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5日，《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以下簡稱《七十年》）正式出版。全書共9章，48萬字。前五章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部分，後四章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部分，改革開放部分。該書集中共歷史研究諸學者名家之力而成。胡喬木全程指導，並親自修改最後三章，使該書成為既有高度權威性又有一定普及性的黨史讀本，剛出版就發行500多萬冊。此後一直對黨史學習和研究保持著很大影響。
  2016年「七一」前夕，由中組部黨員教育中心主辦的《共產黨員網》在《最好的教科書——『七一』前夕黨史書籍推介》一文中稱《七十年》「構築了黨史發展的歷史框架，為紛繁的歷史事件賦予了清晰的形態。既注意了曆史的必然性，也看到了歷史的複雜性；既注意了歷史發展的連貫性，也注重挖掘歷史內在的邏輯性。儘管這是一部嚴肅的學術性極強的曆史研究著作，但書中所記敘書寫的那血與火的歲月，那燃燒著熱情和信仰的時代，一幕幕的歷史大劇，讓讀者產生了濃厚的閱讀欲望。」
  胡喬木很快向楊尚昆提議召開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審議批准《七十年》的出版。會議於1991年8月8日在北戴河召開。胡喬木在會上提出：我現在雖然寫封信都很困難，但我願意為這本書寫個題記，表示對這本書負責。8月15日，胡喬木把《七十年〉的題記親筆寫成了。他寫道：先看了第七、八、九三章,「認為大致可以判斷這本書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因為它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很少沉悶之感。讀者讀了會覺得是在讀一部明白曉暢而又嚴謹切實的歷史，從中可以吸取營養，引發思考，而不是讀的某種『宣傳品』。」《七十年》出版發行後，社會各界好評如潮。著名學者、作家錢鐘書讀後甚為欣賞，譽之為「思維縝密，詞章考究」。
  《七十年》與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分為四個階段：1978-1982年為基本理論命題提出的階段；1982-1987年為理論形成基本輪廓的時期；1987-1992年為理論走向成熟，確立體系的時期；1992-1997年為理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時期。鄧小平理論主要體現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的各種講話、報告與會議決議之中。胡喬木生前（1992年9月去世）是這些文獻主要參與者。1978年11月至12月，協助鄧小平起草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之稱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9年3月，協助鄧小平起草確立了立國之本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1979年10月起，在鄧小平、陳雲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導下，負責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在系統總結32年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的十點經驗。這十點經驗,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雛形。1980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一、第二卷。1982年具體負責起草十二大檔（在十二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十二大以後，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1984年8月至10月，胡喬木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胡喬木就提交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長篇發言。1987年10月舉行黨的十三大標誌著鄧小平理論的初步形成。胡喬木在十三大被選為中顧委常委。這樣的經歷，使胡喬木對鄧小平理論的提出到形成的過程十分熟悉。因此，在《七十年》最後一章,即第九章中，可以較完整地看到鄧小平理論從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的發展過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中的一些提法,與《七十年》出版後的鄧小平的一些講話內容高度吻合。因此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七十年》關於鄧小平理論的闡述，延伸了到鄧小平理論的第四階段。
  鄧小平在1992年春南方講話中第一次明確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胡喬木在1991年8月對《七十年》書稿進行最後修改時，據胡繩回憶，貫穿修改意見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胡喬木對鄧小平理論研究得出的一個主要判斷。他在美國作學術講演時，分析了中國長達犯了20餘年的「左」的錯誤的原因。這些內容在《七十年》中有詳盡深刻的論述。《七十年》的結束語中寫道：「在前二十九年中，除開始七年比較順利以外，可以說，走過的道路十分坎坷。我們黨甚至犯過兩次大的錯誤，因而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到兩次大的挫折。一次發生在以『大躍進』為標誌的1958年到1960年，另—次發生在以『文化大革命』為標誌的1966年到1976年。」「二十九年中的兩次大錯誤、大挫折都是『左』的指導思想的表現。」這也反映了作為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胡喬木，對「左」造成的危害有過刻骨銘心的感受，並深刻認識到在新時期「左」的慣性衝擊力絕不能忽視。
  胡喬木在《題記》中寫道:「八大後的十年曲折很多；『文革』十年是悲慘的十年，但這時期也並非只是漆黑一團；而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十年中，卻又出現了兩任總書記的錯誤。客觀歷史是怎麼樣，寫出來的歷史也應該是怎麼樣。」鄧小平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最堅定的領導者。在1979年的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剛一露頭，鄧小平就親自出面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指出：「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鄧小平還說：「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對年輕娃娃、青年學生教育不夠。」（《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4頁、第327頁）此前鄧小平已多次談到對青年人的教育問題。例如，1987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回顧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嘗試各種救亡方案的歷程，然後說：「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所以瞭解自己的歷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這些歷史，我們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06頁）
  《七十年》就新中國為什麼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寫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是他們基於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書中列舉了中國近代面臨三種可供選擇的建國方案，道出了為什麼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方案的根本原因，指出：「由此可見，中國人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走上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他們鄭重作出的歷史性選擇，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些人打著批判「文革」和「大躍進」的幌子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七十年》列舉大量的數據和事實，詳盡而有說服力地闡釋鄧小平1980年12月25日的一段話：「建國三十一年來，我們確實犯過不少錯誤，包括嚴重的錯誤……但是，經過三十一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單位已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它們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56-357頁）
  當時還出現了風頭不小的一種以反對封建主義為由來反對社會主義言論。《七十年》則直接引用了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的內容，即鄧小平在批評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的弊端後指出的：「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同時，還有一個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問題。但是，要用社會主義思想去反對封建主義思想，決不允許借反封建主義之名來反社會主義；由於要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就認為可以宣揚資本主義的思想，也是完全錯誤的。」《七十年》寫道：「這個講話（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
  歷史證明，這個「基本的指導思想」的定位是有前瞻性的。在此後的日子裏，一直到現在，不時有人斷章取義，曲解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精神。這些人稱，中國共產黨犯過的錯誤，特別是建國後犯的錯誤，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義的餘毒」。並編造鄧小平說過「封建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危險更大」，云云。這種人提出這樣一個判斷標準：只要是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西方的「和平演變」，就是站在了封建主義的立場上。這完全不顧中國近現代史上，反對封建主義最強大的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基本歷史事實。那些念念不忘搞自由化的人，熱衷打著反封建主義的幌子來反對社會主義，幻想社會主義的中國回頭補上一段資本主義的課，早日實行所謂的「憲政」。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堅持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要強國，必須要牢記長達20年的犯「左」的錯誤的沉痛教訓。但強國之路一刻也不能脫離立國之本，否則會走入歧途，犯顛覆性錯誤。在《七十年》最後一章中，多次提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論述立國之本和強國之路後的重要性時總結道：「因為實踐已經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錯誤在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七十年》第516頁）這段話源自於鄧小平1989年6月9日的講話，原話是：「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頁）《七十年》在這段話前面加上「實踐已經證明」。「實踐已經證明」這六個字，既體現了胡喬木對鄧小平理論的深刻認識，又體現了他對鄧小平理論的進一步豐富。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在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提到：「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體現在黨的領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9月，第1363頁）這是鄧小平在以往對四項基本原則不斷闡釋的基礎上，根據中共十四大後我國幵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情況，對四項基本原則作出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新論斷。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