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之後，到1937年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進駐延安，時隔9年，中共黨員已經發展到100萬。面對各方勢力的「圍剿」和當時的形勢,中共中央急需召開七大以統一思想。延安隨即成立了七大籌備組。
  黨的一大到六大都是借用場地，但延安找不出一個能容納數百人的大禮堂。經多次討論後，黨中央決定修建一個專門的會場，一來展現黨的風貌，二來使延安這個黨史上重要的根據地有一個可供後人憑弔和紀念的地標。
  但是延安有設計千人禮堂能力的建築工程師嗎？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富春推薦了一個人一延安自然科學院院務處處長楊作材。
  受命建禮堂
  楊作材(1912—1989),江西九江湖口縣人，出身建築世家，其父是江西廬山圖書館的建築師楊達聰。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就是在廬山圖書館發表抗日宣言，宣告了國共第二次合作。楊作材在武漢大學上學時就已經是學生運動的中堅，與同學李銳(後任毛澤東的秘書)相交甚密。抗戰全面爆發後，他徒步來到延安。由於從小耳濡目染，加上與父親一起參與過廬山圖書館等大型建築的現場施工，楊作材積累了大量設計、繪畫、施工的系統知識，為在延安建造大批紅色建築打下了理論和實施基礎。
  1939年，楊作材接到通知：設計一個大型會議專用禮堂，要求容納1000人左右，既能體現會議的莊重，又要不失典雅，不刻板又不花哨；同時還要建三四百個窯洞供與會者食宿，禮堂與住宿地不能相距過遠。
  楊作材二話不說，夾著鋪蓋卷就來到了安塞李家塔，用了一周左右的時間把李家塔轉了個遍，選好了地基位置，隨後便在炕桌上攤開圖紙。一連奮戰十幾個通宵後，他初步完成了禮堂的設計草圖。經組織數次商討修訂後，施工隊就進了場。工程進展極其順利，禮堂主體工程只用了三四個月時間便宣告結束。
  1939年底，施工隊被調去拆除搖搖欲墜的延安古城，工程暫時停緩了下來。楊作材正准備利用這個空檔細細推敲禮堂的細節，沒想到突然來了通知：李家塔工程暫緩，先去棗園設計一個小型的能容納三四百人的禮堂。
  楊作材馬不停蹄趕過去，開始畫圖，施工。基建材料短缺，延安舊城拆下來的木料和瓦當正好可利用。從鼓樓拆下的木科改造成了禮堂的天窗，舊城的斗拱則重新拼接做成了禮堂二樓的挑簷，後來人們習慣稱這座小禮堂為棗園後溝禮堂。1944年9月，毛澤東在這裏出席了張思德同志的追悼大會，並在追悼會上發表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重要講話。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婚禮也在這裏舉行。
  後溝禮堂的實地建造，不僅實際驗證了延安土質對建造大跨度禮堂的可行性，還從建築結構、整體佈局和風格上提供了第一手實驗數據。
  另起爐灶
  1941年冬天，位於楊家嶺的中央辦公廳河溝對面一座磚木結構的小禮堂因取暖用的木炭燃著棉花而失火燒毀。這裏離公路近，向陽，地勢也略高於其他溝溝坎坎，還隱蔽安全。離此不遠就是中央黨校的校舍，正好可以作為代表們的住處。於是，黨中央決定就在燒毀的小禮堂周邊，重新選址設計一個大禮堂。
  禮堂的建設要充分考慮施工條件。當時的延安沒有鋼筋水泥，也沒有重型吊車，起重機更是無從談起，因此不能有過重的基建材料，大的型材還要分割才能安裝。楊作材有過日本建築考察經驗，針對施工設備的落後，他把大的框架巧妙地分解成小部分。同時，他將西式建築的特點與陝北窯洞充分結合，並借鑒了陝北的山石質地和用石頭建窯的經驗，設計既符合當時的國際建築風格，又與陝北的民風民俗相統一。
  在楊作材的設計圖中，禮堂主體前是一小塊廣場，供代表們組隊、舉行典禮和小憩，禮堂正門十幾步遠是一座塔樓，樓頂上有一根旗杆；正門兩側的裝飾壁柱則是希臘柱式建築裝飾的中國改良版。楊作材後來多次應邀回陝北做報告，特別針對這種裝飾壁柱講解說：「這種石柱釆用的是希臘雅典的愛翁尼式柱，是我當時參考了美國的一本大學教科書設計岀來的。」言語間充滿了驕傲。
  整個建築為磚石結構,土木石材可就地取用。主廳按設計要求，可以輕鬆容納千餘人。廳頂呈穹廬狀，這一制式借鑒於當時國內普遍流行的會議禮堂結構，後來的人民大會堂的穹頂也是如此。由於與會人員過多，需要跨度很大的主廳，為避免在禮堂中留下兩排阻擋視線的柱子，楊作材靈機一動，仿照趙州橋的設計，取消了結構中支撐穹頂的圓柱，而是採用了跨距達15.6米的大石拱，用來代替房頂木梁，石拱之間用木料來連接，最後再用木板蓋頂，使整座大廳清爽肅穆，視覺效果非常好。主廳東側是一間小會議室，方便隨時商討臨時性事務和接待小型會議；西側另設三間休息室兼會客室。
  楊作材製作的圖紙有二十幾張，平面圖、正立面圖、側面圖和剖面圖以及相關的局部細節構造圖，各個角度、每一處細節都詳細繪製。為了有更好的呈現效果，楊作材請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教員一起參與，群策群力各抒己見，他則一邊聽取意見一邊修改。僅大禮堂正門上方的窗極設計方案就多次易稿。這扇窗要體現出大氣莊重的氣氛，魯美的教員們提議用鑄造工藝，窗根中間鑲一顆大的紅五星，不僅醒目還寓意深刻。這個大紅五星原是設計用在李家塔禮堂上的，後來安裝時沒有用上，正好用在這裏。魯美的教員們把它成比例畫到設計圖上，整體效果出奇的好。再到鑄造廠讓工人們提意見，工人們從鑄造專業角度提岀，窗根設計圖案太複雜，精度要求高，鑄造難度過大，於是再改成大氣而簡約的格子型，在設計圖上一組合，十分和諧，天衣無縫。
  籌備組對設計稿非常滿意，於是立即馬不停蹄進入施工階段。
  破土動工
  1942年春，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正式破土動工。楊作材吃住在現場，給施工隊講解圖紙，給技術人員分析施工難點，監督材料組的施工材料品質，還跳上大車親自去山裏選石材。
  七大的保密工作很嚴格，除了幾個核心人員，所有參與者都不知道這個體積碩大做工要求嚴格的禮堂為何用處，但是每個人都清楚，一定是極其重要的工作會議要在這裏召開，故而延安的中央機關及部隊院校甚至是士兵、老百姓都主動請纓參與建設。沒有重型起吊設備,中央管理局美堅木作廠廠長張協和想到了滑輪組原理，就找到兵工廠做了一個五輪複式滑車，解決了數百斤石梁的安裝難題；鑄造廠加班加點，門窗等鑄造件工期品質都得以保證。
  內部裝修時，因為當地沒有電，照明全靠煤油燈，五金雜貨鋪「義德興」店主史德運主動把店裏的汽燈捐出來，這種燈在當時是稀罕物，不僅不冒煙，亮度還特別高。史德運還捐贈了大禮堂使用的玻璃，建造時用到的螺絲釘、鋼筋等五金用品也出自「義德興」。店裏的存貨不夠，史德運冒險穿過國統區去西安進貨，回來的路上被抓住，投進了洛川縣的監獄，後經3個多月的營救才得以脫困回到延安。整個禮堂建設過程中，史德運一家先後捐贈了價值幾百大洋的物資。
  毛澤東時常過來轉轉，一般背著手不吱聲。有一天楊作材正蹲在地上給工人們講解圖紙，毛澤東走過來拍拍他的肩：「作材啊，你有沒有時間幫我做兩個搖籃和兩個小木盆啊？楊作材說好。隨即找來木料親手做好，油漆了之後送過去，原來是毛澤東給剛剛兩歲的女兒李訥做的。後來楊作材的二女兒楊立出生，毛澤東特地派人給他送來一只搖籃和一只小木盆，就是當初他做給毛澤東的，裏面還細心地放了一袋小米和紅棗。
  1942年底，長35米、寬30米、高13米的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竣工，成為延安當時最高大雄偉的建築，也是當年延安唯一沒有木梁和木柱的大跨度建築物。從外部看，禮堂像一幢兩層小洋樓，進去一看又有陝北窯洞的結構特點。整體莊嚴樸素，中央領導和各部門紛紛派員參觀，大加贊許，楊作材終於長籲了一口氣。
  但是有一個小問題沒有考慮到，那就是因為會場太大，其間又沒有遮擋物，若是在會場發言，大廳裏的回音很大，聲音效果不理想。經仔細研究發現，回音是從大拱梁上部那塊面積很大的壁面上反射過來的。沒有隔音棉，楊作材就用土辦法，把牛羊毛做成的毛氈作為吸音材料，裁好鋪整釘了上去，很好地解決了這—問題。
  直到這時，核心技術人員才終於被告之這是黨的七大的會場，一切要按照籌備組提供的七大會議的議程和人數、座位安排及會場佈置等要求施工。魯美藝術系教授鐘敬之被調來負責會場的整體佈置。他仔細分析會議程序，在大廳裏安置了32排木質靠背椅，每排24座，還安排了200多張長條桌和木椅。大廳兩側牆上設計了6個旗座，每個旗座上可插4面黨旗，共計24面，寓意中國共產黨已經創建了24個年頭。時任軍委副參謀長的王若飛建議刻一塊碑，將建造者的名字砌記在牆上。楊作材多次拒絕，但王若飛執意堅持，並最終將碑砌在大禮堂東側牆基裏。
  1945年4月23日，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彩旗飄揚，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期隆重開幕。而作為禮堂的設計者和主要建設者，最讓楊作材激動和記憶深刻的是朱德在致辭中說的一句話：「這次開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我們自己修的房子裏開會。」
  經歷80年風雨侵蝕，當年的七大會址、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依舊巍然挺立。作為禮堂設計者，楊作材先後在國家建委、國家計委等部門任職，但他常掛在嘴邊的還是：「設計七大會址，是值得一生驕傲的事。」
  （劉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