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一生中，齊邦媛早已見慣了死亡。
  在她的記憶裏，死亡可以是漫天撒下的石灰，是夜半睡夢中突然響起的淒厲警報聲，是田埂邊被炮火燒焦的屍體與遍地的慟哭哀嚎，但死亡真正降臨在她身上時，是如此平靜與安寧。
  2024年3月28日淩晨，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辰光的齊邦媛溘然長逝，享年100歲。
  她的一生，被時代的洪流沖刷而下，從中國東北的巨流河，一路漂流向南，最終停留在中國臺灣的啞口海。關於舊人舊事的記憶，統統被她封存在個人回憶錄《巨流河》中，成了苦難時代的一個注腳。
  「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80歲高齡時，齊邦媛才下定決心動筆，用4年時間、20餘萬字篇幅完成了《巨流河》。
  這本書裏有「英挺有大志的父親，牧草中哭泣的母親，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著《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弟，初識文學滋味的南開少女，含淚朗誦雪萊和濟慈的朱光潛；那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那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那深邃無盡的啞口海，那暮色山風裏、隘口邊回頭探望的少年張大飛……」學者王德威稱，這是一本「惆悵之書」，是「一位文學人對歷史的見證」。
  一個個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故事，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在齊邦媛平靜內斂的敘述下，融匯進了一條波瀾壯闊的河流。
  如影隨形的死亡
  1924年，巨流河邊，遼寧鐵嶺,齊邦媛出生了。記憶，從此刻與死亡相連。
  未滿周歲時，這個繈褓中的孩子，高燒不退，氣若遊絲，是母親用不肯放棄的執拗打動了祖母，最終祖母遣家裏的長工，在冬日深夜中找到一位肯冒著嚴寒上門的醫生，才將這個徘徊
  在鬼門關邊上的孩子救了回來。
  醫生救了孩子一命，因這緣分，母親拜託醫生給孩子起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醫生用《詩經•君子偕老》中的「邦媛」二字,給了孩子生命之初的美好祝福——一國之中美好的女子。
  由於先天體弱多病，十歲那年夏天，齊邦媛得了兩次肺炎，被父親送往北京，在德國人開設的醫院就醫。那個時代，肺病是重症，難以根治，死亡隨吋降臨。病人死後，醫院會在病房裏撒石灰。
  在齊邦媛的記憶裏，第一次聞到死亡的味道就是石灰的味道。
  同醫院有一位叫張采萍的女病人，喜歡閱讀文學書籍，經常借書給齊邦媛看，齊邦媛喚她張姐姐。張姐姐的書培養起齊邦媛最初的文學閱讀興趣。
  一天下午，齊邦媛驚訝地發現，石灰撒到了張姐姐的病房裏，「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關係。」在後來的人生中,齊邦媛見證了更為深重的苦難、更為具象的死亡，但仍然忘不了病房裏撒石灰時那苦澀的味道。
  齊邦媛回憶，前23年人生中，幸福時日短暫得可憐，病痛、轉學和災難才是生活的關鍵字。
  1937年，南京大屠殺前夕，正在上中學的齊邦媛跟隨學校隊伍一起撤離南京，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西遷流亡，從南京到蕪湖，再經由長江抵達武漢,途經長沙、湘潭，橫跨了整個湖南，跋涉過西南山路，最終抵達重慶，在南開中學暫時落腳。不幸的是，在顛沛流離中，齊邦媛18個月大的妹妹患病夭折，母親也因為產後失調得了血崩之症。
  「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隨著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跑警報成了齊邦媛中學生活裏的家常便飯。
  一日，日本飛機轟炸過後，齊邦媛家中的屋頂被震塌了一半，鄰居農夫被炸死，農夫的母親坐在田坎上慟哭。齊邦媛和朋友一同返回家中，看見飯廳中還有溫熱的白米飯，朋友吃了一碗才回學校。當天夜裏，大雨滂沱，齊邦媛和家人擠在未塌的半邊房子裏，生病的母親躺在床上，父親徹夜坐在床邊，撐著一把油紙傘，一家人在漫長的雨夜中等待天亮。
  這個場景刻印在齊邦媛記憶的最深處，構成了她對青春歲月的印象，也讓她體會到「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倖存者的生命力卻愈磨愈強」。
  在充斥著轟炸和警報的歲月裏，文學成了齊邦媛的一大安慰。
  暑假漫長，她常常獨自在嘉陵江邊找一處僻靜的角落，一遍遍地讀古典小說。那是難得逃離現實的片刻幽靜，「那地方似是孤懸江上，沒有小徑，下麵就是相當清澄的江水」。她尤其鍾愛《紅樓夢》，看了六遍仍不厭倦，書中故事和她身處的殘酷現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令她沉醉嚮往。
  「一九四三春風遠矣」
  齊邦媛一家總是在流亡，搬遷，改換著自己的姓氏。
  1925年，郭松齡背叛張作霖，發動兵變，但兵敗被殺。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參與其中，因此上了張作霖的緝拿名單，踏上逃亡之路，後來加入國民黨，從事地下抗日工作。
  齊姓成了一個危險的姓氏。今天姓王，過一陣又姓徐，齊邦媛記得，自己去學校前時常問母親：「媽，我今天姓什麼？」不停變換的姓氏，是動盪不安歲月的一個荒誕注腳。
  作為一個經常轉學並且改換姓氏的邊緣人，齊邦媛在成長過程中鮮少感受到同情和關懷，早年記憶中最為珍貴的溫暖，來自一個身世更悲慘的少年——張大飛。
  張大飛在齊世英創辦的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上學，跟當時很多岀現在齊家飯桌上的少年一樣，是九一八事變後從東北流亡到南京的學生。齊家每週末會做一些北方麵食,招待這些流離失所的孩子。
  起初，大家並未注意到這個沉默寡言的男孩，張大飛既不愛說話，也不喜歡玩遊戲。直到一年正月初二的下午，外面大雪紛飛，大家圍坐在壁爐邊談話，齊邦媛的母親詢問張大飛流亡的經過，這個安靜的男孩才強忍悲痛，道出自己的身世：他的父親原是偽滿洲國成立之初瀋陽縣警察局局長，因為接濟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自此一家八口分散逃亡，他將本名張乃昌改為了張大非。七七事變後，他毅然報考軍校，加入空軍隊伍，再次改名為張大飛，並在之後加入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即大名鼎鼎的飛虎隊。
  戰時歲月裏，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全然的漂泊中」，因為無家可歸，齊邦媛的家成了張大飛唯一可以思念的地方，也是他戰時通信地址之一。張大飛像寫家書一般，給齊邦媛和她的哥哥齊振一寫信，問候家中長短，彙報近況。
  這樣的書信一寫就是八年，齊邦媛收到的淡藍色航空信封上蓋著各地的郵戳，雲南驛、個舊、蒙自……許多地名她都未曾聽說，沿著滇緬鐵路向南延伸。
  張大飛見證著一個昔日瘦弱的女孩成長為亭亭玉立的少女，心底暗生情愫，但對只有今日、沒有明日的飛行員來說，情愛是一種奢侈，他深知這份感情不合時宜，卻又放不下。1943年夏天，他站在南開中學的操場上，看著齊邦媛向他走來，再也沒忍住，將自己的心意脫口說出。兩人尚未意識到，這一見便是最後一面。
  1945年5月18日,張大飛在空戰中犧牲。他此前似有預感，提前給齊振一寫了訣別信：「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後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禱告，我沉思，內心覺得平靜。」
  這個時常升空作戰、朝不保夕的飛行員，在死亡的凝視下感到平靜，唯獨提到齊邦媛的名字時，感到歉疚，「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
  張大飛離世後，齊邦媛收到一個深綠色的軍郵袋，裏面裝著厚厚一遝信，都是她寫給張大飛的，不論移防到哪里，張大飛都隨身攜帶。郵袋裏有一張折疊多次、早已汗漬斑斑的信，在張大飛留在待命室的上衣口袋裏被找到，顯然被拿出來讀過無數次，淡藍色的航空信紙已經褪至黃白色，「很羡慕你在天空，覺得離上帝比較近，因為在藍天白雲間，沒有『死亡的幽谷』……你說那天夜裏回航，從雲堆中出來，驀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巨流河》出版後，齊邦媛和張大飛的這段往事打動了無數人。有導演找到齊邦媛，想把他們的故事拍成電影，但被她拒絕了，「這樣做我受不了。在現實裏他是個木訥寡言的人，連人生都沒想淸楚，26歲就死了。他死得那麼乾淨，全心全意的，就是為了報國。我在有生之年，不願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為一個熱鬧的電影。」
  在書寫裏回到「故鄉」
  從武漢大學畢業後,齊邦媛想謀一份教職。時局紛亂，母親在北京，父親在南京,她不知道該去北京還是留在離南京更近的上海。兩難之際，她重逢了來上海為臺灣大學尋覓教師的馬廷英，後者的出現讓猶豫不決的齊邦媛有了第三個選擇一去臺灣大學擔任外文系助教。
  當時臺灣剛經歷劇烈動盪，要橫渡臺灣海峽，去到更遙遠的南方，這個選擇在家人朋友看來不可思議，卻正合齊邦媛的心意，既可以打破難以抉擇的僵局，又頗有自我「流放」之感。
  1947年9月下旬，她懷揣著對未知新天地的嚮往,隨馬廷英一同前往臺灣，原本想著只是去看看，看看就回來，沒想到人生就此分野。
  「爸爸給我買的是來回雙程票，但我竟將埋骨臺灣。」殊不知這一去，她將與過往的人生告別，與生養她的那片土地一別數十年。近半個世紀後，她才得以重新回到大陸，尋找前半生的印記。
  在臺灣，齊邦媛與羅裕昌在武漢大學旅臺校友會上相識，組建起自己的小家庭，畢生從事教育工作,1988年從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時，桃李遍佈天下，小說家白先勇稱她為「臺灣文學的守護天使」。
  有一件事始終縈繞在齊邦媛心頭——寫作個人回憶錄。
  這個想法早就在心裏生髮，「我自1947年到臺灣後，用了60年的時間想念那留在大陸的23年青春。這漫長的60年間，有激蕩，有平淡，也有似乎遺忘的階段，但是那歷史凍結的短短的上半生卻橫亙在我心靈深處，從未消退。」
  直到80歲，她才驚覺必須動筆了，「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
  當我真正動筆寫《巨流河》時，辰光真是晚了。我似那朝聖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後一程階梯，只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詳述看到朝雲和夕陽的燦爛光景時，並未忘懷的感動。」生前接受媒體採訪時，齊邦媛如是形容寫作全書的過程。
  筆下的生與死都如此壯闊，和時代洪流交織在一起，齊邦媛卻回憶得平靜、克制，或許是一生中見慣了生離死別，又或許是一生愛好文學，讓她深感文字的貧瘠以及煽情的危險，一不小心，就會讓本該虔誠的追憶變成一種褻瀆。
  曾有人想為齊邦媛建一座文學史館，但被她以「千萬不可」斷然拒絕。在百歲之際，她回信道，寫作《巨流河》並非為「文學作家之名」，而是「盡其力，為那一代的英雄人物，為國捐軀者為之記錄」。
  借著一遍遍的回憶，齊邦媛又看見了歲月長河中的故人、舊事，以及記事以來就回不去的家鄉。如今，這個曾經差點在周歲前便天折的小女孩，掙扎著走過人生最為跌宕起伏的前23年，徐徐度過了穩定真實的後77年，活到百歲高齡告別人世。她最終沒能用上父親給她的回程機票，也沒能回到魂牽夢縈的河畔，但在《巨流河》中找回了故鄉。
  （林楊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