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優秀的詩人和書法家，他一生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詞，還創造了別具一格的「毛體書法」，結識並與許多著名書畫家成為好朋友。但人們很少在毛澤東的書法作品中看到毛澤東的印章，而他的藏書印及其印章的邊款，更是難得一見。
  筆者在2001年編輯校訂重版1937年版《毛澤東自傳》（汪衡譯，上海文摘社、黎明書局印行）一書時，發現該書的插頁中有一幅毛澤東手書題詞，其落款處有一枚朱文「毛澤東印」。毛澤東的題詞、題字、書信或書法作品後有鈐印的極其罕見，這枚印章的作者是誰呢？為此，筆者從2002年開始，經多方查詢和求教方家，均沒有得到答案。但筆者在寫作《世界是這樣知道毛澤東的》一書過程中，專門對毛澤東印章進行了長達20年的研究考證，發現並收集整理了有關毛澤東印章的珍貴資料。
  毛澤東一生到底用過多少印章呢？為毛澤東治印的篆刻家又有多少呢？從筆者已經收集到的資料中，可以發現毛澤東的印章至少有37枚，為毛澤東治印的篆刻家有曹立庵、謝梅奴、齊白石、錢君匋、鄧散木、劉博琴、吳樸堂、張樾丞、陳巨來、談月色、康殷、傅抱石、任小田、齊燕銘、石昌明、柳玉昌等有名有姓的共計16人。
  《毛澤東自傳》中的這幅手書「抗戰題詞」，是毛澤東於1937年7月13日題寫的，最早刊載於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編、上海黎明書局刊行的《文摘戰時旬刊》第二號的第13頁（民國廿六年10月8日，即1937年10月8日出版），是該刊連載的《毛澤東自傳（三）》的插圖。此時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6天，毛澤東在延安發出了：「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各方面的動員努力，這是達到此總方針的方法。一切動搖遊移和消極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毛澤東年譜》記載：1937年7月13日，毛澤東在這天出席了延安市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同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積極同國民黨中央軍、第十七路軍及馮鈐哉等接洽，協商對日堅決抗戰之總方針及辦法。有資料顯示，在1936年7月15日，也就是在毛澤東手書上述題詞之後的第三天，在為汪鋒、周小舟等人赴國統區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介紹信上，也蓋有這方朱文印「毛澤東印」。
  當時，毛澤東在延安，此手書題詞是如何在兩個多月後就轉到上海併發表的呢？筆者考證認為，這是中共地下交通員帶到上海後，通過潘漢年（時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轉交給文摘社的。根據篆刻家王本興考證，此枚印章早在1929年就曾使用過。江西寧都縣博物館收藏有一張1929年2月13日的籌款公函，上面有紅四軍軍長朱德和黨代表毛澤東的簽名蓋章。而這枚朱文印章與《毛澤東自傳》插頁的印章形質一致、氣韻相同，可以說是同一枚印章。可見，這枚朱文印「毛澤東印」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毛澤東印章。但篆刻者是誰？是否由紅軍將士所刻，還是請江西地方篆刻家所刻，有待進一步考證。非常可喜的是，這枚用普通青田石篆刻的「毛澤東印」現珍藏於中央檔案館。
  在江西，毛澤東還曾使用過一枚木質朱文「毛澤東印」。這枚印章鈐印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紅軍臨時借穀證」上。毛澤東是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的身份，與財政人民委員部部長林伯渠一起鈐印的。此枚印章的使用時間應該是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之後。另外，1936年7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建設公債上，曾鈐蓋有隸書朱文印「毛澤東印」。
  非常驚喜的是，筆者收藏到一本德文版《CHINA IM KAMPF》（《中國在戰鬥》），書中收入了毛澤東1937年5月15日在延安寫給西班牙人民及武裝同志們的一封信（局部）的影印件。而這封信的落款處，鈐蓋了一枚白文印「毛澤東印」。在研究中，筆者還發現這封信曾在1937年9月18日的《救國時報》公開發表過，信的全部內容共六頁。此印的作者是誰呢？目前依然有待考證。
  由此可見，在1937年，毛澤東曾使用過多枚印章。在同時期，還有一枚白文印「毛澤東印」。此印出此何人之手，目前也是一個謎。但據有關人士考證，毛澤東1936年2月創作的《沁園春·雪》中，在落款處鈐有此印。
  現在，我們看到的另一副毛澤東手書《沁園春·雪》條幅中的白文印「毛澤東印」和朱文印「潤之」兩枚印章，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曹立庵是著名金石書畫家，學名美植，別署十萬印樓主人，湖北武漢人，系著名工商業「曹祥泰」家族成員，享有「柳（亞子）詩、尹（瘦石）畫、曹（立庵）印」的美譽。這兩枚印章，是1945年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時，由著名詩人柳亞子約請其為毛澤東專門篆刻的。9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到沙坪壩南開中學訪柳亞子、張伯苓。柳亞子告訴毛澤東準備將其七律《長征》收入《民國詩選》一書中，並將當時該詩詞流傳的版本請毛澤東本人校對。就在柳亞子「索潤之寫《長征》詩見惠，乃得其初到陝北看大雪《沁園春》一闕，展讀之餘，以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當即，毛澤東遵柳亞子之意，特手書《沁園春·雪》一詞相贈。毛澤東走後，柳亞子發現毛澤東手書詩詞上面沒有落款和鈐印，10月2日，毛澤東約柳亞子在紅岩村見面。柳亞子攜毛澤東手書的《沁園春·雪》請毛澤東鈐印。毛澤東告訴他：「沒有。」於是，柳亞子當即就向毛澤東許諾：「我送你一枚吧。」不攻篆刻的柳亞子從紅岩村回來後，立即趕到重慶南岸棗子灣，找他「幾乎每隔三幾天就要見一面」的曹立庵，請他為毛澤東刻印。聽說要給毛澤東刻印，前後為柳刻印三十多枚的曹立庵爽快地答應了，連夜刻了一方白文印「毛澤東印」和一方朱文印「潤之」。刻好後，曹立庵把兩枚印章送到毛嘯岑家面交給柳亞子。隨後，柳亞子先將兩方新印鈐在毛澤東手書贈他的《沁園春·雪》橫幅上，再將此二印奉贈毛澤東。1946年1月28日，毛澤東致信柳亞子還專門提此事：「亞子先生左右：很久以前接讀大示，一病數月，未能奉複，甚以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詞及孫女士的和詞，均拜受了……」
  有「篆刻王」之稱的著名篆刻家湖南人謝梅奴，在1948年也冒著生命危險刻寫了毛澤東《沁園春·雪》共計三十多方印章，這是第一組毛澤東詩詞的篆刻藝術作品，現收藏於現國家博物館。1949年，謝梅奴受楊勇將軍所托，為毛澤東刻過兩方印章，一方為朱文印「潤之」，一方為白文印「毛澤東印」。前者得璽印之神，後者得漢印之意，可見篆刻家的深厚功底。白文印「毛澤東印」刻有邊款，曰：「潤之先生，緯武經文，致力於人民解放運動，數十年如一日，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豐功偉績，遠邁前修，聊效野人，制此為獻，並祝長年同茲貞石，謝梅奴敬刻，時己醜八月四日，長沙解放。」
  自稱「三百印石富翁」的著名畫家、篆刻大師齊白石先後兩次為毛澤東篆刻四方印章。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齊白石，欣喜之際用名貴的壽山石為毛澤東刻了朱文印「潤之」和白文印「毛澤東」各一方，請時任中央美術學院軍代表的著名詩人艾青轉贈毛澤東。齊白石所篆印章，從章法上看，字字留紅，整體上大開大合，疏密有致，充分體現了「膽敢獨造」的精神，刀法上以單刀直沖為主。齊白石在朱文印「潤之」上刻有邊款：「毛澤東主席永寶，白石年九十刊。」
  1950年夏，毛澤東在收到白石老人贈送的兩方印章後，即派秘書田家英接老畫家到中南海促膝交談，後來朱德總司令也應邀前來。他們在品茗賞花後，一同共進晚餐。交談中，毛澤東除了表達謝意之外，還告訴齊白石，政務院將聘請他為中央文史館館員。隨後，齊白石又用高山石為毛澤東治印二方，採用漢印之風篆刻白文印「毛澤東」和朱文印「毛澤東」。齊白石先生為毛澤東篆刻的四枚印章均珍藏於中央檔案館。
  1949年11月，上海解放後不久，著名篆刻家錢君匋懷著崇敬之情給毛澤東篆刻了白文印「毛澤東」和朱文印「潤之」各一枚，並通過當時的文化部長沈雁冰（茅盾）轉贈給毛澤東。1954年，當錢君匋在北京任中國音樂出版社副總編時，應邀赴中南海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笑著與他握手，說：「你刻的印非常好，謝謝你。」1961年，毛澤東讓秘書田家英通過上海博物館找到錢君匋，並帶去了一塊印石，請其刻一枚藏書印。錢君匋又刻了一方「毛氏藏書」朱文印。
  1963年，著名書法家鄧散木應章士釗先生之請，以壽山石為毛澤東治白文印「毛澤東」一方。此印有兩處別具一格，一是將「毛澤東」姓名橫刻，而「澤」字的三點也從左邊移到右側下端，正好彌補了「毛」字筆劃少與繁體的「澤東」二字相協調。這是毛澤東印章中創意最為大膽的一個，屬於典型的大印。此印為龍鈕大印，頂部空琢雙龍，並刻邊款。章士釗看見後讚不絕口，覺得「『毛澤東』陰文三字線條橫不平、豎不直，卻自然天成，返璞歸真」，稱讚說：「好個龍紐大印，刀力非凡！」此印現陳列於韶山毛澤東紀念館。
  毛澤東的藏書大都鈐有「毛氏藏書」印，而且有好幾種，其中最為常見的為一方略成長方形的朱文印「毛氏藏書」，此印為北京篆刻家劉博琴所作。劉博琴是北京大興人，出身名門，珍藏書法名畫和古玩甚多。1949年年底，有中南海工作人員來到琉璃廠，送來一塊壽山石料，請他為毛澤東刻了這方仿明古印字體的「毛氏藏書」。早在1937年劉博琴就曾應約為毛澤東刻過「潤之」印章（此印未收集到）。1953年冬，素有「鐵筆」之稱的劉博琴又用壽山石為毛澤東篆刻了一枚朱文印「毛氏藏書」，上端平刻梅花紐，十分精緻。現珍藏於中央檔案館。
  另一方常見的毛澤東藏書印，是上海著名篆刻家吳樸堂（又名吳樸）所作。1953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陳叔通會見毛澤東。閒談中，毛澤東想請人刻一方藏書印。陳叔通就約請老朋友吳樸堂為毛澤東操刀。吳曾回憶說：「毛主席身為國家領導人，所藏之書數不勝數。書多，蓋印多，印面就容易磨損，必須刻得深，上下線條必須一致。」這枚朱文印「毛氏藏書」，線條渾厚雄壯，印文有大篆之意，章法外緊內松。毛澤東對這方「藏」字簡筆富有藝術感的「毛氏藏書」印很是喜愛。20世紀60年代初，吳樸堂還曾用壽山石為毛澤東刻過另一枚朱文印「毛氏藏書」。此印上端刻有象紐，大象四腿粗壯渾厚，象背上臥睡著一稚氣可愛的孩子，生動形象，栩栩如生。
  1953年前後，著名篆刻家、北京琉璃廠「同古堂」老闆張樾丞用壽山凍石為毛澤東篆刻一枚朱文印「毛氏藏書」。張樾丞平生治印五十餘年，印作數以萬計。他曾為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篆刻過「宣統御筆」「宣統之寶」，也曾為故宮博物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刻過公章。民國年代，他還曾為段祺瑞、唐紹儀、吳佩孚、馮玉祥等政要名人治印，也曾為魯迅、羅振玉、傅增湘、沈尹默等文人雅士治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正是張樾丞所刻。同時，他還曾為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刻過印章。
  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中國畫院畫師陳巨來，1949年前曾應友人之邀用象牙篆刻朱文「潤之」印一枚。當時，他並不知道「潤之」是毛澤東。1956年，他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務，要求為毛澤東主席治印。他三易其稿，用青田石篆刻了朱文「湘潭毛澤東」印，並收到中央辦公廳的感謝信和潤筆費三百元。
  在為毛澤東治印的篆刻家中，還有一位女性篆刻家，名叫談月色。談月色是廣東順德人，原名古溶。1920年與蔡哲夫結婚，學習篆刻。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經柳亞子推薦為毛澤東治印三方，分別是白文印「毛澤東印」、朱文印「潤之」和仿瘦金體朱文印「毛澤東印」。談月色的篆刻剛柔相濟，落落大方，豐神流動，端莊挺拔，嫺熟拙辣，意度天成。
  齊白石弟子石昌明11歲時因病失聰，12歲時由父親帶到長沙拜師學藝。因為是全聾半啞，齊白石沒有答應，出於同情讓他作為「旁聽生」。隨後，跟隨齊白石二十餘年，深得師傅真傳，讚譽其「篆法佳，大有齊門法」。1946年前後，石昌明在閱讀毛澤東《沁園春·雪》後，深為折服，四處讚頌，被國民黨抓捕入獄。至此，他才得知《沁園春·雪》為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所作。出獄後，他懷著對毛澤東的敬意，偷偷地篆刻了一枚白文「潤之吟詠」印。新中國成立後，他把這枚印章送給了師傅齊白石。1953年，齊白石將此印送毛澤東，並介紹了這枚印章的歷史。毛澤東聽後，很是感動，笑著說：「你這個聾啞學生，為我的《沁園春·雪》吃了苦頭，不但不怪我，反而刻印章送我，難得他一片赤誠心啊！」
  古文字學家、北京印社社長、中央文史館館員康殷，書法以魏碑、小篆、金文最為渾穆凝練，氣勢博大。1953年10月，他在廣州為毛澤東篆刻一方象牙朱文印「潤之藏書」。印章右側邊款繪製有古代哲人畫像，席地而坐，羽扇綸巾，並篆文曰：「刻臨唐孫位高逸圖，遼西康殷」。此印現珍藏於中央檔案館。
  著名國畫大師傅抱石也曾為毛澤東鐫刻朱文印「毛澤東印」一枚，但毛澤東從未用過這枚印章。1959年，傅抱石與關山月受命為人民大會堂創作巨幅山水畫《江山如此多嬌》時，因聽說毛澤東要親筆題款，於是傅抱石就按照中國書畫傳統，刻下「毛澤東印」和「江山如此多嬌」印，以便毛澤東在題款時鈐印。年底，齊燕銘向毛澤東彙報，畫作已經完成，並請毛澤東題款「江山如此多嬌」。但在要不要鈐「毛澤東印」時，請示了毛澤東。毛澤東說：大凡自己的書法與題詞都沒有鈐過印章，這次也不要破例，不蓋為宜。因毛澤東沒有在落款後鈐印的習慣，所以此印一直未使用過。直到1999年，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江蘇書法篆刻系列大展」上，此印才首次公開面世。此印由傅抱石之子傅二石所收藏。
  195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浙江篆刻家任小田用壽山石為毛澤東篆刻了一枚朱文印「毛澤東印」。在印章四側均刻有行書邊款，內容為七絕詩一首：「長流膏澤大江東，萬象更新日新紅。篆刻雕蟲原小技，而今得意亦春風。」
  新中國成立之初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的齊燕銘，既是一位高級領導幹部，也是一位藝術家、篆刻家。他曾為周恩來、楊尚昆、葉劍英、聶榮臻、陳叔通、吳三立、吳晗、田家英等治印。1959年，齊燕銘用壽山石為毛澤東治朱文印「毛澤東印」一方。此印現珍藏於中央檔案館。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頒發任命通知書時,常用一枚他的手書簽名朱文印章「毛澤東」，此印篆刻時間應為1949年，高8釐米，寬3釐米，現珍藏於北京毛主席紀念堂，但篆刻者不得而知。在毛主席紀念堂，還珍藏有另外兩枚毛澤東手書朱文印「毛澤東」。據介紹，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開始使用這兩枚印章。著名篆刻家王本興先生還為筆者提供了毛主席紀念堂珍藏的另一枚白文印「毛澤東」，印章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由中央辦公廳隨毛主席的遺物轉交紀念堂的。從該印章的邊款內容「鐵齋謹制」來看，這枚印章系名號為「鐵齋」的人所刻。但「鐵齋」的真實姓名已無從查考。
  此外，一位名叫柳玉昌的民間篆刻家篆刻的白文印「毛澤東印」和朱文印「潤之」各一枚。印章採用煤精石所刻。柳玉昌是西安人，1963年，19歲的他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篆刻了兩方印章寄往北京，被中央檔案館收藏。
  毛澤東一生到底用過多少印章，也許我們無法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通過毛澤東印章背後的故事看到，毛澤東因此結交了許多文化藝術界的朋友，與一大批黨內外的知名人士進行了交流溝通，這本身就是他一生偉大革命實踐活動的一部分，所以毛澤東的印章和這些印章背後的故事就具有了更加廣博深邃的內涵和特殊的價值。
  （丁曉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