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隱蔽鬥爭史上，中央特科曾下轄過一支由神槍手組成的特別行動隊——「紅隊」。紅隊的產生，是敵人的屠刀逼出來的，是共產黨人擦幹了身上的血跡，掩埋了戰友的屍體，以革命的「紅色恐怖」奮起反擊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一把利器。紅隊靠4支手槍起家，在與敵人的殊死暗戰中打出了赫赫威名，成為特務和叛徒聞風喪膽的隱蔽「鐵軍」。
  應時而生，從「打狗隊」到紅隊
  紅隊是中央特科的直屬行動隊，其前身卻比中央特科早成立了近兩年。
  1925年5月30日，中共領導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在上海爆發，帝國主義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為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中共領導上海22萬工人於6月1日開始了總罷工。為破壞罷工，租界當局、資本家勾結軍閥大肆收買流氓、工賊，誘捕、殘害罷工領導人和工會負責人。至同年底，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等人被捕犧牲，對罷工秩序和基層組織運行造成嚴重危害。
  為維持罷工秩序、制止敵人破壞，上海各工會系統紛紛選拔優秀党團員組成工人糾察隊。中央特科元老陳養山回憶說：「我們從工人糾察隊中選拔少數會打槍的同志，擔負鎮壓流氓、工賊的工作。我們幹掉這些作惡多端的人……反擊了敵人的陰謀，鞏固了罷工鬥爭。」
  在此背景下，1925年12月前後，中共上海市滬西區委先行一步，在區委書記王炎夏領導下，薑維新、李劍如、劉懷青、陶議、王四王三兄弟、謝德金、楊福林等組成「打狗隊」，經區委批准幹掉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工賊、流氓、包打聽，聲勢日大，行動區域逐漸擴至浦東、滬東。後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為起義勝利發揮了骨幹作用。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打狗隊」骨幹成員隨黨中央轉移武漢。5月周恩來出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即在軍事部下設特務科。「打狗隊」骨幹被充實到特務科保衛股和特務股。保衛股擁有60多人的衛隊，專門負責中央領導和蘇聯顧問的安全警衛；特務股負責鎮壓特務叛徒。在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中，汪精衛叫囂「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瘋狂捕殺共產黨人。得益於「打狗隊」的護衛與反制，中央領導機關和組織基本未受損失，成功防止了反革命屠殺。其間，保衛股衛隊專門挑選李劍如等30人乘坐汽車，經河南、陝西、內蒙古，過蒙古，將蘇聯顧問鮑羅廷一路護送回到莫斯科。
  中央軍事部特務科「打狗隊」雖僅存在了3個多月，但為未來紅隊的發展壯大鍛煉了隊伍，培養了骨幹。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身處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遭受嚴重損失，首任書記陳延年、繼任代理書記趙世炎等一批省委領導遭叛徒出賣犧牲，組織機構也遭到嚴重破壞。為防範、反擊特務叛徒的瘋狂殘害，江蘇省委於1927年11月挑選政治堅定、槍法精准、熟悉上海情況的黨員組建「打狗隊」，專門鎮壓特務、叛徒、內奸。
  此前，軍事部特務科所屬「打狗隊」於1927年9月隨中央從武漢遷回上海。於是，上海出現了分屬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的兩支「打狗隊」。中央特科行動科成立後，兩支隊伍指揮不統一、步調不一致的問題日益突出，導致實際工作中出現許多亂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兩支隊伍遂於1928年合併，歸屬中央特科行動科指揮。這才有了後人津津樂道的紅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紅隊成立後，周恩來傾注了大量心血，親自對這支隊伍進行了全面打造，使之成為政治堅定、服從指揮、戰鬥力出眾的隱蔽「鐵軍」。
  嚴格選人用人。中央要求江蘇省委和各根據地從地下黨和紅軍官兵中推薦對黨忠誠、作風正派、身強力壯、機智勇敢、能百步穿楊、有一定對敵鬥爭經驗的優秀党團員。周恩來逐人考察，個別談話，確定人選，同時清除了一批政治上動搖，或有流氓、幫會習氣的不良分子。
  突出政治建隊。早在滬西「打狗隊」建隊時，對人員的政治要求就很高，必須是優秀党團員。紅隊成立後，周恩來更是高度重視隊伍建設的政治方向，每逢訓練班都會安排思想政治課。他與羅亦農、惲代英等中央領導親自為紅隊作政治報告。陳養山回憶說，正是通過聆聽這些報告，進一步堅定了革命信念。
  江蘇省委組建「打狗隊」時，專門指派南京地委原書記黃逸峰為政治指導員。王若飛代表省委與黃逸峰談話時強調：「這個隊的成員儘管都是黨員，但如果思想教育抓得不緊，掌握了武裝還可能出亂子。你的任務是做好隊員的思想政治工作。」
  全面訓練技能。1928年春，中央特科專門舉辦了為期20天的秘密工作訓練班，包括紅隊在內的特科絕大多數人員參加了培訓。周恩來、陳賡等為訓練班授課，內容包括秘密工作技術訓練和秘密工作紀律教育，以及怎樣做秘密工作，怎樣堅持白區鬥爭，怎樣保衛自己、打擊敵人，等等。1930年，紅隊又一次舉辦短期訓練班，課目包括熟悉敵人警憲特機構和流氓幫會情況，熟悉上海街道里弄的名稱、路線和居民住宅情況，學習化裝術、密碼破譯、用隱顯藥水密寫。為練就精准的槍法，紅隊經常專門租船駛出吳淞口，行至海上練習射擊。
  嚴明工作紀律。周恩來為紅隊制定了嚴格的保密紀律，所有人均單線聯繫，不得向包括親屬在內的任何人透露本職工作。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回憶說：「紅隊雖給予我們偌大的傷害，『紅隊』這個名詞對於我們雖是那樣熟悉，但紅隊究竟是怎麼回事，它的內幕我們卻完全不知，不知是怎樣一個敵人，不知敵人在哪里。要解除敵人對我們的威脅，當然無從談起。」
  周恩來對「打狗」行動作出了明確限定，不搞擴大化，不用恐怖手段。早在滬西「打狗隊」時期，周恩來就曾明確指出：「你們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點不好，你們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們可以中立或爭取他們，要打大的。」紅隊建隊後，周恩來多次強調，只消滅危害黨的特務、叛徒、內奸，不打公開特務和國民黨頭面人物。脫黨分子只要不投敵危害黨，就不用武力制裁。1929年8月，周恩來在給山東臨委的信中強調：「消滅叛徒，原是我黨最後最不得已的辦法。」
  一身江湖習氣、熱衷於打打殺殺的顧順章，一度想以解決經費為名採取綁票行動，還想用幾大箱子炸藥炸死在一品香飯店定期開會的二三十個租界包打聽，均被周恩來堅決制止。
  曾在共產國際與中央特科的工作聯絡中擔任翻譯的蘇聯漢學家、歷史學家郭肇唐，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特科的成就說明，黨避免了冒險主義、恐怖主義行動和輕率，有效地保證了其工作人員的政治覺悟。」
  建立情報來源。中央特科情報科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是紅隊的行動倒逼出來的。情報工作的完整鏈條是獲情、研判、行動。沒有情報，行動就沒有方向和目標。紅隊成立之初，由於缺少及時可靠的情報來源，行動上不能提前防範，只能被動應付；不能先發制人，只能事後懲惡。
  1928年4月情報科成立後，紅隊行動從此有了及時、準確的情報支撐，實現了鋤奸懲惡的「快、准、狠」，完成了多項艱巨任務而未發生問題。徐恩曾曾哀歎：「共產黨對我們的行動瞭解得那麼清楚，真有防不勝防之感。」
  完善裝備配置。紅隊初期只有4支手槍，但就靠這4支手槍「橫衝直撞」，打遍上海灘，令特務叛徒聞風喪膽，巡捕員警不敢干涉。至1929年下半年，紅隊實力發展到頂點，人員增至40餘人，主要武器為各式手槍，必要時可配備長槍、機槍、催淚彈。交通工具主要是無牌無照的自行車和摩托車、小汽車，遇重要行動可出動卡車，裝上一袋袋大米，作為移動掩體開到現場打擊敵人。
  威震上海灘
  「這一連串傷亡，尤其是最後兩案，直接傷害我們派去的總負責人。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是經過周密的計算和佈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次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這是徐恩曾幾十年後在其回憶錄裏寫下的一段話，字裏行間顯露無遺的恐懼與無助，彰顯著紅隊令敵人魂飛魄散的強大威懾力。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叛徒、內奸對黨造成的危害極大。紅隊利劍出鞘，毫不手軟地剷除了一批罪大惡極之徒。以辦喜事燃放鞭炮為掩護，武力制裁了出賣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的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引蛇出洞，處決了叛變投敵後潛回我黨當內奸、出賣平涼路黨的機關的戴冰石。反復偵查，鎮壓了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企圖幫助國民黨誘捕周恩來的叛徒黃第洪。蹲守跟蹤，假扮賣冰棍老人刀斃了向國民黨秘密「自首」後潛回黨內充當敵人密探的陳慰年。周密策劃，擊斃了出賣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楊殷等5人、企圖外逃義大利的叛徒白鑫。毅然闖入敵特重兵佈防的仁濟醫院，在敵人眼皮底下槍決了叛徒熊國華。
  紅隊史上的輝煌戰例之一，是1930年5月保衛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上海安全順利地召開。中央特科當時在赫德路租了一幢四層樓房，偽裝成醫院。一層是中央特科人員假扮的醫生、護士、門房、帳房的「辦公場所」，二層、三層是與會代表住宿的「病房」，四層是會場。陳賡命劉鼎在附近另租了一處房子，遇事可從「醫院」樓頂將人員轉移至劉鼎住處疏散。紅隊全程武裝護衛，有的保護與會代表進出，有的騎自行車在附近巡邏，有的假扮小販望風，有的負責警戒會場防止敵人闖入抓捕，有的負責帶路緊急轉移。當時在中央機關工作的李一氓受命組建臨時家庭，假扮會址房東並參加了會議，而假扮他妹妹的「李一超」就是後來家喻戶曉的東北抗聯女英雄趙一曼。
  據李一氓回憶，來自全國各根據地的近50名代表齊聚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一連開了三天會。會場上不僅高懸起鐮刀斧頭的旗幟，還放聲唱響了《國際歌》。白色恐怖下如此「大張旗鼓」地召開「紅色會議」，沒有中央特科各科的協同保駕尤其是紅隊的強有力護衛，難以想像。
  百密一疏，紅隊也有失手的行動。1929年8月，彭湃、楊殷等人因叛徒白鑫出賣被捕。周恩來命令中央特科調動了會打槍的全部20餘人，在囚車必經處假裝拍電影，準備武裝營救。不承想送武器的三民照相館老闆範夢菊（後叛變）來遲了，且槍支上還塗著一層黃油。待買來煤油擦去黃油，再抹上生髮油，趕到預定地點時，彭、楊等人已被敵人押送到了龍華，後英勇就義。
  堅貞不屈的紅隊隊員
  1934年12月，紅隊最後一任隊長鄺惠安與孟華亭、趙軒、祝金明等骨幹成員被捕。敵人先是對他們酷刑逼供，企圖獲得我黨地下組織情況。鄺惠安等抱定必死的決心，堅不吐實。敵人見此招不靈，轉以高官厚祿誘降，承諾只要寫了「自首書」就能獲釋，可以不安排他們從事反共活動，而讓他們發揮自身特長去對付日本特務和漢奸。鄺惠安等人寧死不降。
  為了拔掉紅隊這顆眼中釘，中統特務處心積慮地收買叛徒，安插內奸，千方百計打探有關紅隊的各種線索，逐步摸清了紅隊主要成員的活動規律。行動時，中統沒有按慣例向租界預告並申請逮捕證，而是突然採取秘密行動，將鄺惠安等人抓捕，事後才通報租界並迅速將這些「共黨要犯」轉移到了國民黨監獄。據徐恩曾回憶，紅隊35人中，有28人被捕。
  原中統上海行動區特務先大啟曾目睹鄺惠安被捕後的不屈表現。據他回憶，面對敵人酷刑逼供，鄺惠安時而痛斥，時而戲弄，時而拒不答話，時而誤導迷惑，令敵人無可奈何。
  電影《東進序曲》男主角黃秉光的原型，原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華中、華東軍區聯絡部部長陳同生，曾於1934年12月被捕入獄，與鄺惠安等人在獄中相遇，後與紅隊骨幹孟華亭被關在同一間牢房。新中國成立後，陳同生在《不倒的紅旗》一書中，動情地回憶了紅隊成員在獄中堅貞不屈的表現。
  鄺惠安等人「都是非常疲倦的樣子，偶然望望我，眼角上帶點微笑，似乎表示並未屈服」。
  孟華亭對陳同生說：「我們的總方向是對的，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勢力，為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方向是正確的。我們走的路線，還要摸索，還要付出代價。」「中國革命確實受了很大損失，白區工作非重新搞起來不行……你們要盡可能保存自己，活下去。」「我們這些人（指中央特科的人）夠判幾個死刑，是沒有活著出去的希望的……敵人想盡一切方法來糟蹋我們的生命，來屈辱我們的精神，我們一定要保持共產黨員的純潔。」
  孟華亭自豪地說：「敵人未從我們嘴裏，取得一點影響黨的秘密組織安全的材料。我們的心，永遠是與黨在一起的。」
  陳同生被這番話感動得落淚，孟華亭當即制止：「記住！無論如何不能在敵人面前滴眼淚，也不要為犧牲的同志傷心。人永遠需要的不是相互憐惜，需要的是相互鼓舞。」
  犧牲前，孟華亭遞給陳同生一張紙條：「為了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嘗盡人間辛苦。我們唯一的心願是，你們要走正確的道路，鬥爭必須繼續，這是我們的唯一遺囑。」
  「老趙（趙軒）臨刑時雙手握拳舉在胸前，向我致意。我明白他的意思：咱們的心永遠應該是堅定的。」
  談到另一名年輕隊員祝金明的獄中表現，孟華亭只用了簡短的5個字「他沒有口供」，卻把紅隊隊員的堅貞不屈描述得淋漓盡致。
  1935年4月，鄺惠安等紅隊主要成員在南京英勇就義。
  紅隊威名遠揚，又鮮為人知；歷史短暫，卻功勳卓著；結局悲壯，但精神永存。紅隊在隱蔽鬥爭的舞臺上悄無聲息地登場，威武雄壯地出演了自己的歷史角色，轟轟烈烈地謝幕，留下了一段永不磨滅的傳奇。
  （秦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