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是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改革者、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偉大外交家。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評價鄧小平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可見，外交領域的重大貢獻在鄧小平一生的偉大功績中佔有重要地位。鄧小平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能夠在關鍵歷史時期準確把握時代主題和一系列影響中國發展的重大方向問題，並作出正確抉擇；鄧小平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典範，能夠把外交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緊密結合起來，解決很多棘手的外交大事，推動中國外交取得重大成效；鄧小平在外事活動中立足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外交風格，展現出崇高的精神風範和人格魅力。鄧小平以其卓越的智慧為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中國外交作出了重大貢獻。
  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鄧小平目光遠大、思想敏銳，能夠站在時代前沿和世界全局高度觀察思考問題，透過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準確把握時代特徵和歷史規律，在關鍵歷史時期正確作出一系列影響中國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鄧小平以宏大氣魄和深邃洞察力，站在國際格局與國內大局相互聯繫的高度，實事求是地分析當時世界基本矛盾，改變我們黨認為世界大戰迫在眉睫、革命和戰爭是時代的主題的認識，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新論斷，並推動成為全黨共識，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找到了理論根據和現實依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決定方向道路的頭等大事，而如何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時代主題則是作出決策的前提。鄧小平敏銳地抓住國際政治格局的客觀變化，提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等論斷，逐步形成、確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提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我們黨制定戰略方針的理論基礎和科學根據。在這一時代主題引領下，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調整為經濟建設，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極大地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加快了中華民族復興步伐。江澤民指出，鄧小平「不僅領導我們的黨和國家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災難中走了出來，而且還以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深刻瞭解，為黨和國家重新走在時代潮流前面，為中華民族以更強大的力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規劃了嶄新的和切合實際的宏偉藍圖」。鄧小平之所以能駕馭複雜的國際形勢，準確把握時代主題轉換，領導黨和國家繞過急流險灘，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與他所具有的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是分不開的，體現出他作為偉大外交家的戰略眼光和政治氣魄。
  鄧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智慧，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在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時期，調整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推動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良性互動。新中國成立後，在處理兩類性質的國家問題上，很長一個時期都強調以意識形態劃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主張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更加強調從國家利益出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鄧小平提出：「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當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在處理大國關係時，鄧小平果斷放棄「以蘇劃線」「以美劃線」傾向。鄧小平認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範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鄧小平指導下，新中國確立「不結盟」的對外政策，形成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歷史發展證明，中國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原則是一個正確的選擇，這也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一個重大原則，體現出鄧小平對世界發展趨勢的深邃預見。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困難時刻，鄧小平沒有因此悲觀失望，而是站在時代前沿和全局高度，透過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和種種迷霧觀察思考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鄧小平一再告誡全黨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1990年3月，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對國際形勢還要繼續觀察，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總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認為形勢惡化到多麼嚴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們說成是處在多麼不利的地位。實際上情況並不盡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於把握。」鄧小平認為，表面看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吸取了教訓，社會主義必將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的遠見卓識被歷史發展所證明，社會主義的中國不僅沒有像西方有些人預料的那樣「大失敗」「垮臺」，而且日益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與資本主義較量中逐步贏得了有利地位。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鄧小平能夠客觀、準確看清世界格局的發展變化和歷史發展規律，為中國正確制定一系列外交戰略，指引著中國航船艱難完成轉向，駛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鄧小平同志思想敏銳、目光遠大，多謀善斷、舉要馭繁，總是站在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相互聯繫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善於從全局上思考問題，善於在關鍵時刻作出戰略決策。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洞察國內外發展大勢，作出了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決策。」而這其中，高瞻遠矚地準確判斷國際形勢發展大勢的氣魄和膽識是鄧小平成為偉大外交家的關鍵因素，也是鄧小平外交智慧最重要的體現。
  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
  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是鄧小平外交思想與實踐的突出特點。原則的堅定性體現在鄧小平維護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堅定上，策略的靈活性體現在鄧小平解決具體外交問題的方法上。原則性是前提，靈活性是方法，「方法要靈活，以求達到成功」。在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下，在鄧小平親自領導和推動下，新時期的中國外交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效。
  在改善和發展中蘇關係上，鄧小平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緊密結合，取得重大進展。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國經歷近十年的蜜月期。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國關係開始逐漸惡化，珍寶島等地武裝衝突使中蘇關係走向穀底。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鄧小平開始重新審視和估量中蘇關係。1979年4月，中蘇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問題開始舉行談判。鄧小平給出的談判原則是「中國不能同意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同蘇聯改善關係」，談判「不要急於求成，談不成沒有關係」，體現出維護國家利益原則的堅定性。後因蘇聯入侵阿富汗，中蘇談判中斷。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釋放出改善關係的重要信號。鄧小平敏銳地抓住這一契機，迅速作出回應。3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中間位置刊登消息：「我們注意到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消息言簡意賅，既堅持了原則性，又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同時，鄧小平請羅馬尼亞、朝鮮等國領導人向蘇聯傳口信，表達改善雙邊關係的誠意。在鄧小平的領導和部署下，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得以開啟。但在雙方的接觸中，鄧小平始終堅持原則，明確指出「三大障礙」不消除，中蘇關係不可能有根本改善。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去世，鄧小平果斷派出特使參加葬禮，開展「葬禮外交」，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經過反復談判，中蘇兩國最終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親自領導參與關鍵環節的工作，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為中蘇關係正常化指明了方向、開闢了道路。
  在處理建交前後的中美關係上，鄧小平堅持外交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更是得到鮮明體現。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蘇聯戰略觸角逐步向外延伸，美國深感中國在對抗蘇聯體系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急切改善對華關係。當美國總統卡特公開宣稱「我們認為美中關係是我們全球政策中的一個中心因素」時，鄧小平敏銳捕捉到美國傳達的資訊，推動中美建交。但同時，鄧小平認為中美關係的關鍵問題是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是主權問題，主權問題是沒有談判餘地的。他指出：「我們的觀點很明確，正常化的條件是（與臺灣當局）斷交、撤軍、廢約，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主權問題。」在鄧小平指導下，中美兩國經過談判敲定的中美建交公報草案，寫入了中國在建交問題上的原則立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中美建交後不久，美國國會通過所謂《與臺灣關係法》，直接把美國繼續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寫入條款。剛剛建交的中美關係面臨著巨大考驗：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是不惜中美關係倒退繼續鬥爭？還是先保住建交大局，再進一步談判解決分歧？面對困境，鄧小平保持巨大的戰略清醒，艱難抉擇後選擇了先保持大局，再解決美售臺武器問題。但這樣選擇不是意味著美國可以肆意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鄧小平堅定認為，美國對臺軍售事關中國國家主權，「中國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說，中美關係現在可能處在一個考驗時期，考驗的題目是臺灣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知道在美國有個論點，就是只要美國對蘇聯強硬，美國不論怎麼做，中國人都會吞下去。這是不可能的。他強調：「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國「沒有迴旋餘地」。「實在不行，關係就倒退吧！」「那有什麼了不起？」1982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副總統布希時態度堅決地說：「美方要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直至完全終止向臺灣出售武器。至於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措詞可以研究。」經過艱難談判，1982年8月，中美雙方簽訂了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承諾準備逐步減少售臺武器，並經過一段時間最後解決問題。鄧小平在中美關係中始終堅持堅定立場和策略靈活相結合，注意抓住關鍵，分清輕重緩急，推動中美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解決香港問題是鄧小平將原則堅定和策略靈活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充分展示出鄧小平的領導藝術。他從維護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發，尊重歷史，尊重現實，以極大的政治靈活性，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和創舉，為推進祖國統一大業開闢了新路，為香港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條非常有效和可行的出路。1982年9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來華訪問，與中國談判香港問題。鄧小平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原則立場，明確而堅定地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否則，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針對英國宣稱如果中國宣佈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發生波動」時，鄧小平嚴肅正告英方：「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英國無奈同意後，又在中國在港駐軍問題上百般阻撓。鄧小平憤怒地指出：駐軍是主權的象徵。如果這點權力都沒有，還講什麼恢復行使主權？1984年12月，中英兩國經過談判，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回歸中國遂成定局。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一國兩制」是立足中國國情、順應時代潮流，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現實性和長遠性、一致性和差異性統一起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鄧小平以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和理論創新的膽略和勇氣，指導著中英談判和過渡時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用「一國兩制」的偉大創舉，展示了策略上的靈活性，捍衛著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體現了一個外交家為國家和民族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鄧小平在外交事務中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的事例不勝枚舉。作為一位有大智慧的外交家，鄧小平始終把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作為外交的頭等大事，策略的靈活性是手段，是方法，是服務於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毛澤東曾評價鄧小平能夠將原則性與靈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前途無量。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外交事務中作出的歷史貢獻，充分體現了他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緊密結合的特點。
  崇高的精神風範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鄧小平是一位極具魅力的偉大外交家，也是有血有肉的共產黨人，有著超凡的人格魅力。他坦率、真誠、機智，有著極高的外交素質與修養，在不同的外交場合獲得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家、不同黨派、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人的交口稱讚，維護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鄧小平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過程中展示了崇高的風範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在與周邊國家人士會談時，鄧小平待人真誠，誠心相交，以誠感人，得到了對方的理解和尊重。鄧小平深知，由於歷史原因，霸權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嚴重傷害，這些國家警惕性高。因此，在會談中著重用反霸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1975年六七月，鄧小平在接待泰國總理克立時，闡述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的外交政策，指出：「我們國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線是支持第三世界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霸權主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鄧小平強調，中國是而且只能是第三世界的平等成員，這是一個基本原則。1978年一二月，鄧小平出訪緬甸、尼泊爾等周邊國家，重點解釋中國尊重別國獨立自主和絕不稱霸的信念，指出：「我們相信，只要亞洲各國人民加強團結，堅持鬥爭，一定能夠挫敗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陰謀。」「現在中國是名副其實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將來發達起來以後也不稱霸」。並表示，中國願意加強同一切受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的團結，結成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反對霸權主義。鄧小平真誠的外交風格，使中國外交贏得了周邊國家的信任，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發展。
  建立和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是鄧小平外交戰略的重點，也是展示其崇高風範和人格魅力的重要平臺。鄧小平務實地將講故事的重點放在讓美國瞭解中國推進和平的決心和未來發展穩定的預期，以及尋求實現現代化的經驗和幫助的態度。鄧小平深知中美在政治制度、風俗習慣和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差異巨大，但在抒發和表達情感以及各國人民追求和平上卻有相通之處。1979年一二月訪問美國期間，鄧小平同卡特總統會談時指出，中國不希望打仗，中國的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就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和平環境。在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鄧小平聽完約200名美國小學生用中文合唱的《我愛北京天安門》後，走上舞臺熱情擁抱孩子們，並親吻了一位孩子的前額，這一充滿人情味和真情實意的舉動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友善和平形象。如潮的掌聲充分說明一切，在場的不少美國觀眾感動得流下眼淚，就連一直對新中國抱有敵意的政客也說：我們被中國打敗了—誰也沒法投票反對孩子們唱中國歌曲。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的騎術表演場，鄧小平將觀眾遞過來的白色牛仔帽戴在頭上，並頻繁揮動，向觀眾致意，表達了對美國文化風俗的尊重，同時也展示出中國開放和自信的形象。訪美期間，鄧小平以超常的勤勉、超凡的外交才能、出色的個人魅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全新形象和改革開放浪潮將起的濃厚氛圍，傳遞了中國熱愛和平、盼望合作的強烈資訊。
  鄧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智慧與風範，圓滿完成訪問日本的任務，推動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訪日期間，鄧小平借用歷史故事拉近中日兩國距離。他說，日本早有蓬萊之稱，聽說有長生不老之藥，這次訪問，也是為了得到它，或許沒有長生不老藥，但是想把日本發展科學技術的先進經驗帶回去。鄧小平的話一下子就拉近了中日兩國的距離，他帶有智慧和幽默的話語得到現場聽眾的認同和尊重。在東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時，面對400多名世界各國記者，鄧小平從容、巧妙地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他的冷靜、幽默和智慧令在場記者折服，也讓他們充分領略了鄧小平的坦率、務實和開放的風格，向世界傳遞了中國希望穩定發展的願望和決心。訪日期間，鄧小平在繁忙日程中以早餐會、茶話會等方式招待推進中日友好的人士，濃濃的人情味讓日本朋友和家屬十分感動，有人還當場流下熱淚。
  鄧小平既態度堅定又靈活不失風度，既講原則又不失溫情，既有高超的外交智慧又有精湛的談判藝術，既以禮相待又不卑不亢，在波瀾壯闊的國際舞臺上維護了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展示了崇高的精神風範和超凡人格魅力。
  （陳少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