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愛磊是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一名教授，自2013年起，他對中國四所雙一流高校的近2000名學生展開了追蹤調查，其中近28%的學生來自農村和鄉鎮。他將這些年的觀察、思考整理成書，2024年，《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出版。
  謝愛磊是一名農村學子，上高中時還是一個不會說普通話的「小啞巴」，一路從安徽的農村走到上海，又到海外留學，最終成功實現了向上流動。光鮮的躍升背後，是他諸多難以言說的震盪與迷茫。
  做研究的十年間，謝愛磊無數次看到自身命運、情感與學生們重疊的時刻，也見證了社會對鄉鎮青年的評價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主流的話語體系當中，鄉鎮青年的故事腳本從擅長考試的勵志敘事，轉向只會考試的嘲諷。
  而謝愛磊想要講述的，則是有關他們，實際上又有關每個人的另一種故事。
  以下是謝愛磊的自述：
  兩個世界
  做訪談的時候，一名學生曾經問我：「老師，你喝過檸檬水嗎？」她說上大學後，發現宿舍的女同學都愛喝檸檬水，自己也買了一杯，卻覺得「太難喝了」。
  這讓我想起我的童年，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初中之前很少有機會去鎮上。有一次母親帶我去鎮上玩，離開之前給我買了一根五毛錢的雪糕，我當時想，這麼貴的雪糕肯定好吃，嘗了一口卻覺得味道很奇怪，很苦，我以為是雪糕壞了，就把它扔掉了。直到後來我哥從外地帶回來一盒巧克力，我才反應過來，原來小時候吃的雪糕是巧克力味的。
  社會學理論說，我們對味道的感知是被我們早期成長經歷所形塑的，對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可能就會不安、拒絕，正如我們不適應檸檬水和巧克力的味道一樣。
  我做過幾輪數據調查，發現農村籍學生和城市籍學生的學習成績基本相當，可他們仍然頻繁跟我提到在大學生活中「找不到感覺」，始終覺得自己心裏缺少了點什麼。
  當城市籍學生徜徉於大學豐富的社團活動時，受訪者向思提到大學生活讓她迷茫：「真刀真槍的考試沒有了，有的只是其他的考驗，成績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又如何有一個認定自我的標準？」也有不少學生跟我說，大學的範疇遠遠超過了他們的理解，原來不僅要學習，更要參加學生組織，和老師、同學處好關係，而這些都在他們過去的生活裏被忽視，一下子難以把握。
  這些感受的核心，可以用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遊戲感」概括，這是一種在給定情形中做合適的事的感覺，它意味著瞭解和熟悉遊戲規則。對於實現了向上流動的鄉鎮青年來說，在名校缺乏遊戲感，會進一步導致「自我低估」和「自我設限」。我稱其為「自我低估」而非「自卑」，是因為這並非心理和能力缺陷，而是基於過去成長經歷的主觀建構。
  因此相比城市籍學生，來到名校的鄉鎮青年想要適應如今的世界，往往會逐步經歷三個轉換過程：
  第一是看見，一位同學告訴我，他來到大學第一眼看到的是教室和圖書館，直到畢業的時候，才知道學校裏還有博物館、游泳館，「如果一進校就能推門進去看看，也許我的大學會過得不一樣」；
  第二是習慣，囿於過去的成長環境，不少農村學生對大學的學生組織和社團會產生情緒，看不慣學生會主席像領導一樣發言，覺得加入學生組織是很「功利」的表現，他們需要逐漸習慣組織內有時難以避免的科層化，適應這個世界的某些規則；
  第三是技能，聽到其他同學聊運動、聊音樂、聊小說等興趣時，農村籍學生可能會因為沒有知識儲備而退縮。我的調研也發現，較之於城市籍學生，農村籍學生參與班委工作、半官方學生組織以及學生社團活動均較少。由於自認為沒有一技之長，他們在選擇學生組織時也更傾向於組織部、生活部等不需要技能，只需要「做個好人」「打雜」的部門。可事實上，如果敢於超越自己，勇敢地邁出這一步，他們往往會發現自己具備足夠的能力，這些技能也都可以慢慢學習。
  另一方面，他們也會經歷身份認同上的震盪。沃爾夫岡·萊曼說，實現社會流動通常意味著建立新的自我認同，而這經常意味著否定舊的自我。在弄清楚名校的規則後，農村籍學生仍會有或長或短的「局外人」之感，覺得自己既不再屬於鄉村，也無法成為城市的一員。
  有位同學曾這樣跟我形容：「我來到南方的一所大學讀書，那裏經常會有突如其來的暴雨。父母陪我在學校旁住了一晚，第二天他們離開。畢業那天，同樣下了一場暴雨，與我開學時一模一樣，大學四年對我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只是感覺好像多住了幾晚而已。」
  每個人的問題
  關注農村籍學生在名校適應狀況的十多年來，我發現社會對鄉鎮青年始終有「臉譜化」的理解，而一旦有了刻板印象，自然也消解掉了這一群體狀況背後的結構性困境與挑戰，忽視了教育公平問題。
  城市高中和縣中朝著不同的方向邁進，前者在推動素質教育上走得更快，而縣中面臨教育資源不充分與教學改革推進困難的挑戰，不可避免地強調高強度的學業競爭，推行應試教育。我訪談的學生中，有50%來自縣中，過去的苦學在他們身上刻下了深刻的印記。
  但最近幾年，我發現農村籍學生在名校的遭遇，正在泛化到更多學生身上。
  為了應對競爭越發激烈的教育及就業環境，城市高中也開始進行高強度的學習比拼。甚至大學也在逐步高中化，大學本該有的自如探索，無一例外被學業競爭的邏輯同化，學生不僅要去爭績點，還要爭綜評分數。好像除了做題，人生其他方面的意義都被淡化了。正如施圖貝爾在《象牙塔內》一書中所寫，學生在大學中學習和活動的宗旨好像都變成了幫助學生積累文化和社會資本。田園詩般的象牙塔精神已經隱退，並讓位給每一步都需要加以計算的具體生活。
  教育學家魯潔曾說過，教育要實現兩種目的，一種是有限的目的，幫助受教育者謀取生存手段，另一種更重要的則是無限的目的，這意味著教育要幫助人去自我創造、自我發展與實現。當下的教育太重視謀生手段，卻放棄了為何而生。在這一背景下，鄉鎮青年面臨的問題，正逐漸成為我們每個人的問題。
  尋找我們共同的出路
  曾經有學者跟我探討，是不是農村孩子想要在大學裏獲得成功，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搞好學業，若果真如此，考上名校對他們而言無疑是一個更加沉重的枷鎖，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不會一直困於過去，而是會在反思中逐漸成長，探索出更加多元的發展路徑。
  我接觸的一個學生，最初在學業上有很多不適應，但參加了社團之後，他從最開始只會做雜事發展到有能力組織大規模活動，在大三，已經成為了社團副主席，也明確了未來想發揮組織能力的求職方向。
  另外，我們應該反思，農村籍學生拼盡全力想要適應的名校文化，是否就全部是正確的？我和學生們都在努力，在鄉鎮的舊生活和新的文化世界之間，搭建一條連接彼此的道路。
  2021年，我開始做一個公費定向師範班的班主任，班級裏好多孩子來自鄉鎮，將來也會回到農村做老師。在班委的幫助下，我們啟動了好幾個專案。一個是「師友計畫」，在學院的支持下，我會帶著班上的學生和老師們一起吃飯，每次五到六個人，讓他們有機會與老師交流學習和生活困惑，學會「向上社交」，而不是覺得只要老師不找我，我就不找老師。
  另一個是「學長師姐話你知」，讓學長師姐幫助入學新生儘快適應大學的互動規範和文化規則。我自己也會鼓勵學生們多去看展、聽音樂會，有時候我也會送他們一些票，等學生們將來成為老師後，就能成為鄉村孩子們的眼睛。
  我稱這些嘗試為「文化增益」，幫助學生懂得名校的文化內核，克服文化障礙。目前農村學生填報志願和生涯規劃仍是一個難點，我也在考慮能否做更多干預性質的嘗試。
  另一件事就是「文化賦能」，長久以來，鄉村被賦予落後、貧弱的文化內涵，孩子們在鄉村生活中積累的素材不能給他們在新的文化世界裏帶來競爭力。我常想起自己初中時英語考試的煩惱，大量閱讀理解描述的故事都發生在城市。有次考試講的是有個人乘飛機晚點的故事，我從來沒坐過飛機，所以很難理解。而有過此經歷的孩子，應該不用花很多時間猜測security check（安檢）、check-in baggage（托運行李）等單詞的含義。
  我希望未來我們在課程和教學設計中，能更多地納入農村生活的場景，讓對話不僅可以發生在城市，也可以發生在田間地頭，這樣學生們便可以通過熟悉的文化圖景掌握新知識。
  做出改變並沒想像中那樣困難。有一位支教老師聽過我的講座後，把英語教材裏的對話改成了到村鎮小賣部去買東西。我的一名學生，正在嘗試開發根植於農村的鄉土STEAM課程，她告訴我，雖然鄉村教育師資有限，但可以與農村的果園等機構合作，把果樹的成長過程整合為科學知識，變成體驗課程。也有很多學生在我的指導下到農村、縣域調研，他們非常樂意參與其中，訪談鄉村教師，與鄉村孩子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
  嘗試也許不一定都成功，但學生們身體力行的實踐讓我一次次確認，原本割裂的兩個世界，終將隨著時間慢慢靠近。
  （李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