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關係一直是國際關係中的重要一環。在中美貿易談判「不盡人意」的背景下，美國副總統發表的對華不友好演說，再次讓兩國關係發展蒙塵。中美兩國是否將邁向新冷戰，引發輿論關注。其實即使在中共建政初期，中美兩國關係也並沒有「順理成章」的進入冷戰狀態。這一過程中雙方都在謹慎試探。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兩人之間態度的糾葛轉圜，折射了中美關係在若即若離中的政治考量。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國共第二次內戰中戰事不利，首都南京岌岌可危。為此，國民黨外交部長葉公超拜會美國駐華大使，請求美國大使館隨國民政府南遷廣州，但被拒絕。與此對應的是，一直被認為親中共的蘇聯，其駐南京的大使館隨國民黨政權悄然南遷。
  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是司徒雷登。以中國燕京大學創始人聞名的他，於1946年，被美國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推薦，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在此之前，美國國會通過了《軍事援華法案》，決定向國民黨政府提供5,170萬美元的補給裝備。同時，美國政府還決定向國民黨軍隊提供1,000多架飛機、7000多門大炮以及其他軍火。後又將其存放在印度、中國及太平洋17個島嶼上的原價9億美元的物資以1.7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國民黨政府。
  擔任大使之初，司徒雷登曾竭力遊說國共雙方放棄戰爭。失敗後，他積極執行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政策。隨著中共不斷取得戰爭勝利，他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信心，開始思考如何修補美國同中共之間的關係。
  其實在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前，他對中共就有著良好的印象。在中國抗戰期間，他從參觀延安歸來的美國人口中，瞭解到中國共產黨的廉潔、勤奮，大加讚賞。作為燕京大學的校長，他支持燕大教授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前往中國陝北蘇區採訪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其他紅軍將領，毛澤東的名字因此傳向世界。他曾對準備奔赴延安的燕大學生說：「國民黨腐敗無能，抗日戰爭的前途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中共實行民主，美國政府決定支持中共抗日，你們到那裏後請代我問候毛澤東先生。」
  抗戰勝利後，司徒雷登與毛澤東有了會面的機會。1945年，蔣介石用飛機將司徒雷從北平接到重慶參加勝利晚會。當時正值國共重慶談判期間，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都在場。毛澤東見到司徒雷登說：「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指延安）工作得很好……」
  之後毛澤東又在重慶的寓所設宴招待司徒雷登，感謝他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並歷數燕大學生在抗日戰爭中的種種表現，備加稱讚。司徒雷登本就讚賞中共在抗戰時期的貢獻，與毛澤東的接觸，更讓他印象良好。
  相比之下，在中國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國民黨以優勢裝備、兵力，背靠美國的大力支持，最後卻被中共打敗，這讓司徒雷登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國對華政策問題。而他對中國局勢的認識和情感偏向，無疑會影響到美國政府的相關決策。1949年3月，司徒雷登致函美國國務院，請求允許他與中共高層接觸，得到批准。
  同時中共也在關注美國對中國國共內戰的態度。中共軍隊攻陷南京後，毛澤東意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指令周恩來調派曾畢業於燕京大學的天津外事處處長黃華趕赴南京，任務之一是迅速與司徒雷登談判溝通。
  1949年5月，黃華以學生的身份同司徒雷登進行了首次會面，隨後雙方又進行多次接觸。同年6月6日，黃華與司徒雷登在中共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辦公室正式談判，核心是美國和中國新政權建交問題。
  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承認中共政權的三項條件：一，在事實上控制著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願望承擔其國際義務；三，得到中國人民普遍認可。
  其他兩項好解決，關鍵是第二項意在讓中共承認國民黨與美國訂立的商約，這顯然與毛澤東已提出的「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原則相違背。
  1949年6月底，毛澤東提出歡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司徒雷登請去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國民主黨派人士陳銘樞和羅隆基，向中共領導人轉達：「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獲得的貸款。」而當羅隆基聽到毛澤東「一邊倒」（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報告時，美國「50億美元援助之事」也就不敢提了。
  大約同時，美國擬將其在亞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1949年7月，艾奇遜電令司徒雷登回國述職。隨後，毛澤東發表文章《別了，司徒雷登》，「中美建交」接觸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