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報告引起的「下放」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特殊的年代，包括外語院校在內的全國大專院校都沒有複課希望，更別說招入新生。於是，外交部結合本部門需要，預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向周恩來總理報告，說國家今後幾年之內將沒有外語院校畢業生，為外交事業計，急需對1966屆畢業的部分學生集中管理、進行培訓。報告引起重視，有關方面開始落實和經辦。顯然，當時進行這項工作最合適的地方是解放軍「大學校」，那裏一般不搞運動。
  1968年6月15日，中央下達《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8月，外交部凡屬1966屆畢業的大學本科生、留學生、研究生，一律下放牛田洋解放軍生產基地。
  外交部到牛田洋鍛煉的人共183名，我是其中一個。大家聽說是根據毛主席和周總理指示辦事，都興高采烈，百分之百地擁護，很快搭京廣線特快列車啟程。
  外交部的四個「學生連」
  外交部的男學員分成三個連，編號是「學一連」「學二連」「學三連」。這三個連隊分別派進野戰部隊五團第一營、六團第一營、七團第一營。外交部的女學員沒有被編成「學四連」，而是突出一個「女」字，編號是「女子連」。由於條件艱苦，學員中的幾對夫妻被暫時分開，平時無機會見面了。部隊對「女子連」特殊照顧，將這一連安排在炮團。炮團由師部直屬，駐在離大海較遠的地方，生活條件也好些，平時沒有多少農活兒。
  學英語、俄語、西班牙語的男性被分在「學一連」，駐東牛田洋，各方麵條件適中。學法語的男性被分在「學三連」，在西牛田洋，條件差多了，那是新圍墾的土地。學小國語言如馬來語、印地語、尼泊爾語的，以及晚來部隊報到的人，多數編在「學二連」，在南牛田洋，那裏的條件最好。
  按規定，一個「學生連」的連長副連長、指導員副指導員、三位排長，至少七個幹部從部隊調任，學生自己只擔任副排長以下職務。我當過副班長。我們連長宋勇軍同志是個好帶頭人，然而在對很多知識份子的「再教育」中，也不是很得心應手。
  大家最不滿意的是他沒能保證每天的外語學習。周總理明確指示，保證每天安排一定時間學習外語，但連裏就是不予重視。除了種稻子，還是種稻子；除了挖海泥，還是挖海泥；除了挑擔子，還是挑擔子……一天過後腰酸腿疼，誰還有精力打開書本學外文呢？學員為不能落實周總理指示乾著急。
  後來意識到，這責任不在宋連長，他哪里有這麼大的權力？大家只好「服從命令聽指揮」，在雨天不能出工時抓緊復習外語。共同心願是：不辜負總理和外交部領導的初衷。
  幹農活
  使用外語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全連只有李肇星等兩三個外語基礎好的人，有時被借到廣州參加接待外賓的工作，算是沒有完全離開本行。然而，幾天後還得回連隊勞動。
  當時，李肇星是我連炊事班長，每天起早貪黑地幹活兒。清晨，他提著籮筐去地裏割空心菜，飯後又背著簍子到池塘打豬草。那黑臉膛兒上的汗珠很少幹過。炊事班任務很重，一方面要保證人吃得飽吃得好，一方面還要保證豬養得大而多。
  其餘人每天都是幹農活。我最發怵的是挑擔子。挑擔不用扁擔而是用竹杠，有時是用鋤把子。用這種物件挑擔子沒有顫悠感，死死地壓在肩上，很難承受。我以前因為挑擔少，只會用右肩挑，左肩不能吃勁兒。
  在牛田洋稻田挑一趟肥水要走二三裏路，一個肩膀怎能挑得了呢？我只好有意識地練習左肩。說說容易，真練起來像是要把人疼死。有幾次，我疼得摔倒在水田裏，人糞尿灑到身上……但終於堅持下來。經過一次「雙搶」（搶收早稻和搶插晚稻）的鍛煉，我的脖頸子壓出一個茶碗似的肉疙瘩，左右肩膀都可以挑東西了，對那與扁擔完全不同的圓竹杠，不再望而生畏。
  牛田洋冬季不種稻子，但要開挖或修整水渠。冬閒實際是在冬忙。人們天天忙著與海泥打交道。海灘地不是黃土而是黑泥，一鍬挖下去就出水，開渠不能用鐵鍬，要靠人的兩只手伸進水裏挖。
  打油詩描述挖泥人的形象是：「上身穿棉襖，下身打赤腳；每天都負傷，不治也能好。」前兩句意思很明顯，後兩句是說，海泥裏貝殼多且鋒利，幹活過程中手腳弄傷流血是常事。但不必害怕，因海水裏有鹽分，不會感染，無需治療。因此，牛田洋人經常是老傷口剛好了又出新傷。
  在東牛田洋廣闊的稻田裏，有一條橫貫東西、高出田面的水泥曬場，很寬，很平展。那上面，除了部隊各連的營房分別一字排開，還有幾個籃球場、操場和養殖地。稻田的80%在這大曬場和第一道海堤之間。其餘稻田則在大曬場和第二道海堤之間。
  在稻的海洋當中，還有一條與海岸垂直走向、不寬，比大堤稍矮的土堤，它橫穿第一、二道海堤和大曬場，稱做「小橫堤」。「小橫堤」和第一道海堤交接的「丁」字形為界，便是東、西牛田洋的劃分。站在「丁」字口無論向左望，還是向右望，攔海大堤都像一條龍似的伸延，影影綽綽看不到盡頭。
  聽老牛田洋戰士說，建造牛田洋大堤動用的土石方如果以一立方米為單位排列，自北京能夠排至武漢，約1303公里。它是軍民的血和汗建立起來的，是「五·七」指示的豐碑，是生產基地的保障和牛田洋人的生命線。
  颱風海潮的洗禮
  1969年7月28日，太平洋第3號強颱風在廣東省東部登陸，預報12級颱風的風速是32.7米/秒，7月28日的颱風竟超過了這一預報。它來勢兇猛，延續時間長，與暴雨、海潮同時為孽，因此人力不可抗禦；也由於通訊信號受風雨等因素干擾，有的部隊沒收到相關指令，一味按「人在大堤在」行事，造成了無謂的犧牲。決策失誤和人力不可抗禦的天災，使牛田洋遭遇了世人難以想像的劫難。
  事發當晚，廣州軍區派員趕赴牛田洋組織救援。第二天，周恩來總理和中央軍委電示軍區處理好善後。緊接著，外交部副部長徐以新率領慰問團到牛田洋慰問。
  在中央首長關懷之下，部隊很快穩定了情緒，並滿懷信心地開始抗災和總結經驗教訓。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有國際媒體別有用心地放出消息，幸災樂禍地宣揚，說周恩來儲備在牛田洋部隊農場、打算派往聯合國的大批外交幹部，在廣東汕頭的颱風海潮中喪生……
  這純粹是欺騙世界輿論，是徹頭徹尾的編造。
  我是當時瞭解具體情況的人之一。我不僅在颱風海潮發作時奉命沖上攔海大堤，參加了第一線戰鬥，也是事後參與瞭解全面抗災搶險情況、采寫有關先進事蹟的人。
  可以坦言，外交部派到牛田洋的183人，只有留學英國的肖華山、學俄語的陸海林等少數幾個人不幸遇難，絕大多數不僅沒有喪生，反倒經過那次颱風海潮的洗禮，獻身外交事業的意志更堅強了。不怕苦不怕死、不圖名不為利的牛田洋精神，鼓舞了一代外交官的成長、壯大。正是這一批人，牢記周總理的教導，接過老一輩外交家的班，繼續給黨和國家的外交事業添光彩，很多人被委以重任。
  以「學一連」為例，有的當了部長、副部長；有的派駐國外，擔任大使、總領事、參贊或其他外交職務。如，駐美國大使、駐英國大使、駐日本大使、駐聯合國大使的崗位上，都曾有牛田洋「學一連」的人在任職。在同一國家的同一時期，還有過兩個以上的牛田洋人在那裏常駐。
  如在英國，大使馬振崗、政務參贊孫本志，加上我，都是牛田洋遇險存生的人。一次，馬大使到訪曼徹斯特，我們曾打趣地說，三十年前大家一起種稻子、一起奔赴攔海大堤抗風搶險、一起給報社寫稿子，如今在英國又碰到一起了。這緣分可是不淺！我還說：「那時你是領導（副排長），我在你領導之下。現在你是大使，還是領導……」牛田洋戰士在異國他鄉見面，那心情、那興奮是難以言表的。
  牛田洋是特殊「搖籃」
  在外交第一線奮鬥的牛田洋戰士中，還有一位值得一提，那便是潘占林同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潘占林同志剛好在那裏任中國大使。據說，就在導彈擊中使館的前幾分鐘，潘大使等還在地下室有活動，誰能料想大家剛剛散去，才回到自己房間休息時，鑽地炸彈從空而降，擊穿各層樓板，其中一枚在那間地下室爆炸，使館陷入一片火海。
  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以後，潘占林馬上沖到現場，不顧一切地與同志們一道，尋找遇難同志遺體，搶救負傷同志，轉移國家重要財產和機密，並緊急向國內報告了情況。接著，他堅守崗位，開始一系列交涉和後續工作。潘占林曾是我們「學一連」的戰士，在關鍵時刻再次顯示了牛田洋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和連續作戰的頑強作風，又一次經受了生死的考驗。
  我熟悉潘占林這個中國東北漢子。他處世沉著、剛毅，不善出頭露面，可以講一口流利的俄語。早年，他曾在莫斯科等地工作，默默地在外交戰線奉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因為牛田洋戰友遭到襲擊，也因為英國是「北約」重要成員、美國的忠實幫手，當時在英國工作的我，心情十分激憤，怒不可遏。我利用一切對外場合，無情揭露了美國侵犯中國主權的滔天罪行，毅然應邀前往BBC廣播電臺播音室，接受採訪並親自宣讀中國政府聲明。
  艱苦鬥爭得到一定的回報，包括曼徹斯特政府主管外事的副政治領袖在內的英國主流社會人士，就此事件給我寫信，表明自己的立場或口頭向我表示遺憾和道歉，希望不要因此影響中英之間在香港回歸後發展起來的良好關係。
  牛田洋是一代外交官的特殊搖籃。那些經過風雨洗禮成長起來的中國高級外交官，實在不勝枚舉，可以說遍佈了全世界。
  學阿拉伯語的牛田洋人孫必幹同志，在五六個中國駐外使館工作過，付出極大的辛勞，曾經出任中國駐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大使。伊拉克戰爭結束後，在那裏形勢未穩、爆炸不斷和重建任務嚴峻的情況下，已經年過花甲、退休告老的他，聽命國家調遣，穿起戎裝，擔任了中國駐伊拉克使館複館小組的一把手，又開始新的征程。牛田洋人為了世界和平的進步事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外交部派到牛田洋鍛煉的人中，除了大使級別的外交官以外，還有很多外交幹部奮戰在外交系統的不同崗位上，他們同樣為外交戰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牛田洋精神
  牛田洋的實踐鍛煉，特別是那次強颱風大海潮，使眾多青年知識份子的心靈和思想得到洗滌、意志得到鍛煉。
  這曾影響一代外交官成長的牛田洋精神，到底涵蓋哪幾方面內容？還是結合牛田洋實踐，特別是那場自然災害的經過來談較為合適。
  它是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12級颱風中心的風到底是什麼樣子？反正一人站立不住，更無從行走，要四五個人手臂挽著手臂，才能不斷「跌倒了再爬起來」地艱難行進。
  當時的海潮有多麼猛？我趴在大堤防浪石牆看過，那一望無際的巨浪，像排排「一面倒」的房子，不間斷地向堤岸壓來，激起的浪花有兩丈高，聲聲巨響震耳欲聾。人說颱風中，汕頭附近的一條輪船被海浪掀到山腰；駐地海軍的救援船無法出港……然而，牛田洋人沒有怕。
  他們頂著風上堤，迎著巨浪堵決口，儘管有人被沖走以致犧牲……這種精神是什麼？是拼搏。幾十年來，牛田洋的外交戰士哪個不是拼搏出來的，在艱苦的環境中孤身作戰，在嚴正的交涉中與對手周旋，在「涉臺」「涉藏」外交事務中與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鬥爭，惟有不忘拼搏和敢於拼搏才有取得勝利的希望。這種精神是老牛田洋人留下的傳家寶，需永遠銘記。
  它是獻身理想、忠貞事業的精神。我曾被組織派往特定地點認領犧牲戰友的屍體。據說，人生命的最後時刻是什麼姿勢，其屍體就成什麼樣子。我發現，很多烈士屍體的姿勢相同：他們都在右手半握拳、胳膊舉過了頭。這說明，烈士在犧牲前的一刹高呼著口號，表達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在那個年代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這些烈士由於一只手向上伸著，給他們換穿新軍裝時都格外細心，誰也不忍心改變那種姿勢。
  它是熱愛生活、珍惜生命的精神。落水的同志沉著、頑強，都信心百倍地游泳求生。他們忍耐風浪造成的呼吸困難，不斷噴吐鹹澀的海水，躲開一個個漩渦，甩掉纏繞人脖子的水蛇，奮力向高山的方向遊著，拼力維持寶貴的生命。
  有的落水者是學航空的，更能發揮智慧，在水中就近撈起兩根木頭，搭成「十」字形狀，身子趴在「十」字的「豎」上，兩手抱住「十」字的「橫」，利用航空學「抗扭力」原理，孤身漂泊幾個小時，終於等到救援，獲得了新生。
  它是樂觀主義的精神。牛田洋主要生產稻穀，田邊有許多高大的稻草垛。稻草垛在三四米深的水裏浮著，比遊船穩當，因為草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體積露出水面，底下絕大部分浸泡在水裏，而且沉重得纏結成一團，不論多麼猛烈的風浪也撕裂不開、搖動不得，個個穩如泰山。落水的官兵只要爬上草垛，便會安然無恙，只是「隨波逐流」而已，等待救援隊伍的到來。他們對生存充滿信心。
  它是忘我奮鬥、不顧個人名利的精神。抗風搶險中榮立集體三等功的「學一連」同志，在奔赴攔海大堤時，每人只穿背心、短褲，並不顧及放在營房的個人錢財、細軟。當整個營房被大水卷走，全連成了「一窮二白」，不僅沒有人傾吐半點怨言、閑言，而且馬上投入重建牛田洋的戰鬥。外交官容不得有個人名利思想，惟忘我工作，才不辱使命。
  它是坦誠、公開，實事求是的精神。那個「小橫堤」與第一道堤交接的「丁」字形地段，是「學一連」的守護陣地，也是大堤62處決口中最大的決口，長達90餘米，大堤的石料、土方被沖得蕩然無存。然而在此種情況之下，「學一連」為什麼犧牲很小、絕大部分都能活下來？那是因為團指揮部及時正確的決策，讓部隊早撤幾分鐘，沒有機械地按照「人在大堤在」辦事。
  這主要是當時參加團指揮所的「學一連」老連長宋勇軍起了作用。在當時指揮所「撤」與「不撤」兩種意見均衡情況下，宋連長站在「撤」的意見一邊，並以其在牛田洋17年的實際經驗和教訓，闡明此種情況下必須撤退的理由，說服了前線指揮官，下了撤退命令。這才爭取了時間，「學一連」同志經過團結互助，沿著「小橫堤」，在颱風潮水的追趕之下，跑了十裏路，退到山腳脫險。那時，當我回頭看時，身後已是一片汪洋。
  敢於坦言自己意見、觀點，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這是立於不敗之地和獲取成功最起碼的條件，也是成就事業最重要的前提。宋勇軍這位老牛田洋戰士，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啟迪，使我們在多年外交、外事實踐中，堅持、發揮了這一原則。
  今天，時代已經不同了，探討曾經被人頌揚的牛田洋精神，並不是想回到那個年代，並不是再提倡走那段路，那樣的歷史已經一去不會複返了。我是想，那精神到底是曾經鍛煉過一代人的，它的某些精神實質，也許對當今社會有可取之處；尤其在一些物欲過分抬頭的領域，可能還有提及的必要。
  （王之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