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助文物踏上歸家之路

  「我曾經站在萬壽山山腰,眺望頤和園的秀麗風光。作為中國皇家園林僅存金屬建築的構件之一,我銅質的身軀在陽光下閃著金色的光芒。1860年英法聯軍焚毀劫掠和1900年『庚子國難』之後,我與另外30位兄弟,流散於全球不同的角落。1993年開始,在無數人的幫助下,兄弟們陸續踏上歸途。而我,也終於在2024年1月11日回家,重新看到嵐光疊翠巍雲塔,湖影回廊漾梵樓。我的名字,是頤和園寶雲閣銅窗芯。」
  「我和我的兄弟們,用自己的力量支撐起美輪美奐的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我的身上雕滿了西式番花、貝殼、牡丹、玉蘭、荷花等精美紋樣,是中西合璧的傑出代表。1860年後的百年裏,我和兄弟們在美國和歐洲大陸上不斷輾轉,最後暫居於挪威卑爾根科德博物館。2013年,家鄉的人們發現了我,並立志帶我回家。10年的艱苦談判、審核、協調,2023年6月21日,我和另外6位兄弟,終於回到了令我們魂牽夢繞的圓明園。我們,以及許許多多仍然流落在外的兄弟,是圓明園石柱。」
  「我是北朝至唐彩繪陶制人物騎馬俑,文物走私分子將我販賣到了澳大利亞,我出生的資訊因此完全遺失。2023年10月25日,我與一尊隋晚期至唐銅鎏金佛立像和一件晚侏羅世至早白堊世潛龍化石,被一起交給了來自我家鄉的親人,他們將護送我安全回家。」
  ……
  黨的十八大以來,1800餘件(套)「回家」的中國文物藝術品,都可以這樣講述它們的故事。回家的路程雖遠,歷時雖長,但終能與翹首相盼的家人團聚。同時,還有不少流失文物仍在異鄉,它們在等待某種機緣踏上回家的路,或讓其「家人們」知道它們身在何方。
  「讓離家的國寶『回家』,是千千萬萬個中華兒女不滅的美好心願。」上海大學教授、中國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文平在接受《環球》雜誌記者專訪時這樣說。這位撰寫了《流失海外的國寶》《離家的國寶》等著作的專家30多年來奔走於海外博物館、收藏機構追蹤問跡,「以期鑿鑿有據,為推動流失海外文物的尋蹤和追索貢獻綿薄之力」。
  有了像陳文平教授這樣的「覓寶人」,國人們才得以瞭解流失文物的下落,以及它們當初如何離開了家園。尋蹤之後,還有尋找它們被非法帶出國境證據的「尋據者」,以及持續推動它們回國的「追索人」。離家文物的歸家之路,是一個包含艱難追蹤過程、繁瑣追索程式和複雜司法協調的「三步走」的征程,這個過程中凝聚了無數願意為之不懈努力的人們的「心與力」。
  「覓寶人」30餘年海外尋蹤
  唐開元二年(714年),郎將崔忻(一說崔)完成冊封靺鞨族首領大祚榮的使命,返回唐都長安途中在黃金山下(現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內)刻石題記,後人將此石稱為鴻臚井碑。
  大祚榮接受「渤海郡王」冊封後,渤海成為唐王朝藩屬。這一塊唐碑,見證了唐朝冊封管轄東北的過程,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物價值。
  日俄戰爭後,日本海軍大臣齋藤實將鴻臚井碑交給日本皇宮,並最終將其安置在東京皇宮禦府之一的建安府前院內。
  作為存放各次戰役戰利品的紀念館,禦府幾乎不對外開放。直到1967年5月,在建築事務所工作的渡邊諒獲得特許,見到了鴻臚井碑,並在日本《東洋學報》發表了相關文章,記錄該碑的現狀。
  多年來,包括陳文平在內的「覓寶人」不斷收集有關資料,相繼成立「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唐鴻臚井刻石研究會」,並建立「唐鴻臚井刻石館藏館」「唐鴻臚井刻石紀念館」「旅順唐鴻臚井刻石紀念館」等機構,開展追索返還運動,積極爭取被劫文物早日回歸祖國。
  以日本律師、大學教授及志願者為主體組成的民間組織「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也多次呼籲日本政府歸還戰爭期間掠奪的中國文物,但宮內廳相關負責人回答稱,「完全不知道鴻臚井碑是搶來的」,甚至稱其為日本的「國有財產」。
  「我多次參加中日民間組織對鴻臚井碑追索的相關活動,並前往日本調查相關證據。最早於民間發起相關追索活動的學者王仁富,20多年來一直為此不懈奔走,他說這一生最大的夢想就是看到鴻臚井碑回到中國。不幸的是,他於2023年10月去世,沒能實現這一夢想,但這一追索活動,會有更多的人繼續下去。」陳文平說。
  陳文平在其2023年11月出版的《離家的國寶》中詳細勾勒了10件國寶的流失真相,均是他多年細心調查的成果,其中調查最多的除了鴻臚井碑,還有昭陵六駿中的兩駿。他告訴記者,「覓寶」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各種不配合、不被理解的難題,但他常以「一念在茲,萬山無阻」來鞭策自己,為了使流落海外的國寶不至於渺無蹤影,他甘願風雨兼程,砥礪前行。
  「尋據者」抄寫10萬頁檔案找證據鏈
  大英博物館33號展廳,一般情況下都由「鐵將軍」把守,即使是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王儲時期的查爾斯都曾被擋在門外。這個被稱為「斯坦因密室」的神秘展廳,面積僅20多平方米,常年恒溫恒濕,僅對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學者開放,至今登記在冊的進入者還不到50人。
  斯坦因是中國人憎恨的「敦煌文物大盜」,也是讓敦煌文物流散海外最早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曾以500兩銀子的價格,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經卷8082卷、木板印刷本20卷,以及圖畫、繡品等文物共29箱9000餘件。
  自1989年起,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冀青,成為「斯坦因密室」的常客。作為當時中英聯合研究專案的一員,他白天抄寫,晚上翻譯,逐漸積累了10萬頁原始檔案,包括斯坦因的日記、帳本等手稿。
  「當時沒有照相機可以拍照,就只能用鉛筆抄寫。1989年我抄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後來又去了六七次大英博物館,之後我30多年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我抄回來的這些檔案上。」王冀青告訴《環球》雜誌記者。
  王冀青的研究,主要是整理、翻譯和考釋斯坦因的所有考古探險資料,包括斯坦因在中國新疆各地進行野外考察時的旅行與考古日記,其中有許多從未對外公開過。他想通過這些原始資料,揭示以斯坦因為代表的一批近代西方考古學家從中國西北掠奪珍貴文物並運往海外的非法行徑。
  他特別提到了斯坦因的第三次中亞考察,指出其第一次和第二次進入中國考察時獲得了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發的「護照」,第四次考察時則獲得了南京國民政府頒發的護照,准許其在中國境內進行相關考察活動,但第三次考察時他沒有獲得當時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許可,屬於非法入境。
  斯坦因的日記和給友人的信件裏,詳細記錄了他如何在伯孜克裏克、高昌、尼雅等地挖掘文物,如何在石窟中「將壁畫泥皮層切割下來」,古物裝箱總重量達到12865斤。
  儘管當時的地方政府向斯坦因提出了抗議,並告知其「只能觀覽考查,不能隨意挖掘及運載古物出境」,但斯坦因還是通過各種手段將這批古物運到印度。
  「很多人對文物流失、無法追索非常憤慨,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需要靜下心來找到文物如何從中國被非法運出去的證據。斯坦因中亞考察的年代,是中國積貧積弱之時,當時的中國政府發現了西方探險者非法盜掘中國文物,但並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到了今天,斯坦因時代流失的文物根據國際法可能無法追索,但我們至少要把證據理清楚,證明這些文物屬於非法出境,它們的主權仍屬於中國。」王冀青說。
  「追索者」25年的堅持
  2020年10月16日,英國倫敦,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文化處。中國外交官與倫敦大都會警察局警探熱情擊肘,慶祝他們剛剛簽署的文物接收確認書。
  至此,一批68件流失英國文物的所有權被正式移交給中國政府。
  時光倒流25年,同一地點,中國人第一次從英國警方通報中得知這批文物的線索,由此開啟了長達25年的追索征程。
  1995年2月,英國警方向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文化處致電,通報在偵破一起國際文物犯罪案件過程中發現疑似中國文物。當年3月,英國警方實施「水燭行動」,截獲扣押嫌疑人運抵英國的大量文物。
  隨後,中國國家文物局派專員赴英鑒定,確認這些文物為走私中國文物。多部門迅速組成「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國文物工作小組」,展開相關工作。
  整整3年後,迫於中方壓力,該案2名主要嫌疑人與國家文物局簽署歸還文物協議書。1998年5月,3000餘件返還文物被運回北京;8月,該案另一名嫌疑人與國家文物局達成和解,歸還7件文物。但是,該案中1名文物購買人拒絕參與協商談判,涉案文物一直被英國警方扣押。
  2020年1月,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接到倫敦大都會警察局郵件,被告知因購買人去向不明,且扣押時間超過追訴期,該批涉案文物被界定為無主物,主動提出希望將該批文物歸還中國政府。
  消息傳回國內,國家文物局立即組織重啟追索機制,擬定追索方案,組織專家鑒定,形成追索清單,向英方發出追索函,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返還要求。經過現場清點,最終認定追索文物共68件,倫敦大都會警察局同意全部歸還。
  2020年10月20日,隨著CA938次航班平穩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流落異鄉多年的瑰寶終於回到祖國。
  其中一套唐三彩七星盤,由承盤、6個小杯和1個大杯組成,盤外壁及杯器身施黃、綠、白等釉,是唐代現實生活的再現,也反映出唐代制陶工藝的高超水準。
  儘管追索時間長達25年,但這批文物從沒有被遺忘。「國家文物局始終未放棄追索,與我駐英國使館、英國警方保持聯繫,長期關注進展。」2020年11月為這批文物最終歸國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介紹。
  關強表示,流失文物追索不僅牽涉極其複雜的法律難題,還往往涉及民族情感和國際關係,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系統工程,被公認為世界性難題。20多年來,中國不斷提升文物保護和流失文物追索能力,致力於文物返還領域國際規則改革與完善的正義事業,推動國際規則向更加公平正義的方向演進。2022年,國家文物局還設立了流失文物追索返還辦公室,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制度化、體系化程度不斷提高。
  「與此同時,文物追索返還領域的國際法律秩序發生了歷史性改變。」關強說,「非法流失文物應返還原屬國」「打擊文物非法販運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等理念已成為國際共識。站在更加深遠的歷史維度回望,這不僅是對一代代中國「覓寶人」「尋據者」和「追索人」不懈努力的回應,更是國際法律與秩序發展的必然走向。
  (樂豔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