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逐步衝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圍和威脅，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3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開始被突破。這些都為後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見該書第641頁）
  1977年7月，鄧小平在全黨全國人民衷心擁護下恢復擔任中央領導職務。8月，他即在北京會見了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萬斯，討論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次年5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美國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商定雙方迅速開始建交談判。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華盛頓時間15日晚9時），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美國總統卡特同時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即《中美建交公報》。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中美兩國政府分別發表聲明，美國的聲明表示希望臺灣問題和平解決，中方聲明強調，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1979年1月1日下午，鄧小平出席全國政協舉行的討論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座談會。在講話中指出：「去年在國際事務中我們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生前制定的，但他們來不及實現就去世了。我們實現了他們遺願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中美關係正常化，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穩定，有利於國際反霸事業的發展。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很多，我們還要繼續努力。我們要在國際事務中繼續鞏固和擴大已經取得的大好局面。」
  從「解凍」到建交談判波瀾不斷
  1972年2月，以毛澤東與尼克森握手為標誌，中美關係解凍。當年，尼克森曾向周恩來許諾，將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內實現與中國正式建交。但在其第二個任期時，因「水門事件」而黯然下臺。接任的福特對中國領導人說，如果他連任，將努力爭取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但在總統選舉中敗在卡特手下。
  1977年初，美國總統卡特上臺執政。2月8日，他在白宮會見了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表示，新一屆政府對華政策的目標是「關係正常化」。他還承諾：「《上海公報》的原則過去是，今後也將是兩國關係的基石。」
  他接著說：「自1972年以來，兩國關係取得了進展。現在要重新鼓勵文化交流和貿易，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以實現公報上表達的願望。」
  黃鎮說：「自從尼克森總統打開對華關係，《上海公報》發表以後，福特總統也訪問過中國，基辛格博士每年去一次中國，有時兩次，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森、福特、基辛格先生多次長談，就世界形勢、兩國關係闡述了中方的立場和觀點，增進了彼此的瞭解。」
  1977年5月，卡特任命剛退休的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主席伍德科克出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卡特認為：「我選上像他這樣一個在美國社會中有地位的人，也是給中國發出一個明顯的信號，說明我們想要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卡特分別派國務卿萬斯和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進行磋商。
  在萬斯出發前的8月17日，卡特和萬斯、布熱津斯基一道，「逐字逐句地討論了一份供萬斯同中國人討論的協議草案」。其主要內容為：美方可以接受中方的三原則，即美同台灣當局斷交、終止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從臺灣撤出美國軍隊簡稱：斷交、廢約和撤軍。但是，美方提出可以繼續對臺灣出售一些防禦性武器。美方還可以公開聲言，大陸解決臺灣問題要以和平方式。而北京不得對此反駁。由於萬斯本人對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心情並不十分迫切，他的訪華並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
  但是，鄧小平在8月24日會見萬斯時，闡明的中國政府對中美建交談判中的一些問題和共同關心的全球性戰略問題的原則立場，對進一步推動雙方磋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鄧小平指出：我們歷來都說，我們兩國之間存在著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臺灣問題。國務卿先生提出的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方案，比我們簽訂上海公報後的探討不是前進了，而是後退了。我們必須澄清一個事實，是美國侵佔了中國的領土臺灣。現在的問題是，美國要控制臺灣，使中國人民不能實現自己祖國的統一。我們多次說過，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在臺灣問題上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按日本方式。老實說，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個讓步。現在是要美國下決心。民間來往，我們可以同意。你們這個方案，集中起來是兩個問題。第一，你們實際上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臺灣的義務，實際上還是干涉中國的內政。第二，你們提出不掛牌子的大使館，實際上是「倒聯絡處」（指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交換大使並建立大使館，又同台灣當局互設聯絡處。這實際上還是搞「兩個中國」，或者「一個半中國」）的翻版。我們對這個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因為這實際上否定了基辛格博士承認了的歷史淵源和真實情況，是美國欠了中國的賬，而不是中國欠了美國的賬。明確了這一點，問題就好解決了。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你們說很關心臺灣的安全。中國人總比你們美國更關心自己國家的事吧！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但是，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中國政府對解決臺灣問題是有耐心的。我們申明我們的立場，是為了在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過程中，在處理臺灣問題時更從容、更恰當一些，有利於我們在全球戰略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點。但我們希望不要誤解為中國人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無期限拖延下去。（《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88-189頁）
  卡特後來回憶：「鄧小平在萬斯此行結束時，向報界發表的有關講話是相當嚴厲的。中國人最不願意被人指責在原則問題上採取靈活態度。這樣我們只好把正常化計畫暫時擱一擱。」當然，暫時擱置還有其他國際因素的影響，在此不贅。
  值得一提的是，積極推進中美關係的伍德科克，對萬斯的訪華和卡特政府在對華關係正常化的躊躇不定深感不滿。在1978年2月回美國休假時，他敦促卡特訪華。儘管卡特沒有接受伍德科克的這個建議，但這使卡特決定派對中美關係正常化心情比較迫切的布熱津斯基訪華。布熱津斯基草擬了卡特總統對他訪華的指示，卡特修改了布熱津斯基的這個指示，並於5月17日批准。卡特還特地告訴布熱津斯基，他已經下決心使美中關係儘快實現正常化。
  1978年的5月20日，布熱津斯基乘坐美國副總統的專機抵達北京。他的助手米歇爾·奧森博格對他說：「趕緊看看誰來接我們，如果是外交部長，就說明中國人把這次訪問升級為更為重要的級別了。」（布熱津斯基是國家安全助理，比國務卿即外交部長低一個級別）布熱津斯基透過舷窗向外看，見是中國外交部長前來接機時不禁暗自高興，他想到，這次應該不會像萬斯那樣空手而歸了。
  布熱津斯基到達北京後，華國鋒主席就會見了他。5月21日，鄧小平與布熱津斯基進行了實質性的談話。在對方談到卡特總統表示美國已經下了決心準備同中國積極討論美中關係問題時，指出：很高興聽到卡特總統的這個口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雙方的觀點都是明確的，問題就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下了這個決心，事情就好辦。我們雙方隨時可以簽訂關係正常化的檔。過去我們也說過，如果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方面還需要時間，我們可以等，但這不等於說我們並不性急。對自己國家統一的問題，我們怎麼能夠不關心，不急於解決呢？我們很希望能早日解決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歷來闡明的就是三項條件，即斷交、撤軍、廢約，這三項條件都涉及臺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到主權問題。日本方式是我們可能接受的最低方式。對兩國來說，關係正常化問題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你們要表示你們的希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臺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當然我們歷來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還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國際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有許多合作的餘地。有許多問題我們可以共同探討，不少問題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強調：在貿易問題上，對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和沒有正常化的國家，我們的政策還是有區別的。在經濟、科技、商業交往方面，同樣條件，我們要優先考慮同我們建交的國家。沒有實現關係正常化，你們政府也受約束，而且相互取得優惠地位來解決問題的條件就差一些。過去我們打算從美國引進一千萬次電子電腦，美國商人、公司都同意賣，而且很熱心，但美國政府不批准。後來，我們向日本引進一百萬次電子電腦，其中有美國的技術，美國政府不同意，也沒有達成交易。我們從歐洲引進某種技術的時候也遇到這些問題。現在這個問題不存在了，我們自己很快就要搞出來了。總之，沒有實現關係正常化，我們受限制，你們也常受限制。（《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313-314頁）
  在這次談話中，中美雙方商定：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同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自7月5日開始商談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這樣，中美關係正常化由此進入了實質性的實施階段。
  1978年12月13日，談判進入最後關頭。鄧小平親自與伍德科克會談。鄧小平在會談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聯合公報草案，但在公報中應重申反霸條款，以加重分量。同意在1979年1月1日發表公報和聲明。同時，針對新的聯合公報草案中《臺美共同防禦條約》是「終止」而不是「廢除」的說明，指出：我已經看過了先前美方起草的公報，布熱津斯基最近跟柴澤民談話的記錄也讀到了。美臺條約既然是一年後終止，那麼一年之內是否仍然有效呢？並提出：在「終止」期以前的一年裏，美國不應該再向臺灣出售武器。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夠理解對臺軍售問題是何等重要。強調：對臺出售武器會破壞中國的和平統一。如果美國向臺灣出售大量武器，蔣經國就會把尾巴翹得高高的，這只會增加衝突的危險性。
  12月15日，鄧小平在與伍德科克會談時，聽取了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保留向臺灣出售防禦性武器的權利的說明後，明確指出：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不要影響中國採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設置障礙，最終只能導致武力解決。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452-453頁）
  鄧小平在談判最後15個小時的決斷
  在加快談判進程階段，美方的策略是逐漸表明立場，先解決一些容易達成協議的問題，然後再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
  但是，雙方在一涉及到最棘手的具體問題，即美國對臺軍售問題時，就無法達成一致。這個問題在1978年10月初黃華外長參加聯合國大會時，曾對萬斯坦率地說過，如果美方堅持在建交後繼續對臺軍售，就會危及正常化談判，中方可能撤出談判。10月11日，卡特召見回國述職的伍德科克，要他對談判作出評估。伍德科克建議不要再在談判中討論對臺軍售問題，而是直接向中方提出建交公報稿，以避免美國國會干擾而日久生變（中美建交談判是一直背著國會進行的）。在場的布熱津斯基等官員也都贊成。
  1978年11月2日，鄧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根據四個月來黃華同伍德科克商談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的情況，和9月19日卡特、10月30日布熱津斯基先後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的談話情況，在發言中指出：看來美方想加快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們也要抓住這個時機。外交部先把對方的具體想法搞清楚，談的時候不要把門關死，同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從經濟意義上講也要加快。（《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417頁）在這裏，鄧小平特地提到了「經濟意義」。一個多月以後，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這個報告高度強調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實際上被視為後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2日，伍德科克向中方提交了美方草擬的建交公報，中方在隨後的一次談判中提出了中方的公報稿。12月12日下午，布熱津斯基等美國官員準備正常化的最後公報稿。傍晚，卡特來到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辦公室，再次逐行審閱。這份公報稿隨後傳給北京的伍德科克。12月13日，鄧小平在與伍德科克會談時，伍德科克首先將此公報稿交給了中國方面。鄧小平當即要翻譯施燕華口頭譯成中文讀給他聽。
  華盛頓時間1978年12月14日上午，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柴澤民來到白宮拜會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問他，對於美中建交一事，北京方面有沒有什麼最新消息？柴澤民回答，沒有什麼新消息，建交工作一切順利，特別是因為美國已經同意，停止向臺灣地區出售武器。柴澤民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他清楚，雙方在談判過程中中方一直堅持美方在建交後應停止對臺軍售。
  布熱津斯基立刻感到情況不對頭。他誤認為在建交談判中，雙方達成的意見是這樣的：美臺防禦條約將在一年後自然終止，在此之前的一年裏，美國照舊向臺灣出售武器。但一年之後，美國可以向臺灣出售防禦性武器。布熱津斯基非常清楚美國國內的政治情況，即如果完全停止對臺軍售，國會是決然不會同意總統實現對華關係正常化的。布熱津斯基隨即向伍德科克發出詳細指示，要求伍德科克再次向中國領導人「澄清」這個問題。此時，距離雙方預定的公佈中美建交消息的時刻只有15個小時了！
  1978年12月15日下午鄧小平與伍德科克的最後一次談判，是應當時伍德科克緊急求見進行的。當時伍德科克心裏直打鼓：美中建交成與不成，就取決於今天這個傍晚了。
  參加這次談判的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長朱啟禎（建交後曾任駐美大使），翻譯施燕華和擔任記錄的廉正保，後來都談到了他們在這個重要時刻的經歷。
  朱啟禎的經歷是新華社記者錢江採訪而成的。錢江在2004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鄧小平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重大貢獻》一文，文中寫道：
  「距離預定的公佈中美建交消息只有15個小時了。12月15日下午4時，鄧小平再次接見了要求緊急會見的伍德科克，原來他奉命『澄清』立場：美國政府在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前一年是『暫停』而非『永久』停止售臺武器。」
  「聽完這個陳述，鄧小平震怒了，猛地拍了一下沙發的扶手，大聲說：『我們不同意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
  「鄧小平的話不多，但此刻出言滔滔不絕，一氣呵成，又充滿了邏輯性。他嚴厲地批駁美方觀點，指出如果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是發出了錯誤資訊。鄧小平說：『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不要影響中國爭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設置障礙。』」
  「然而，鄧小平運籌帷幄，以戰略家的宏偉氣魄，決定不讓對臺軍售問題阻擋中美建交的大局而留待日後解決。他同意『按原計畫進行』，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在中美建交談判最後3天中，鄧小平4次會見伍德科克，後來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朱啟禎都在座。朱啟禎說，鄧小平同志在中美建交的關鍵時刻一錘定音，典型地體現了他的工作特點。他舉重若輕，並不特別留意於細節，卻總是在最困難的時候親自解決最困難的問題，在關鍵時刻果斷地下定決心。」
  後來擔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的施燕華不但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而且還參加了此後的「8·17」公報的談判。2007年9月17日上午，她做客中國網「中國訪談」，回顧她的經歷和感受：
  「第三天（即15日），他（指伍德科克）又來了，說要廢除、停止，但是不妨礙美國還是向臺灣賣武器。這個時候鄧小平很厲害，說這個不行，你們美國賣武器，我們是很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但是美國要賣武器給臺灣的話，那就給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設置了障礙，最終就可能導致用武力解決。就是說，這個是跟你的原意相違背的，他天天在說，我們希望臺灣兩岸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但你賣武器是幹嗎的，所以講的很清楚。當時，為了能夠把這些大事解決，有利於整個的改革開放大局，鄧小平說，好吧，這個問題還可以以後討論，但是起碼你在79年這一年裏面要停止，你不要賣。以後時間到了，我們再討論解決。所以就這樣有了後來『8·17』公報，關於售臺武器的公報。」
  「現在回顧起來，這步棋是很漂亮的，和美國的問題解決了，後來美國也承諾逐漸減少。這樣對我們改革開放，特別是開放來說，就鋪平了道路。後來同美國發展關係很快，貿易額都很多。」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2019年1月4日，《參考消息》在《外交官回眸中美建交40周年：見證中美建交艱辛談判歷程》的欄目下刊登了廉正保的文章。文章寫道：
  「12月15日下午，鄧小平再次會見伍德科克，雙方就美售臺武器問題進行具體商談。鄧小平對美國頑固堅持在建交後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了堅決的反對。」
  「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展現了大國領袖風範和博大胸懷，運籌帷幄，以戰略家的宏偉氣魄，果斷決定不讓美售臺武器問題影響中美建交的大局，同意『按原計畫進行』，實現關係正常化，美售臺武器問題留待建交以後繼續討論解決。」
  「我參加了上述所有會談和會見，記錄和見證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
  在這裏還要補充一下柴澤民的看法。他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過程中，鄧小平始終駕馭著局勢的發展，他總是從長遠的政治和戰略觀點來看問題。當機會出現的時候，他能當機立斷抓住機會，把中美關係推進一大步，處理問題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當談判到了關鍵的時刻，需要做出一點妥協的時候，他又能夠及時提出這次會談先避開售臺武器問題，留待以後來解決。」
  這幾位當年的親身經歷者，見證者，無不為鄧小平的戰略眼光和果斷決策而折服。
  當年參加中美建交談判的還有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其子章百家曾擔任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是中國外交史專家。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他寫道：「鄧小平曾說過，對外開放就是對美國開放，對美國不開放對誰開放都沒有用。假如不是毛澤東把中美關係這個扣給解開了，由後來的領導人來解這個扣要困難得多，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也就沒有那麼容易。」
  1980年鄧小平在會見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時指出：「中國方面，從毛主席、周總理在世的時候就下決心同美國改善關係，這不是從策略上考慮的，而是從戰略上考慮的。現在，我們總的對外政策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生前制定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618頁）
  鄧小平在談判最後關鍵的15個小時作出的決斷，體現了他的戰略遠見，展現了他既堅持原則立場不動搖，在解決具體問題中又能採取靈活的策略，既堅決維護了國家利益，又有效地推動了中美關係向前發展。可以說是果斷地準確地抓住了戰略機遇期。這些，對於我們今天如何處理中美關係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019年1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王岐山在紀念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會上的致辭，他說：「鄧小平同志當年曾強調，隨著時間的推移，中美建交對於發展兩國關係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深遠影響，必將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來。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富有遠見的判斷。當前，中美關係已成為當今世界最具潛力、最有重要影響的雙邊關係之一。」
  卡特一直為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完成了與中國建交這件事感到自豪。2009年中美建交30周年之際，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與中國建交是我作為美國總統做出的最正確、最英明的決定。」2011年在談到關於對臺軍售問題時，他說：「我曾公開說過，也在文章中寫過，目前的對臺軍售與我當初代表美國作出的承諾有所違背。我曾私下與幾位總統談及我的感受。」（見《財經》2011年第29期）2018年最後一天，卡特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紀念美中兩國建交40周年。文章寫道：「40年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我，協力促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正常化，結束了兩國持續30年的對立狀態。這造就一個時代——以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為其特徵。中國經濟驚人的增長，疊加了與美國經濟的持續交融，使兩國成為全球繁榮的引擎。兩國科學與文化交流蓬勃發展，美國亦成為中國學者、遊客的首選海外目的地。這一關係得以維繫40年，足以證明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國家，有能力為更偉大的價值而攜手合作。然而，上述至關重要的關係如今卻面臨困難。」「在這樣的敏感時刻，誤解、誤判，或者在臺灣海峽和南中國海等地區未能恪守審慎制定的交往規則，都可能令事態升級為軍事衝突，從而造成全球性的災難。」
  卡特在這裏提到的「誤解、誤判」，是中國方面一直反復強調要避免的。中國的發展，也是一直在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相信中美兩國政府和人民，最終會在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不斷消除「誤解、誤判」，攜手共進。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