「對於音樂，我是十足的門外漢，我不能有條有理告訴你：《黃河大合唱》好在哪里。可是它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發生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
  1945年10月2日，冼星海在信中寫下未竟之志：「我不知疲倦地創作，但是至今沒有聽到自己作品的音響，真是非常遺憾。」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
  1985年，冼星海紀念館在廣州落成；始建於1932年的廣州音樂院，1985年正式更名為星海音樂學院。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冼星海的音樂之聲，流傳在悠悠天地間。
（李懷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