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隊伍的組建，始於全國抗戰開始不久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國際宣傳組（武漢），中間經過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組（重慶）、中央軍委外事組（延安）、軍調處執行部（北平）、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員會（南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終於中共中央外事組（山西臨縣一河北平山縣一北平市），最後以中央外事組為基礎組成新中國的外交隊伍。
  中共中央長江局國際宣傳組
  （1937年12月18日至1938年12月22日）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就有在長江流域設立中央派出機構和黨的領導機關的設想。洛川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於8月2日決定成立「長江沿岸委員會”。
  12月13日，南京淪陷。國民黨政府機關大部分遷到武漢，武漢成為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周恩來、王明（陳紹禹）等在武漢組織中共中央長江局，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為工作便利起見，決定將兩個組織合併，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中共中央長江局。
  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外事戰線上的同志們在周恩來帶領下，於12月在長江局國際宣傳委員會內設立了國際宣傳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王炳南、章漢夫、王安娜、許孟雄等做具體工作。
  長江局國際宣傳組是中共歷史上開展國際交往的第一個窗口，其活動為中共事工作譜寫了新篇章，打破了國民黨對外事工作的壟斷，為此後開展外事工作打下了基礎。
  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組
  （1939年4月至1946年5月2日）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長江局撤離漢口前往重慶。
  1939年1月16日，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同年4月，南方局正式成立對外宣傳小組。
  1940年12月，南方局對外宣傳小組改稱外事組，組長王炳南，這是黨的一支比較穩定的外事工作隊伍。南方局外事組的工作一直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外事宣傳使不少外國記者對延安的關注日增。龔澎作為中共第一位女新聞發言人發揮了作用。1943年11月，美國記者福爾曼率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赴延安采訪的要求。隨後，在華外國記者掀起了「赴延安考察」的熱潮。經南方局外事組全力推動，在南方局外事組成員、《新華日報》記者龔澎等陪同下，美聯社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記者夏南漢神父、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等外國記者與中國記者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於1944年6月9日到達延安。
  在延安的歡迎晩會上，愛潑斯坦代表外國記者講話，稱這次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是「把一座被關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一個縫隙，使光線透進來。儘管這個縫隙很小，但再要強制地關閉，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接見了他們並與他們進行了友好談話。
  通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感性認識，福爾曼寫了《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導》，斯坦因寫了《紅色中國的挑戰》《8600萬人民隨著他的道路前進》，武道寫了《我從陝北回來》，這些文章起到了較好的宣傳作用。愛潑斯坦寫了很多文章，稱「中共建立的根據地是中國希望之所在”。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勝利到訪，使中共得以突破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封鎖和誤導，將延安真實面貌展現給世人，從而爭取了國際輿論對中共及其抗日民主事業的全面準確認識與理解乃至同情、支持，為延安的對外交往和衝破封鎖打開了局面。
  中央軍委外事組
  （1944年7月22日至1947年4月11日）
  194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為接待美軍觀察組決定設立中央軍委外事組，由中央軍委參謀長葉劍英負責接待，楊尚昆協助葉劍英工作。在與美方人員接觸時，楊尚昆以中央軍委秘書長的名義出面。
  為做好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工作，周恩來於1944年8月18日起草並發岀《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這是中共中央第一份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許多外交原則影響至今。《指示》明確指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新民主主義中國有初步認識後由初步接觸的開始。因此，不應該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幵始。」接待美軍觀察組，中共開創了外事工作的歷史。
  通過接待美軍觀察組，在中國共產黨與美國之間建立了一個相互溝通的管道，幵始了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正式接觸和合作的歷史。此後，在延安和重慶、北平之間開始有定期飛機往來，各界人士有更多的機會到解放區去，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便是其中之一。毛澤東接見斯特朗併發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談話，就是由馬海德擔任翻譯的。
  1945年4月，聯合國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制憲會議，中共代表董必武（秘書陳家康、記者章漢夫）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了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聯合國憲章》上莊嚴簽字。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為正式成員出席國際會議，給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平軍調處執行部
  （1946年1月10日至1947年2月21日）
  1945年12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啟程赴華調停國共衝突。馬歇爾抵華後，促成三方成立了一個由國民黨代表、共產黨代表、美方代表組成的負責進行軍事調停的”三人委員會”。美國代表是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先是張群，後改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軍調處三方人員配備：美方125人，國民黨125人,共產黨125人。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相關檔。
  北平軍調部從成立到被撤銷，雖然僅歷時1年多，但是軍調部中的中共方面各工作委員會、處負責人，各執行小組的中共人員卻得到了很好鍛煉。特別是有了美國人的參加「助興」，軍調部內各執行小組的各種交涉實際上成了模擬外交談判，無形之中給大家帶來一次又一次「熱身”的絕佳機會，使他們在實際鬥爭中增長了外交才幹。
  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1947年1月29日，美國發佈公告宣佈結束與三人小組及北平軍調部的關係。
  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員會
  （1946年5月3日至1947年3月）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
  周恩來、王炳南、章文晉乘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專機由重慶抵達南京。周恩來建議，把外事組改名為外事委員會。中共代表團對外代表黨中央同國民黨政府和美國代表談判。
  8月6日晚，周恩來、王炳南應邀到美國駐華大使館與司徒雷登晤談。這次談話雙方分歧很大，但氣氛友好，會談中還共進晚餐，一直談到深夜。
  8日，中共中央對周恩來、王炳南會晤司徒雷登談話情況報告的批復是：蔣之「五條」絕對不能接受，一條也不行；各解放區正在動員全力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9月16日，王炳南會晤馬歇爾，向馬歇爾談了國內戰局的嚴重情況，指出內戰在繼續擴大，已有席捲全中國的趨勢，並催促迅速舉行三人小組會議商討停戰問題。馬歇爾感歎地說：「目前召開三人會議，沒有任何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其結果只能使三人會議進一步喪失威信。」
  會見之後，王炳南離開馬歇爾官邸，按慣例去會見司徒雷登，告知周恩來備忘錄中所提的要求。由於蔣介石的反共本性和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多次會談和交涉均以失敗告終。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1947年5月6日至1949年8月）
  1947年5月1日，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喬冠華任社長，蕭賢法任副社長。工作人員共15人，有譚幹、楊奇、李沖、黃作梅等。分社的任務是負責處理解放區與港英當局之間的各種事務，建立中共與海外溝通的橋梁。其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領導下開展工作。
  5月6日，中央決定在香港設立中央分局，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方方任書記，林平任副書記。香港分局下設3個委員會：香港工作委員會、城市工作委員會和農村工作委員會。香港工委由章漢夫任書記，連貫任副書記。常委4人章漢夫、連貫、許滌新、喬冠華。委員13人，有龔澎、胡繩、廖承志、馮乃超、劉寧一、蘇惠等。1949年3月又增加了潘漢年、廖沫沙、夏衍、邵荃麟等。香港分局負責各種交涉、聯絡、調研等事務，同時還創辦英文雜誌《中國文摘》，這本雜誌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從1949年起，分局的一大任務是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到內地，例如沈鈞儒、蔡廷錯、章伯鈞等就是由香港分局的人護送的。分局共護送了20批350人先到華北和東北解放區,他們後到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政壇上春風浩蕩。
  中共中央外事組
  （1947年5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
  1947年5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組在山西臨縣三交鎮正式成立。外事組組長由葉劍英兼任，副組長由王炳南擔任。中央外事組下設研究、編譯和新聞三個處。
  7月12日，周恩來在給王炳南的信中指示：你們應以三分之一的人數編譯書籍，三分之一的人數輪流參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數做一般工作。這種三三制是在培養和鍛煉外事幹部這個問題上走自己的路。他要求山西的外事組，香港、哈爾濱的同志承擔一些調研任務，著重研究美國。外事組立即派出一批同志，由薛子正、王炳南、黃華帶隊，其中黃華到河北省阜平縣細溝村參加土改，王光美等赴晉綏邊區參加土改。留下的同志努力編譯和調研，出了許多成果。
  河北平山西柏坡 1948年3月，中央外事組遷至西柏坡柏裏村，主任改由周恩來兼任。
  此時戰局已有較大變化。毛澤東率領的中央前委自1947年3月離開延安，經過一年多的轉戰，1948年5月27日終於到達西柏坡。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後委實行三委合併,西柏坡成為領導全國革命活動的指揮中心。
  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中央外事組一邊參加土改一邊工作,為新中國的成立積蓄著外事力量。由於條件艱苦，對待國際問題主要通過收聽中外文廣播，編輯兩種新聞稿,供中央領導同志參考。當時，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負責收聽外國新聞廣播，並記錄下來翻譯好，董越千負責審稿、定稿，劉文仲負責刻鋼板、油印，每天出兩種。他們編寫了《美國手冊》，翻譯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政協及三人會議談判的材料由章文晉、陳浩兩同志整理成一份有系統的檔案。整理時有意見提出來，不怕提出反面意見，這對於今後的國際鬥爭大有裨益。
  1949年1月，解放後的天津成了新中國外事幹部的集散地。
  中央統戰部的章漢夫，外事組的黃華、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晉、馬牧鳴、淩青，解放區救濟總署的楊公素……這些後來蜚聲中外的外交官陸續到達天津。
  1948年春，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英、蘇、法等一些外國政府先後通過一些管道向我們試探，表示願與我們建立某種形式的外交關係。毛澤東、周恩來也在這時開始從建立新國家的角度考慮對外關係問題。
  5月，中共中央秘密訪蘇代表團正式組成。代表團團長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劉少奇；主要成員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書記高崗和候補中央委員、後來任新中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的王稼祥。
  6月21日至8月14日,劉少奇率領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這是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一次極為重要的外事活動。它適應了新中國在誕生之初立足於世界的需要。
  （李星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