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頻繁發生的極端天氣還在人們的記憶中未曾散去，轉眼之間，2024年的暴雨、洪澇、熱浪和乾旱等極端天氣又頻繁出現在世界各地，不僅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也對人類健康和福祉構成重大威脅。
  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佈的《全球風險報告》警告，未來10年，全球首要風險不是武裝衝突，不是社會分化，而是極端天氣事件。毫無疑問，現實再一次警醒眾人，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正隨著氣溫的不斷升高而進一步加劇。
  要想在氣候變化突破臨界點前扭轉氣候變化趨勢，需要世界各國同舟共濟，拿出積極的務實行動來應對全球頻發的極端天氣。令人遺憾的是，人類似乎還未做好準備來應對已成新常態的極端天氣。
  「氣候臨界點」到來？
  早在二十多年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就提出過「氣候臨界點」的概念，即一旦全球溫升擊穿臨界點，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將大幅上升，最終打破生態平衡，危及動植物生存，對地球上的水資源、能源、糧食安全等產生複雜而深遠的負面影響。
  以高緯度永久凍土層的消融為例，俄羅斯、加拿大、北歐等地區永久凍土層內封存了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甲烷所產生的溫室效應能力大約是二氧化碳的25倍，一旦地球溫度升高，導致寒冷地區的凍土融化，就會導致這些甲烷被釋放進入大氣，引起更強的溫室效應。
  再以亞馬孫雨林為例，大規模熱帶雨林的存在，本身就能夠調整濕度和降水分佈，即使短暫脫離平衡，也可以通過自身的調整恢復過來，使得自身的生態系統保持平衡。然而，如果全球持續升溫，這種自我調節機制就會變弱，全球升溫一旦超過3℃，就可能使40%的亞馬孫雨林「頂梢枯死」，且這一過程一旦開始，就無法恢復，熱帶雨林會逐漸退化成稀樹草原。毀林使得大氣低層暖幹氣流上升，抑制了大氣層中水汽的向下混合，乾旱加劇，使得水迴圈過程發生不可逆的轉變，進一步加速植被的森林退化。而在這一過程中釋放出大量的碳，又進一步加劇了溫室效應。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區域性氣候可能已經越過了自身的臨界點，例如北美西部過去20年的高溫和乾旱幾乎是過去1200年裏最為嚴重的時期，這導致區域山火頻發，大片森林消失。這些森林是在過去數百年裏全球溫度比現在更低的環境裏生長出來的，在現在變暖的世界裏，不見得能恢復原來的物種和生態。
  另外，在亞洲中部的蒙古國，持續性溫度升高和乾旱，再加之過度放牧導致草原退化，已經使當地出現了大規模不可逆轉的生態變化，被不少研究人員認為已經越過了臨界點。
  氣候變化加劇了諸如乾旱、洪水和颶風等極端天氣的發生，改變和污染了生態系統，損害了生物多樣性和破壞糧食的收成。所有這些都將對糧食生產和供應產生巨大影響，並危及全球糧食系統的穩定性。研究表明，玉米作物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如果人類不能切實大幅減少碳排放，預計2030年玉米作物產量將下降24%，小麥、稻穀等其他農作物的產量也將急劇下降，將導致人類的糧食供應大幅減少。
  極端高溫也加劇了能源危機。以歐洲為例，高溫之下，民眾用電需求激增。歐洲本就面臨天然氣供應危機，高溫乾旱又導致水力、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下降。幾重因素疊加，讓歐洲的能源問題更加棘手。
  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寫入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確認了發達國家歷史排放責任；到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再到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在阿聯酋召開，並首次對《巴黎協定》實施情況進行全球盤點，人類一直在努力推動減緩氣候變化，但依然難以有效遏制加速趨勢。
  各國行動不一
  當前，全球國家已陸續設立了符合各國國情的雙碳目標。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和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已經實現了碳達峰，部分發達經濟體已經提出了實現碳中和的預計年份，實際上有138個國家設定了碳中和目標，其餘的國家設定了碳減排量目標，極少部分國家還未設定目標。
  美國實現碳達峰的時間是2007年，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為2050年，歐盟實現碳達峰的時間為1990年，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為2050年，加拿大實現碳達峰的時間為2007年，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為2050年，韓國實現碳達峰的時間為2013年，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為2050年。日本、澳大利亞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時間分別為2013年和2050年、2006年和2040年。
  我國計畫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約比歐盟實現碳達峰晚40年，比美國晚23年，比日韓晚17年，之後，我國計畫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僅比發達經濟體實現碳中和晚10年。
  作為《巴黎協定》的積極推動者，法國不僅將其視為執行節能減排的重要準繩，更將其作為撬動多邊外交與搶佔轉型發展新賽道的重要機遇。但是，由於受到新冠疫情、地緣政治與能源危機等多重因素影響，「從巴黎到迪拜的道路並不平坦」。
  經過多年的政策調整與格局塑造，法國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推廣可再生能源、塑造新興綠色業態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果。統計顯示，當前，法國溫室氣體排放正處於下行區間。同時，法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頻下重注，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發電能力，推廣電動汽車，支持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等。
  在能源領域，法國計畫到2030年將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傳統燃料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由目前的約60%減少至42%，整體能源消耗到2050年要比2021年減少40%至50%。同時，法國還將恢復核能和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作為能源轉型領域的兩大優先事項。一方面，在2027年前關停並改造最後2座燃煤電廠，將現有核反應爐的使用期延長為50年至60年以上，建造6個三代核反應爐，並在2026年底再建8個。另一方面，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佈局步伐，到2035年將太陽能發電的部署力度提高一倍，實現75千兆瓦以上裝機容量；到2025年，實現18千兆瓦海上風電裝機容量；到2035年，將陸上風電裝機容量翻一番，達到40千兆瓦。此外，同步推動沼氣、地熱、生物燃料等部署與開發力度，確保工業、供暖與交通領域的脫碳進程。
  與法國的積極應對相比，英國首相蘇納克似乎在著力淡化英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計畫，包括推遲原定於2030年生效的新汽油和柴油汽車銷售禁令，大幅削弱到2035年逐步淘汰燃氣鍋爐的計畫，以及不再更新針對房屋建築的能源效率法規。
  英國是第一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2050年「淨零」目標的國家，自1990年以來，隨著燃煤電廠的關閉和海上風電的興起，英國的碳排放量下降了近50%。蘇納克稱，他仍然致力於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這一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同時他也表示，英國可以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放慢進度，因為英國「遠遠領先於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
  美國作為全球經濟體量最大、發展程度最為先進的發達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美國的承諾表態和行動做法不僅將對發達國家產生示範效應，而且將為國際社會帶來期待和信心。但令人遺憾的是，美國是迄今唯一退出過《巴黎協定》的締約方，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立場上出現過重大倒退，嚴重削弱了全球氣候治理國際合作的信心。儘管2021年拜登政府宣佈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但這難掩美國氣候政策的搖擺性，尤其是在兩黨競爭的政治格局下，氣候問題已不是一個純粹的科學性議題，而是一個被高度政治化的議題。
  不久前舉行的美國2024年總統選舉首場候選人電視辯論就是一個最好的註腳——儘管《紐約時報》事前強調「沒有哪場選舉比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的對決更能影響氣候變化」，但兩位候選人也只是把很短的時間留給了氣候議題。《高溫會先殺死你》一書的作者傑夫·古德爾在社交網路上的無奈或許代表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想法——兩人「討論高爾夫的時間比討論氣候的時間還多。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裏？」。
  其他發達國家的表現也不甚理想。自1990年以來，加拿大已經制定了九項氣候計畫，但未能實現目標。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在2022年3月29日發佈了一項全面的2030年減排計畫，列出了該國將採取的一系列行動，以期在本世紀末將氣候污染減少到比2005年水準低40%至45%，人們批評該計畫存在諸多缺陷，嚴重低估了當前國內的碳排放量，且需要化石燃料公司在碳捕獲技術等方面做出巨大改進。
  據氣候行動追蹤機構（Climate Action Tracker）在2023年7月17日更新的報告稱，韓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總體評級被列為「嚴重不足」。進一步說，韓國的氣候政策和能源部門規劃仍然缺乏必要的速度和嚴格性，無法走上符合《巴黎協定》1.5升溫限制的道路。
  事實上，自打尹錫悅就任韓國總統之後，韓國的氣候政策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203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被進一步下調，還推翻了之前100%可再生能源的設定目標，因為該目標「過於昂貴」。
  中國方案福澤世界
  在推進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中，中國一直是堅定的行動派。不僅在國內推動可持續發展走深走實，而且積極與各方合作，不斷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穩定動能。中國已提前超額完成2020年氣候行動目標，並將用全球歷史上最短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特別是當前中國正大力推進的綠色低碳轉型，並不僅僅是技術層面、能源層面的轉型，而是涉及整個社會體制機制，涉及經濟、文化、金融等方方面面的轉型，這可以說是中國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的重要戰略性決策和重要行動表態。
  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再到聯合國氣候變化迪拜大會，中國正以大國應有的歷史使命和道義擔當抗擊地球暖化趨勢，為全球氣候治理書寫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
  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我國有條件創造有利於新能源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產業生態系統，使得中國新能源產業在短時間內異軍突起。新能源上中下游企業間如同轉動的齒輪，彼此咬合、環環相扣，牽引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飛速躍升。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連續多年跑出加速度，在持續激發中國外貿新動能的同時，也增強世界各國的新能源技術普惠性，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堅實技術支撐。
  把尚存的化石燃料深埋地下，給世界提供更多安全可靠、價格平易近人的新能源產品——中國正以新能源的大規模迭代運用，努力推動自身乃至世界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按照國際社會的主流觀點，應對氣候變化需堅持減緩與適應並重。
  在中國，植樹造林成為美化環境、修復生態、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舉措。通過60餘年的造林、護林、營林，從「一棵松」到茫茫林海，幾代塞罕壩人馳而不息、久久為功，改變了曾經風沙遍地、苦寒少雨的小環境，成為中國北方一道堅實的生態屏障。進入21世紀，一些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追逐立竿見影的經濟利益，不惜大面積砍伐森林。已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採伐的中國，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啟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令蓬勃的新綠連點成線、串珠成鏈，為地球家園增添生機無限的「中國綠」。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方面，中國始終堅持正確方向，積極作為。例如，通過建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為中華民族和全人類保護珍貴的生態資產，提升中國供應更多優質生態產品的能力。再如，通過築牢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理念，將應對氣候變化全面融入經濟社會各領域，推動高質量發展。各地在千帆競發、萬壑爭流中以自然之道養萬物之生，以高水準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中國希望走出一條生態美、產業興、百姓富的綠色發展之路，讓整個世界都能從可持續發展中受益。
  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再到聯合國氣候變化迪拜大會，中國正以大國應有的歷史使命和道義擔當抗擊地球暖化趨勢，為全球氣候治理書寫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
  （陳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