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Tom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而此行的目的，是為瑞福來在東盟國家中找到一個合適的海外生產基地。已經吸引了三星等大企業「常駐」的北越，闖入他的眼簾，成為市場考察單上的最佳選擇。
  於是，搖身變為瑞福來越南生產基地負責人的Tom，最終在越南北寧省駐紮下來。握著當初在深圳辦台資企業的經驗，他嘗試在新市場中招兵買馬，開拓土壤。一紮根，即是五年。
  這幾乎可以概括為越南過去幾年間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的外資企業在越南生根發芽，產銷兩旺，托舉起了越南各項亮眼的經濟指標。
  根據今年3月29日越南統計局公佈的第一季度經濟數據，越南第一季度經濟同比增長5.66%，其中商品出口總額達到930.6億美元，同比增長17%，貿易順差達到80.8億美元。而截至今年3月20日，第一季度外商對越投資總額達到61億美元，同比增長13.4%。
  當然，2022年的經濟增長率更常被提及：8%。
  這個數字，才是普羅大眾正視越南的開始。而8%背後的引擎，依然是大量流入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以及當年相當於經濟總量逾90%的出口額。
  外資、外企與外貿，正在構成今時今日的越南經濟故事。
  東盟版初代深圳
  「很像剛處於製造業和經濟發展起步階段的深圳。」被問及2019年時對越南的初印象，某中資企業越南生產基地負責人張振，幾乎沒有猶豫地答道。
  雨後春筍般在越南土地上瘋狂「長」出來的工業區，與工業區中如富士康、佳能、三星等大型外資企業的招牌，似乎都在告訴他，不要小看這片土地的未來發展。更何況，2024年他所在的工業區，已經沒有任何多餘廠房可供購買。
  他朋友圈中的越南當地政府工作人員，頻繁到深圳、東莞、惠州等地出差。「你猜他們是去幹什麼？肯定是去學習經驗。」
  「幾乎可以用搶（廠房）來形容。」張振補充道。
  另一個讓張振「如見故人」的關鍵證據是，他朋友圈中的越南當地政府工作人員，頻繁到深圳、東莞、惠州等地出差。「你猜他們是去幹什麼？肯定是去學習經驗。」
  2000年左右曾在深圳辦台資企業的Tom深有同感—處於迅速推進城鎮化階段的越南，有大批為了更高收入而「進城」的勞動力，但專業技術水準不高，企業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對其培訓。而渴求發展的越南政府單位，其對外資的反應也與當初的深圳幾乎無二。
  諸如此類的證據，與今日深圳的盛況，勾著許許多多的外國投資者期待進入越南，尤其是進入加工製造業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一個「熱」字，足以形容今日的越南市場，而越南人生活水平正在實打實地上漲。
  2019年，張振來到新組建好的越南辦公室時，越南本地員工中，還沒有一個人買得起小轎車。「越南對車的關稅很高，比如一輛在中國也就20萬元的車，在越南要35萬元以上。但是5年過去了，我辦公室裏的人沒有變，現在（整個辦公室）有了七八部小轎車了。」
  而市場信心的體現，既在於翻譯職業於越南愈發火熱，也在於越南水漲船高的廠房價格和人工成本。
  Tom更願意用「瘋漲」來形容。五年時間，他所在的三星一級供應商工業區，其廠房租金價格已經從當初的3.5美元/平方，漲到了4.8～5美元/平方。「（現在）在深圳關內都不需要這樣的價格。」從事電子行業的Tom苦笑。
  同樣不可小覷的，是越南飛速增長的人力成本。2016年底，森大越南公司（背後是廣州森榮手袋公司）總經理葉國安在越南招聘一線員工，平均人力成本幾乎是廣州的1/5，大約1000元人民幣每月。「現在（2024年）人力成本在3000元左右，而同期中國國內一線員工，成本仍然在6000元上下。」
  作為紮根多年的越南外企，它們多少對「漲」有些無奈，卻也不得不承認，即便加上供應鏈額外成本與貨運費用，在越南設廠仍具備不俗的優勢。
  這個優勢，與越南現如今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有關。
  反而是機遇
  有趣的是，絕大多數在越南投資設廠的外資企業，此刻都不約而同將越南放在產業鏈中的「加工組裝」環節，材料選擇進口，成品選擇出口。產業鏈兩頭在外，既是一種經濟狀態，也是一種政治回饋。
  東南亞地區地理位置與國際地位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恰好處於中美兩國競爭的「裂縫」之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幾乎是兩面的—東南亞國家需要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進行制衡，也想要域內大國中國的經濟輻射。並且，東南亞國家不樂於過多地捲入大國競爭中。
  是選邊站還是維持大國平衡，一直是被拿來考驗東南亞國家的關鍵問題。而它們也在多次與兩國的交鋒中，發明出一套算得上可行的解法：把是與否的問題細化，在具體如技術、金融與安全的議題上做出選擇，保持綜合平衡。越南，當然不例外。
  一種與兩國既近又遠的距離，恰好拓寬越南的生存空間。而這樣的生存空間，是眾多外資企業都看重的。尤其在特朗普2017年上臺之後，企業在中國外尋找第二個選擇，似乎是順應潮流。
  「年底我們就嗅到味道，特朗普上臺後一直找中國的麻煩，恐嚇說要發動制裁。我們內部討論，依照美國過去對日本和中國香港、臺灣的做法，判斷美國基本上會發動，於是啟動了對東南亞的考察計畫。」這是Tom在2018年底，踏遍東南亞進行商務考察的原因。
  事實也是，貿易戰打響之後，無論是Tom、張振還是葉國安，都面臨著高達25%的懲罰性關稅。這意味著，如果他們的客戶仍然向中國工廠下訂單，那麼客戶則需要向美國海關多繳納25%的稅費。此時的客戶一般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把稅費通過壓價的方式轉移到工廠方，另一個是放棄下訂，將訂單轉移到東南亞，直接或變相要求工廠轉移至東南亞。
  更何況，早在2016年，葉國安就已經無法在廣州招到相對年輕的熟練工人。「我們意識到，可能等到（目前的）這批工人到40歲、45歲時，十年之內就會出現沒有工人可用的狀態。而且，對國際關係的擔憂，其實一直存在。」
  優勢此刻顯現—越南勞動力豐富，人力成本相對低，能避開「政治風險」同時避稅；無論是海運還是陸運，貨品從中國運到北越生產基地的時間，約莫要一個星期。也就是說，新建的越南工廠，依然能夠倚靠中國的供應鏈。
  無論是海運還是陸運，貨品從中國運到北越生產基地的時間，約莫要一個星期。也就是說，新建的越南工廠，依然能夠倚靠中國的供應鏈。
  大量稍有實力的企業，為此選擇轉移到越南建廠，其中不乏為了更貼近客戶而來的企業。在越南從事對美傢俱出口的茶梅就觀察到，他們合作了很久的薄片供應商，也在2024年初完成了向越南的轉移。
  「我們就是一顆釘子」
  越南深知自己的優勢，於是向這些前來尋求利潤空間的外資企業，提出了一些本地化要求，比如產業鏈與雇員的本地化比例。這無可厚非。
  有關外國雇員的比例，越南政府並沒有明文規定，用「慣例」來形容更加合適。因此，這個比例在Tom的理解裏大約是1%到2%，在張振的角度則大約是5%，紅線是不超過10%。「具體要看移民局怎麼批。」Tom解釋道。
  不管比例究竟如何，事實是，在他們200～300個人的工廠裏，中國雇員的數量兩只手都數得過來，且中國雇員大多數是企業骨幹和研發部門的技術人員。
  有明文規定的，則是產業鏈中本地供應商的比例—至少需要達到30%，越南政府才會給相應的企業頒發產地證，有了產地證才能在出口產品時避開關稅。「通常情況下，我們會達到35%。」張振補充道。
  反過來說，越南政府的「硬性」要求其實暴露問題—這些馳騁在越南市場，推動越南進出口貿易的外資企業們，仍然依賴外部的供應鏈，尤其是中國的供應鏈。
  對於企業主而言，如果能在當地採購到合適的原料，其實最好不過，這至少降低了物流費用，也縮短了交貨時間。然而一個問題是，大量企業所需的零部件和原料，企業主們並不能在越南本地找到相應的、符合品質標準且價格合適的供應商—一部分越南企業做不出來，一部分越南企業不願意投入去做。
  說到這裏，Tom也非常無奈：「我們就是一顆釘子，卡在中間，外國客人作為錘子一直往下敲打我們壓價—單價不能漲，你愛做不做。我們也只能向下面的木頭打，可是越南本地企業能釘得下去多少？從電子零件來說，除了中國就是馬來西亞和印尼，越南本地沒有做這些通用型電子原物料，我是不是得依賴進口？」
  無論是Tom需要的、附帶有環保要求的PCB板，還是葉國安需要的環保再生料，他們都無法「仰仗」越南本地企業，甚至葉國安還曾與他的供應商溝通，希望供應商能夠到越南去發展。
  「比如說包裝充電機的彩盒，我們之前也嘗試找越南本土企業來做，但顏色始終調不好，影響了出貨，幾次後我們也不敢找本地企業來做了，我只能找到中資企業來做—他們的技術人員是中國人，顏色調出來，沒有任何問題。」張振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越南本地的供應鏈情況。
  於是，在張振的供應鏈條中，有60%～70%的原輔料需要從中國進口，而越南本土的供應商中又有七到八成都是中資企業。而且，本土供應商中的中國與越南供應商，在供應鏈中參與的角色也不一樣：「本土的越南企業會參與相對簡單、沒有太多技術難度的部分，而本土的中國供應商會涉及技術難度更大的部分。」
  也就是說，一種可能是，儘管符合了30%的供應鏈本土化，在其中支撐這些越南外資企業運轉的，大部分依然是中國方面的供應商。
  產業鏈中本地供應商的比例—至少需要達到30%，越南政府才會給相應的企業頒發產地證，有了產地證才能在出口產品時避開關稅。「通常情況下，我們會達到35%。」張振補充道。
  儘管在近5到6年中，企業主們的確多感覺越南的供應鏈向好，但更新速度仍十分緩慢。「慢慢能生產原輔料周邊一些小配件和小材料了，但主要的品類還是沒解決。」葉國安認為，用「好一點，但不明顯」來形容越南本地供應鏈的發展，更加準確。
  這也證明了，當下作為越南經濟支柱而存在的製造業，其本地水準卻仍然不足。「所以（越南）叫生產基地。」葉國安總結道。
  十年
  提到越南的發展前景，張振反問道：「現在的越南非常像21世紀初的深圳，我們現在把時間往回撥20年，你認為越南還有沒有發展空間？」
  停頓一秒後，他又自己答道：「我認為至少還有10年。但根據供應鏈的情況，10年內越南『組裝的地位應該無法改變。」
  10這個數字，同樣出現在Tom的預估中，但他對越南整體投資環境的擔憂明顯更多些。「5～10年。」Tom給了這樣一個答案。
  「越南只會發展得比（當初的）深圳和東莞快，因為許多企業家會把深圳、東莞的經驗導入。」其實Tom就是運用了過去的經驗、在越南少走了許多彎路的那一批人。「可是發展得太快，對於企業來說，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最後只會泡沫化。」他說。
  於是，對於現在中國互聯網上十分流行的「越南熱」，已經在越南生活了5年的Tom非常謹慎。他贊同越南快速的發展，也贊同越來越多新建的工業區正預示著越南的經濟活力，但同時提到現有的低價惡性競爭和盲目擴張工業區所帶來的風險。
  因為「越南熱」，大量外資企業湧入越南，卻也因飆升的土地和廠房價格、嚴格的消防要求，在起步時就背負著繁重的成本負擔。
  「它們（新到越南的企業）現在很大手筆，上來就是買上萬平米的廠房，但剛來沒有訂單，為了工廠能夠活，只要夠付工人工錢，甚至賠一點也願意做。」Tom直言，步入2023年第三季度後，已經有不少客人借此向他壓價。
  葉國安在提到供應商應客戶要求，到越南發展的意願強烈時，也同時提道：「隨遷過來的供應商很多，但做得好不好就得看業務構成是否健康。如果只依賴於一兩個客戶或者單一行業，那麼就有可能出現停工停產的情況。」
  極重的資產投入與手頭訂單的數量，分別壓在「於越南生存」這一天平的兩端。兩者的對比決定著企業的生死，或許，也決定著越南經濟的波峰與穀底。畢竟，一旦訂單不飽和，這些外資廠商只能撤出越南。
  一組直觀的數據對比是，根據越南計畫與投資部商業登記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越南新設立企業近16萬家，但全年退出市場的企業卻達到了17.25萬家。
  相比於漂亮的出口成績，這無疑是越南經濟的晦暗面。
  黎明還是夜？
  當供應鏈無法完整本地化，以及外資供應商進入又退出越南市場的事實擺在面前時，張振和Tom都思考了未來越南能否全面「複製」、承接中國產業鏈的問題。
  很快他們得出答案：不能。這也最終指向了他們的另外一個答案：越南難以完全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因為資源稟賦、勞動力儲備以及教育文化水準的差異，中短期內無法被忽視。
  2023年越南新設立企業近16萬家，但全年退出市場的企業卻達到了17.25萬家。相比於漂亮的出口成績，這無疑是越南經濟的晦暗面。
  「一個是越南沒有那麼大的國土面積，去承接那麼多的製造業供應鏈廠商，一個是基礎設施達不到要求，尤其是交通和電力達不到完全承接的範圍。比如，鋪設這麼多供應鏈出來需要10噸水，可是整個國家也只有5噸，那怎麼樣也滿足不了。」張振解釋了自己的想法。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當許多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因看重越南廉價的人力成本而來到越南時，這個人口剛剛破億的國家，到底能接受多少個需要合格勞動力的大型企業？
  儘管如此，無論是Tom還是張振，都還是決定繼續在越南深耕。畢竟，五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他們已經在越南站穩腳跟，有穩定的團隊、穩定的物流、穩定的訂單來源。甚至，擴大生產近在眼前。
  關鍵的原因也還在於，越南如今還是能避開美國對華加征的25%的關稅，其飛漲後的人工成本對比起中國國內情況，仍然具備一定的價格優勢。東南亞國家中，目前似乎還沒有比越南更好的選擇。
  當然，越南政府也的確下了許多功夫。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3月底越南更換國家元首的舉動。從Tom的視角來看，甚至不需要討論主席的職位變動，近兩年來各部會級、各省首長的替換，已經能夠說明越南政府已經在內政治理和反貪腐上做了不少努力—這對企業，尤其是與當地存在一定差異的外企來說，自然是一個利好。更別提，如今的越南政府還在積極推動吸引外資。
  不過，比起越南內部的政治環境，美國對越南的政策走勢或許對這部分企業的影響更大些。他們早年因緊張的國際關係而來，一旦政治環境緊縮，隨時離開也是有可能的。
  其中，最大的變動因素，便是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如果特朗普再度當選總統，誰也無法預估商人風格的他是否會再度加征關稅，以及，在越南承接產業卻仍連接著中國供應鏈的事實盡人皆知的前提下，其會否對倚重外資的越南有所動作。
  越南，還在等待它的命運，希望不只是等待。
  （賴逸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