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花甲，退休在即，功名利祿都已過去，友誼成了陪伴終生的寶貴財富。對老年人來說，友誼比金子貴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如能得一同道朋友，那將是晚年最大的幸福！我和林昶社長的相識、相知、相處，時間越長，這種感覺越濃。
  在馬英九當選後的三天，即三月二十五日，林昶先生抱著一大摞書稿來見我。書名叫《澳臺關系縱橫談》（續集），要我給他寫序。理由是他的這些文章陸續發表期間，也正是我在澳門工作期間，澳臺關係屬我的職責範圍，有關重要內容都事先與我商談過，認為我最有發言權。林昶是澳門報業界涉臺評論的大筆杆，完全可以請到比我強的筆者為其寫序。他的這番話讓我無言推辭，他的信任讓我感動，讓我欣然接受。
  細細根想，我和林昶先生真是有緣。一九九四年底，我來澳門上任，任新華社澳門分社（現中聯辦前身）臺灣事務部部長。職責是按照中央對臺、對澳的方針政策，認真做好澳門的涉臺事務，以確保澳門的平穩過渡和政權的順利交接。記得上班的第一天，看到的第一份報紙就是林昶社長的《華澳日報》，那天該報刊登了一篇「臺北駐澳辦事處」的新聞稿引人注目。同事告訴我，這家報紙剛升級改名，一周前還叫《華澳郵報》，其背景如何，有沒有臺灣的關系尚不清楚，但這家報紙刊登的臺灣消息比較多。我一聽就頗感興趣，職責使然，必須盡快了解這家報紙及其社長的情況。
  第一次約見，林昶先生很快答應。初次見面，除了寒暄就是各自作些自我介紹。盡管我帶著疑惑的眼光看他，但初步印象不錯。他和我同齡，都是屬鼠的，四十剛出頭，身體壯實，衣著隨便，腦袋奇大，鼻如懸膽，一副富豪相。他說話爽快，看上去精力充沛，但臉色疲倦，眼球略帶血絲，這是長期熬夜所致。聯想自己也有長期熬夜的經歷，痛感爬格子之苦，真可謂字字滴血，不禁產生幾分憐借。此後，我們經常會面商討問題。多半是我請客，請他點菜。他對吃很不講究，一碗麵條或一碗泡飯，加幾樣點心，一杯茶，吃得很香。
  林昶是高產作家，每天兩篇評論，分別署名「永逸」、「富權」。「永逸」論澳門、珠海、粵澳關系、澳臺關系；「富權」論臺灣政局、兩岸關系。署名「富權」的文章，我每篇必讀，好多問題是我所想的，正是他所寫的。問題精準尖銳，思路敏捷，文字精練流暢，內容縱橫捭闔。尤其是歷史大背景，事情的細節都寫得清清楚楚。兩千多字的短文，把方方面面的問題都闡述周到。每天兩篇文章，既要思考題目，又要書寫表達，筆不離手，哪能「永逸」，祇會是永勞。「富權」兩字對林昶來說，更不副實。他既沒有財富，更沒有權力。但從另一角度看，他的財富都裝在腦袋裡，是沒有貝字的才。他自己辦報，處在自由社會裡，寫文章又得心應手，享有充分的言論權。咀嚼其兩筆名，頗具玩味。
  林昶先生的文章讓我驚奇，他的大腦袋裡真的裝著百科全書或大圖書館！要不，文中引用的那些資料，包羅萬象，信手拈來，到底是怎麼收集、積累的？有一次，我忍不住向他提出一個要求，想去參觀他的書房和辦公室。他欣然接受，領我到他家。走進書房，一間普通的房間里放有一張床，原來，他是書房、臥室一室兩用。房間被書佔滿了，一張床半床書，從櫃裡到櫃頂、桌上、地上到處都是書。有的書打開著，有的書插滿書簽。書房如此，辦公室就更不用說了。他那時還是獨身，幾年後才成家，妻子當時在北京的書店工作，年輕漂亮。有人傳月老是我，其實非也。林昶愛書，每次進京都要進書店購買一大堆書。也許是紅顏愛才子吧，愛神牽線，令他把愛看的書和書店裡愛上的美人一塊「買」回來了。這是一段佳話，應驗了一句古語：「書中自有顏如玉」，個中細節，衹有林昶先生本人說得清楚。現在，其妻子周海燕成了他辦報的得力助手。
  翻閱他送來的書稿，也把我的思緒帶到了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來境外工作，處在資本主義環境下，又是直接與人打交道，對我來說是一張白紙。如何做好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使「一國兩制」的政策深入人心，消除他們的思想顧慮，保證澳門的平穩過渡。我感到肩上的壓力不小，我過去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都不適應。過去一個電話、一紙規定就能辦妥的事，在這兒就不行。常常是「小事當大事辦，簡單的事當複雜的事辦」，要把工作做深做細，才能出成效。當時，我多麼希望有一位良師益友在身邊，能隨時給我指點。
  我每次約林昶先生，都要給他提不少問題。他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耐心講解，介紹有關情況，分析其原因甚至連如何處理的方式方法，都毫無保留地向我和盤托出。例如，從臺灣院校畢業回來的學子，分布在澳門各界，有些已成為某個行業的骨幹，僅公務員隊伍中就有不少進入中層。面臨回歸，他們思想上有顧慮，擔心改革開放的政策會不會變，「一國兩制」的政策會不會變，回歸後能不能對他們一視同仁等。如何打消他們的顧慮，從哪裡入手做好工作，林昶社長都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回歸之前，澳門經濟不景氣，曾連續三年負增長。當時，赴臺灣打工的澳門人員就有二萬多人，由於法律、條例不健全，出了糾紛得不到解決。林昶先生也寫文章、提建議，大聲疾呼。臺灣在澳門的機構名稱，帶有官方色彩，影響了澳臺兩地的交流交往。我們一直要求臺灣方面更名，十年過去了，對方不為所動。回歸之前必須解決，這個任務相當艱巨。為此，我找過許多朋友，其中也多次與林昶社長商討過，他也公開發表文章，暗中游說，做了不少工作。由於各方努力，在回歸的前一天，這個問題得到圓滿解決。澳門回歸前夕，錢其琛副總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處理澳臺關系的七項基本原則和政策（俗稱「錢七條」），回歸後如何貫徹落實，如何進一步發揮澳門在兩岸交流交往中的平臺、橋樑作用，林昶先生發表了不少文章，我也多次向他咨詢。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
  澳門回歸半年後，我卸任回到北京，林昶社長的《新華澳報》也隨之跟到北京。他每期都免費給我郵送一份。我仍每份都讀，由於郵寄不便，信息晚一點，但我讀起來仍感到津津有味，好的文章還剪貼收集起來。《澳臺關系縱橫談》一書，時間跨度超過我在澳門的任職期限。其涉及的內容更為廣泛，如臺灣同胞進出澳門的證件問題；臺灣派駐港澳機構人員的簽證問題；國民黨港澳組織問題；特區政府官員赴臺規範；在澳門舉辦兩岸三地、四地研討會問題；關於澳門在臺設立機構問題；港臺、澳臺航約談判問題；澳門特區發展對臺灣的啟迪等等。現在閱讀，仍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我寫此序也想借之表達對林昶先生予我大力無私幫助的感謝；對我們之間建立在澳門回歸大業基礎上的情誼的珍惜；尤其是對林昶社長愛國愛澳，憂國憂民，勤奮刻苦，兢兢業業精神的深切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