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以下簡稱軍博）是中國第一個綜合類軍事博物館，位於北京市復興路9號。其展覽大樓於1958年10月開始興建，1959年7月建成，1960年8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軍博建築面積達六萬多平方米，在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北京「十大建築」中僅次於人民大會堂。
  軍博修建緣起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確定的軍博建館宗旨是：「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和成長壯大的道路，闡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所取得的勝利；闡明人民軍隊的本質和顯示現代化革命軍隊的面貌，藉以介紹中國革命武裝鬥爭和建軍經驗，繼承和發揚光榮傳統，教育全軍，教育全國人民，教育後代。」也就是說，軍博在建館之初主要是為了反映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個歷史時期武裝鬥爭的情況，反映人民軍隊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經過無數曲折走向勝利的歷史過程。
  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重視軍史的研究和宣傳，並把它作為傳承革命精神，賡續紅色血脈的重要手段。
  早在1932年1月，中央蘇區就公佈了《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指出「凡死亡戰士應將其死亡時間、地點、戰役、功績由紅軍機關或政府彙集公佈」，「死亡戰士之遺物應由紅軍機關或政府搜集，在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展出以表紀念」。這雖然屬於革命歷史範疇，但由於當時武裝鬥爭是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自然也屬於軍史的一部分。應該說，這一條例的公佈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搜集、整理並展示軍史的嘗試之一。
  1932年9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對於赤衛軍及政府工作人員勇敢參戰受傷殘廢及死亡撫恤問題的決議案》再次規定，對於犧牲的烈士，「但有革命意義的物品，應保存於革命陳列館」。
  1934年1月，中央蘇區中央革命博物館正式開放，除了展示烈士事蹟遺物外，也展示了蘇區軍民在反「圍剿」鬥爭中繳獲的戰利品等。應該說，蘇區中央革命博物館既可以視為後來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前奏，在精神上也與軍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1933年3月，紅軍學校籌建模型室，4月10日正式開放，展出模型、圖表600餘件，「其中以軍事內容為最多」，當屬建立軍事博物館的一大嘗試。特別是其中的「兵器遊戲圖」，寓教於樂，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當作活的更具體的一幅江西革命形勢發展圖來看，裏面清楚地說明著湘贛、湘鄂西、贛東北及中央蘇區的工農紅軍英勇地生氣勃勃地扛著槍，擎著蘇維埃旗幟在進行著奪取撫州、會師南昌的革命戰鬥」。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也高度重視對武裝革命鬥爭歷史和烈士光榮事蹟的宣傳與紀念。除了舉行追悼死難烈士大會等之外，還曾舉辦過一些軍事方面的展覽。如1946年太行區第二屆群英大會曾舉辦大型展覽會，展示新舊兵器的製造、維修及使用技術，展出典型戰鬥戰例的模型、圖表和照片等。
  1958年9月，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建設新中國的革命軍事博物館被正式提上了日程。1958年9月10日，中央軍委第115次會議討論通過在北京興建軍事博物館的決定。會議確定，籌備委員會由17人組成，蕭華及劉志堅、張令彬、蕭向榮分別任正副主任委員。「如有必要增加時，委託蕭華同志決定。」
  和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一樣，軍博的籌建工作也分為建築工程和陳列、行政建館兩部分。因此，總籌委下再設軍博建築工程指揮部和軍事博物館籌備辦公室，分別由蘇煥清、賈若瑜負責。
  軍博修建經過
  軍博位於西長安街延長線上，當初的選址可謂一波三折。最初選址在景山，位於北京的中軸線上。但由於景山是風景區，不能修建大型建築，於是又選擇了西絨線胡同四川飯店處。後來又選擇了今天館址以東緊靠永定河引水渠處。但水利部提出，這裏要建設一個低水頭發電站試驗區。最後，由彭真批示，將原本規劃為商場的地塊圈出一塊給軍博和軍人俱樂部使用。
  1958年10月12日，軍博陳列大樓建築工地正式開工。總籌委副主任委員、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中將在開工典禮講話中指出，籌建工作「任務重大，時間急迫。明年國慶日正式開館，八月一日就要預展」。這可急壞了施工單位。當時，負責施工的是解放軍工程兵第二八一部隊。設計團隊還在搞設計方案，施工團隊就已經進場。施工人員說：「你讓我們八月一日弄完，你們現在圖紙還沒有。」最終，由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和解放軍總後設計院等單位的歐陽驂、吳國楨、阮紹先設計出了初步方案。整個建築工程「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熱火朝天地開工了。
  修建軍博大樓時，條件十分艱苦。當時的設計者之一王鐵夫回憶，施工時都沒有見過機械的塔式起重機，「都是人搭架子」，生生用木頭搭出了100多米高的腳手架，挖出來的土也只能靠人力用擔子挑走。
  經過不到10個月的奮戰，軍博大樓終於在1959年7月29日竣工，高高聳立在北京西郊。7月30日，在軍博大樓前舉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禮，彭紹輝上將、李聚奎上將、劉志堅中將、蕭向榮中將、周希漢海軍中將、張令彬中將以及各軍種、兵種的高級將領，北京市國慶工程辦公室的代表參加了典禮。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中將在講話中說，這是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國慶工程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國慶十周年的一項獻禮，「它將陳列我軍建軍以來的各種寶貴的革命文物，來紀念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紀念新中國成立十年來中國人民武裝建設的新成就，藉以教育和鼓舞全國人民，也教育我們的後代。」
  這座雄偉的建築物，平面呈「山」字形，兩翼是三層建築，中央部分高達七層，再上面是一座37.37米高的塔座，托著一個直徑6米鎏金的「八一」軍徽。其實，在原本的計畫中，塔座上面將聳立一位解放軍戰士的雕像。改成軍徽後，造型簡潔，更加燦爛奪目。
  大軍徽創造了好幾個紀錄。一是最高：它上沿最高點距地面94.7米，下沿正中點距地面88.7米，是「全世界設計在建築物頂端、距地平面最高的軍徽」。二是最大：它直徑6米，厚度約為2米。三是最重：它用黃銅鑄造，重達2.5噸。四是最貴：它通體鎏金，使用了特批的300兩黃金。
  如此龐然大物，從鑄造到安裝都給工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當時技術水準有限，五角星是由東直門外一個小工廠靠手工製造出來的，「在外面的馬路上砸角鋼，都是手工打的」。軍徽上有一圈麥穗，則是由上海紅光廠製造的，一粒一粒麥穗也是工人用手工打造出來的。
  安裝軍徽時，有人傳說是用直升機吊到空中安裝的。其實據當事人回憶，「那時候還沒見過直升機，也吊不動」，而是如前所述用木頭搭起100多米高的腳手架，再搭起一個平臺，將一個個部件用人工扛到高空，在那裏焊接組裝而成的。
  軍博的四扇厚厚的大銅門也有一段傳奇故事。門上「雕刻著盾牌、紅纓槍、衝鋒槍、指揮刀等各種武器，周圍還刻有以麥穗、紅星和旗幟組成象徵勝利的花環」。大門和兵器館銅門的原料來源於福建前線戰士們在金門炮戰中收集的廢炮殼，以及抗美援朝中收集的美軍炮彈殼。大門兩旁是兩組大型群雕，東面一座表現的是海、陸、空戰士，西面一座則是工人、農民和學生組成的民兵隊伍群像。
  跨過大門，就進入一個方形的中央大廳，這是整座建築的中心。它的牆壁、柱子和地面，「都是用紫銅色、晚霞色等十多種顏色的大理石裝成的」，欄杆四周塑造著以八一軍徽、紅旗組成的裝飾花紋。天花板上則鑲嵌著一盞放射出128條鍍金光芒線的紅星燈，整個大廳可謂莊嚴肅穆，高貴典雅。最初，軍博使用的柱子等都是人造大理石貼面裝飾，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參觀後特批採用天然大理石。一種是請陸軍第六十七軍從青島開採的，還有一種是請陸軍二十六軍在萊陽水溝頭開採的，為軍博增添了不少風采。
  中央大廳東、西兩翼各有三層，每層有式樣大致相同的三個展覽廳，再加上主樓四層的兩個展廳，一共有20個展廳，「展覽面積達二萬九千多平方米，比1954年竣工的北京展覽館的展覽面積大一倍多，每天可容八萬到十萬人參觀」。此外，三層中央還有能容納500人的電影廳，五層則是彩畫貼金裝飾的遊藝廳，七層是美工室、研究室。
  展廳基本上是按歷史時期分佈的。一層東側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館，西側是抗日戰爭館；二層是解放戰爭和保衛社會主義建設館，三層是抗美援朝館。館內，除了珍貴的革命文物外，還有各類照片、美術作品，並佈置了井岡山沙盤和「過草地」「突破天險臘子口」「長征路線圖」等巨大的模型和電動圖，使觀眾能夠更為直觀地瞭解革命軍史。
  從中央大廳北門出去，是兵器館。該館長93米，高22米，由七個大圓拱組成屋頂，和北京展覽館的工業館很相似。館內分兩層展覽了從古代弓箭到現代槍炮等各式武器，其中不少是從敵人那裏繳獲來的。兵器館兩旁還設有兩個面積7000平方米的露天陳列廳，專門陳列室內放不下的坦克、飛機、登陸艇等重型武器。
  文物徵集與布展陳列
  為了真正建成一個一流的軍事博物館，軍博的建館工作是和大樓建築同時開啟的。
  建館的第一步是收集文物。為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向全國徵集文物。1959年8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落成，陳列同時佈置就緒。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其他領導同志審查了兩館陳列，並於9月22日召開會議討論陳列問題，「批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通史陳列可以公開試展，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革命史陳列內容和形式都尚需修改，可先在共產黨內部徵求意見」。因此，中國歷史博物館先行對外試行開放。為了加強對中國革命史陳列修改的領導，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建領導小組，由陸定一和康生任正副組長，成員包括楊尚昆、劉瀾濤、胡喬木、蕭華等人。經過幾次大修改後，革命史陳列通過審查。
  1958年9月15日，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全軍各單位成立軍博籌備委員會分會或小組，負責在轄屬範圍內收集展品，包括實物、歷史文獻、烈士遺物、圖表、照片、美術作品等，於1959年3月底以前派專人將展品護送到京。11月12日，總政治部再次發出通知，徵集「能表現人民軍隊的特點」，「能代表各個時期，各個地區的特徵」和「有紀念意義和保存價值」的展覽品，並要求籌建軍博要「全軍動手」，「有寶獻寶，無寶獻計」。
  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高級將領們對此予以了高度的支持。首任館長賈若瑜回憶，「只要你需要的文物，只要他有的，你問他要，他就給」。在收集到的高級領導人的文物中，來自毛澤東的最多，周恩來有20件，林彪28件，其他元帥各10多件。中共中央辦公廳將保存了十多年的葉挺同志的遺物交給了博物館，這些遺物在艱苦的戰爭情況下曾輾轉了幾十個地方。四川樂山軍分區司令員錢樹登有一條皮帶，長征途中吃了兩次沒有吃完（吃掉了幾寸），這次也主動獻了出來。
  在徵集過程中，還發現了許多感人的故事。成都部隊徵集到一只20多年前的小酒杯。原來，1935年10月，滎經縣關鎮關田壩農民梁銀章曾經為紅軍帶路。臨別時，紅軍送給梁銀章一只酒杯，並說：「老同志，我看你好喝酒，送你一個酒杯吧！看見它就等於看見了我們，以後我們回來，再來看望你。」梁銀章在1936年臨終時再三叮囑他的妻子：「這是紅軍送的酒杯，要好好保存，將來紅軍還要回來的。」最終，從全國徵集到100多萬件展品（含有關圖片資料），館方從中篩選了12萬件，最終拿出2萬件，作為展覽的基礎。
  光有展品不行，還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做好陳列工作。1958年10月22日，籌委會博物館辦公室編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博物館歷史館展覽大綱（初稿）》。為了做好陳列工作，從全軍抽調來的工作人員克服經驗不足的問題，認真學習黨史軍史，積累了內容編輯、陳列設計和文物人員三結合的重要經驗，「共同研究探討，形成最佳方案，報請領導審查、批准，然後進行施工製作、布展」，以迎接中央、軍委和各總部領導人的審查。
  在陳列工作中，軍博的工作人員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澄清了許多黨史軍史上不准確的說法。如八一南昌起義，這是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的大事件，當然是軍博需要重點展示的內容。可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都有誰？當時最主要的參考資料是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裏面提及南昌起義是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領導的。研究人員感覺這可能不准確，賈若瑜便親自去找周恩來請教。周恩來仔細思量之後，在國務院信箋上寫下「南昌起義領導人是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字樣，作為軍博陳列的依據。再比如，彭德懷在1959年遭到錯誤批判後，軍博曾收到通知，要把關於彭德懷的所有文物撤去。軍博館方覺得撤掉了就說不清解放軍的歷史，於是頂著極大的壓力，先後找了羅瑞卿、陳賡、聶榮臻、劉伯承等將帥說明情況、徵求意見，大家都表示撤不得。最終，蕭華表示不撤，予以保留。
  軍博建成之後，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予以了高度關心。1962年夏，軍博報請毛澤東為軍博題寫館標。毛澤東欣然同意，在六頁信箋紙上寫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11個大字。他還對蕭華說，「這是近年以來我寫的最大的字」。
  續寫新輝煌
  為了慶祝八一建軍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提前開放。那段時間，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軍隊將帥紛紛前往參觀和指導工作。由於軍博宗旨之一是「闡明人民軍隊的本質和顯示現代化革命軍隊的面貌，藉以介紹中國革命武裝鬥爭和建軍經驗」，軍事博物館建館初期接待了許多來華取經的參觀者。不少來自拉美、非洲、東南亞的正在爭取民族解放或已經奪取政權的參觀者來這裏瞭解中國人民的經驗：「怎麼建設人民軍隊、怎樣進行人民戰爭、怎樣用弱軍對付強敵」。
  1983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發出《關於調整充實軍事博物館陳列內容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是我國唯一的軍事博物館……
  今後要收集、研究、陳列我們祖國歷史上有關軍事的、戰爭的、武器的史料，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軍事遺產教育人民。」這樣，軍事博物館就由初建時期主要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的博物館，逐步轉變為國家軍事博物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加強黨史軍史和光榮傳統教育。新征程上，軍博在加強黨史軍史和光榮傳統教育等方面發揮著獨特的重要作用。
  （章舜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