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6日，註定是載入史冊的日子。這一天，一條消息終結了一場持續幾十年的論爭。中國式發展道路依靠這條消息所提供的動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尋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與這條消息相伴的，是一個新興城市的崛起。
  「大慶」是一個時代鮮紅的旗幟，這兩個字凸顯出了一個國家自力更生的最強音。它表明，在一窮二白的時代，精神的力量是可以決定一切的。
  尋找中國「血」
  新中國成立以後，根據面臨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情況，黨中央決定採取蘇式路徑即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式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決策者的基本設想是，依據蘇聯8年實現工業化的時間為標杆，從1953年起用大約15年的時間，基本實現中國的工業化。石油作為現代工業的血液，決定著世界政治新秩序。基辛格曾經說過：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沒有石油，工業化戰略就寸步難行。1952年，國內石油產品只能滿足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四分之一，而在全國石油總產量43.5萬噸中，以煤為原料的人造油就達24萬噸。石油成為制約新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嚴重拖了工業化戰略的後腿。
  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一直被「貧油論」的叫囂困擾。
  事實上，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認識和使用石油的國家。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早在西元前一二世紀，陝西延長地區就發現了「可燃之水」的石油。北宋時期，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將這種可燃水命名為石油。此外，中國還最早發現和使用了天然氣，發明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鑽井技術。然而，自近代以來，中國石油工業仍處於「淘油」階段，遠遠落在西方國家後面。
  1864年，自加拿大石油地質學家亨特第一次提出石油成因理論後，海相沉積盆地易於生油、陸相沉積盆地不易生油的理論唱了獨角戲。儘管1878年清政府聘請美國鑽井技師在臺灣苗栗打了中國第一口油井，1907年聘請日本技師在陸上陝西延長打了第一口油井，但1913年美國美孚洋行調查團到陝西、山東、河南、河北、甘肅、東北等地進行石油地質調查，並於1914年在陝北打了7口井，均未獲得工業油流。這一勘探結果讓美國人斷言，看似含油豐富的陝北一帶，根本不具有開採價值。1922年2月，美國地質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E.Blackwelder在《中國和西伯利亞石油資源》一文中指出，中國沒有中、新生代海相沉積，古生代沉積也大部分不生油，除了中國西部、西北部某些地區外，所有各個年代的岩層都已劇烈褶皺、斷裂，並或多或少被火成岩侵入。因此，中國決不會生產大量石油。這一論斷，相當於宣佈了中國成為世界上患有「貧油症」的國家。
  中國是否有工業石油，一直牽動著本土科學家的神經。然而，中國科學家通過實地勘探和理論分析，卻得出了與外國人完全相反的結論。1934年，南京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翁文瀬派孫越崎赴陝北勘探，發現幾乎縣縣有油苗。1938年冬，孫健初等一行9人在戈壁灘上開始石油勘探，於次年8月11日發現甘肅老君廟油田。就是這次發現，找到了當時中國最大的，也是世界上開發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一的玉門油田。自1939年至1948年，玉門油田共生產原油45.5萬噸，約占1904年至1948年原油總和的72.3%。正是這一油田，成為新中國石油開發的第一個基地。1957年，朱德、鄧小平、陳雲、葉劍英先後到玉門視察。當原油沾滿朱德元帥銀灰色中山裝的時候，他興奮地留下了「玉門新建石油城，全國示範做典型」的詞句。
  1941年，潘鐘祥在美國石油地質協會會志(AAPG)發表《論中國陝北和四川白堊系陸相生油》，提出了「陸相生油」學說；1947年，黃汲清等人提出「陸相生油，多期、多層含油的理論」；1948年，翁文波撰寫《從定碳比看中國石油遠景》，由此開創了中國陸相生油理論的先導。此外，阮維周和翁文濺分別在1947年和1948年指出，東北是可以找到石油的。
  然而，實踐和理論成果並沒有摘掉中國「貧油論」的帽子。1950年美國出版的《石油事實與數據》，依舊將中國同澳大利亞等國家列入石油遠景最差的國家。
  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只有臺灣磺坑、陝西延長、新疆獨山子和甘肅玉門4個小油田，以及四川自流井、石油溝、聖燈山和臺輝省錦水、竹東、牛山、六重溪7個小氣田。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先後成立燃料工業部和石油工業部，主管石油勘查和開發工作。限於國家的財力和物力，勘探重點放在基礎較好的陝甘地區。
  經過1950年至1952年三年時間的普查，共勘查兩萬多平方公里，發現適於儲油的構造50個。
  1952年，陳雲、李富春致信西北局書記習仲勳，要求積極開發西北天然石油。1953年12月，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就石油問題問計地質部部長李四光。李四光根據新華夏系沉降帶理論，認為在中國遼闊的疆域內，石油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關鍵是做好地質勘探工作。這一回答鼓勵了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他高興地說：「地質部長很樂觀，對我們說，石油地下蘊藏量很大，很有希望。」
  1956年1月，在蘇聯考察工作的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康世恩寫信給正在召開的全國第一屆石油勘探會議：根據蘇聯的實踐經驗，小盆地和構造複雜地區不易找到大油田，應採取打區域大剖面和基準井的辦法，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臺上展開區域勘探。當年4月，歸國後的康世恩把新疆石油勘探的重點轉向盆地南北邊緣，部署了10條東西向大剖面。7月，出現了10口探井噴油。年底，控制了55萬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積，取得了新中國石油勘探的突破；
  1951年，潘鐘祥在《略論中國石油》中提出了「盆地理論」，指出中國石油大多生於沉積盆地。1953年，謝家榮在《探礦基本知識與我國地下資源發現》中提出，華北、松遼兩大平原下麵有可能蘊藏石油。1954年，李四光在《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的遠景》中認為，對華北和松遼平原進行勘探是可行的。地質學家的理論研究，讓我國石油勘探的方向和輪廓漸漸清晰起來。
  1956年2月28日，中南海居仁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聽取共和國獨臂將軍一石油工業部部長餘秋裏和地質勘探司司長唐克等人的彙報。此前兩天，鄧小平已聽取過即將離任的石油工業部部長李聚奎和唐克等人的彙報。在聽完唐克的彙報之後，鄧小平指出，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當然要靠天然油。全國如此之大，20、30個地點總是有的，應該選擇重點地方先突擊。選擇突擊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個問題。松遼、華北、華東、四川、鄂爾多斯5個地區，要多花一些精力，研究考慮一番。
  地質勘探司學習了鄧小平的指示後，提出了一個浪漫主義的設想，即在「二五」期間將原油產量提高到800萬至1000萬噸。石油工業部在討論「二五」勘探規劃時，餘秋裏明確提出了勘探重點東移的戰略。1958年4月，石油工業部成立松遼石油勘大隊，5月改為石油勘探處，6月成立松遼石油勘探局。
  松遼盆地，沼澤縱橫，湖泊密佈。包括5個地質詳查隊、9個重磁力隊在內的32個勘探隊、1000多人的隊伍進入了橫跨黑、吉、遼3省約26萬平方公里的松遼盆地。1958年4月17日，在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達裏巴，淺鑽孔南17孔見到了含油顯示，這一松遼盆地的第一口含油顯示井，鼓舞了所有的勘探人員。然而，接下來的工作卻讓很多人泄了氣。1958年7月9日至11月11日期間完鑽的第一口基准井，深入地下1879米沒有見到含油氣顯示。1958年8月6日至次年9月15日期間完鑽的第二口基準並，深入地下2787米也沒有見到含油氣顯示。
  經過康世恩帶頭論證和研究，1959年4月11日，第三口基準井在肇州縣大同鎮西北處開鑽。9月26日，當棕褐色的原油從放射噴管洶湧而出時，很多人在這一歷史時刻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落下鑽頭的這個地方，因為給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送來了最好的禮物，半年以後，根據黑龍江省省委書記歐陽欽的建議被更名為大慶鎮。
  石油戰爭
  1960年2月13日，石油工業部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這個名為《關於東半松遼地區石油勘探情況和今後工作部署問題宙報告》，以令人振奮的口吻寫道：「我們打算集中石油系統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殲滅戰的辦法，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會戰。」
  考慮到大慶石油會戰是在比較困難的時期、比較困難的地區、比較困難旳條件下開始的，國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蘇聯撕毀合同撤走了援助中國的專家，國內則因為實行「大躍進」經濟政策造成的失誤以及連續三年困難時期使國民經濟陷入困境，餘秋裏給李富春、薄一波就開展大會戰的設想寫了一封信。李富春接到信後，專門找來餘秋裏。他說，各部門都在下馬，而你們卻要上馬，這是個大行動，要給中央書記處寫報告。
  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份報告。黨中央在指示中說：「石油部為了加快松遼地區石油的勘探和開發工作，準備抽調各方面的部分力量，進行一次『大會戰』，這一辦法是好的，請各地在不太妨礙本地勘探任務的條件下，予以支援。」兩天後，中共中央又針對大會戰下發了一個檔，檔指示：「為了集中力量迅速開采在東北大慶地區發現的新油田；決定從部隊今年退伍兵中動員三萬人交石油部參加開採松遼地區新油田的工作。」據說，餘秋裏就這一問題赴廣州請示毛澤東時，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羅瑞卿打趣說：「餘秋裏啊，一下子就要改變我們的3萬部隊呀！就你想得出來!你真會找竅門啊！」劉伯承則說：「對頭嘛！打虎要靠親兄弟，出征還得父子兵嘛！」
  3月，一萬多名由新疆、玉門、四川、青海等老油田來的石油職工和3萬多名部隊轉業官兵及大專院校學生，從祖國的四面八方雲集大慶，國務院各部門和黑龍江省支援石油會戰的幹部工人也陸續到達大慶石油地區，揭開了氣壯山河的大慶石油會戰的篇章。
  根據地質構造情況，大會戰的主戰場選在了薩爾圖。時任大慶石油會戰指揮部副指揮的宋振明回憶說：「薩爾圖雖然地勢平坦，交通方便，但是青天一頂、荒原一片，人煙稀少。幾萬人一下子擠到這片荒原上，又是地凍天寒的季節，吃和住便成了大問題，隊伍能不能在荒原上站住腳？尤其是面對著方圓千裏的大油田，從何處下手才能高速度、高水準地開發和建設起來。過去我國沒見過，更沒有開發過這樣大油田的經驗，國外的經驗又不能拿來照搬照抄。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和戰勝這些困難？」4月10日，石油工業部以機關黨委的名義下達了石油大會戰的第一份檔。檔既不講勘探，也不是講鑽井，而是講哲學，即強調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武裝頭腦。面對種種矛盾和重重困難，在錯綜複雜的各種矛盾和困難面前，不能就事論事，而必須透過現象看清本質，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決了，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為此，經過會戰指揮部主要領導成員集體討論，決定組織全體會戰隊伍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由此出現了這樣一個動人的場景：每到夜幕降臨，人們便圍著篝火學習「兩論」，整個戰場「青天一頂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紅」。通過學習討論統一了人們的思想，廣大石油會戰職工認識到：這困難那困難，國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難；這矛盾那矛盾，國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
  4月29日，在薩爾圖草原上召開的萬人誓師大會拉開了石油大會戰的帷幕。當時的艱苦狀況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幾萬人包括幾千名工程技術人員，其中有大學教授、博士，既沒有房屋，也沒有床鋪，連鍋灶等生活用具也不夠用。人們支起帳篷、搭起活動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廢棄的牛棚、馬廄裏辦公、住宿。有的則乾脆往野外一躺，幾十個人扯一張篷布蓋在身上。曾經有一篇文章這樣描述：雨季，在帳篷、活動板房、牛棚馬廄裏，外面大下，裏面小下，外面雨住了，裏面還在滴答。夜裏，有些人索性擠成一堆，合頂一塊雨布，坐著挨過一宿，第二天照樣幹。
  通過大規模的油田勘探，一個面積達860多平方千米、儲量達22.6億噸的特大油田，徹底被探明了，就此打破了陸相沉積貧油乃至中國貧油的觀點。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與國外同類油田相比，美國拿下東德克薩斯油田用了9年，蘇聯拿下羅馬什金油田用了3年，而大慶油田從第一口井噴油到1960年底探明大慶長垣面積只用了一年零3個月。
  1960年6月1日8時45分，是一個令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的日子，康世恩冒雨剪綵，一輛掛著21節原油油罐的列車徐徐從薩爾圖開出，開始了大慶油田向全國工業輸送生命血液的征程。1963年底，大慶油田原油年生產能力達到500萬噸，生產原油4393萬噸，占全國原油總產量的66%以上，為中國石油自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3年12月3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由於大慶油田的發現和建成，中國需要的石油已經基本自給，中國人民依靠「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複返了！
  周恩來擲地有聲的宣告，彼時正澎湃在一個將被共和國永遠銘記的功臣心中。這個人就是王進喜，一個時代的英雄的標誌。
  鐵人宣言：「寧可少活二十年」
  1959年9月，赴北京參加全國公交系統群英會的王進喜，因為一件偶然的小事情，讓他感受到了無比的恥辱。
  6歲就領著雙目失明的父親討飯的王進喜，1923年生於甘肅玉門。1938年玉門油礦成立後，他就被拉去當民夫。十幾年下來，蓋的是一張爛羊皮，鋪的是一攤麥秸，既沒有上過鑽臺，也沒有摸過鑽機的把手。1956年，成為共和國主人的王進喜，由司鑽提升為1205鑽井隊隊長，並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9月30日，王進喜打破了一個鑽井世界紀錄。10月19日《人民日報》報導說：「玉門王進喜井隊9月份進尺5009米，創世界少有的紀錄……」因為這一光榮事蹟，王進喜被樹為「鑽井闖將」標兵，選派去北京參加表彰大會。
  新華社記者穆青、高潔生動地記錄了王進喜在北京感受到的一次恥辱：
  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車，車頂上背個大氣包，他曾奇怪地問別人：「背那傢伙幹啥？」人們告訴他：「因為沒有汽油，燒的煤氣。」聽了這話，他沒有再問下去。心想：「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沒有汽油怎麼行呢？我是一個石油工人，眼看讓國家作這麼大的難，還有臉問？」他越想心裏越沉重，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心情也一直不能平靜。休息時間，他一個人悄悄地躲在一邊，悶著頭抽煙……每當想起這些，他感到那煤氣包像千斤重擔壓在自己的身上。他曾多次向戰友們說：「一個人沒有血液，心臟就停止跳動。工業沒有石油，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癱瘓。沒有石油，國家有壓力，我們要自覺地替國家承擔這個壓力，這是我們石油工人的責任啊！」
  石油大會戰的消息飛到玉門後，王進喜主動提出了申請前往。I960年4月14日，當金色霞光披滿「薩55井」井架時，王進喜的1205鑽井隊開工了。由於沒有罐車，水管線沒安好，沒地方弄水。鑽機沒有水，就像人缺少血液，無法正常工作。王進喜決定，沒有水管就用手端。工人們拿著大桶、小桶、臉盆、滅火器的外殼，到處去找水。剛剛保證了開鑽用水，地下又發生了漏層。漏層如同一個無底洞，水一進去就被吸幹。村子裏邊的井水被端幹了，他們就跑到一裏多地外的水塘砸冰取水，硬是端了兩百多噸水，戰勝了油井漏層。
  5天4夜的時間，大地終於敞開了自己的胸膛，噴出了在王進喜們看來甜蜜無比的棕褐色「乳汁」。採用「王進喜式」硬辦法，荒原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來到薩爾圖後，住在馬家窯趙大娘家裏，可只在家裏住過一天，他就沒了蹤影。趙大娘不放心，把飯放到柳條筐裏，到井場找他。在井場，她看到王進喜正躺在井邊休息，身下鋪的是一些羊草和一條被子，身上蓋著老羊皮襖，頭下枕著一個鐵疙瘩。工人許萬明告訴她，那是個牙輪鑽頭。趙大娘忍不住一陣心酸，對工人們說：「活了大半輩子，沒見過這麼拼命的人，你們的王隊長可真是個鐵人哪！」
  多年以後，許萬明回憶說：「那天我和架工何珍貴在場，大娘這樣叫是個歷史功績。」這是王進喜第一次被稱為「鐵人」。
  餘秋裏聽到關於「鐵人」事蹟後當即表態說：這是一個好典型，我們就借用老百姓形象而生動的語言，叫他「王鐵人」。他還說，王進喜代表大會戰的方向，鐵人就是我們的旗幟。在大慶油田第一次技術座談會上，餘秋裏帶頭舉手高呼：「向王鐵人學習！向王鐵人致敬！」石油部幾位領導帶頭把王進喜抬了起來，繞場一周，全場響起「向鐵人學習！向鐵人致敬！」的口號聲。
  4月29日，王進喜風光地騎在了高頭大馬上，沒有多少人能夠注意到，他正承受著傷痛的折磨。當天早晨，天剛濛濛亮，王進喜在井場上指揮工人放井架，一根幾百斤重的鑽杆滾下來砸傷了他的腿。王進喜疼得昏了過去。等他醒過來一看，井架還沒有放下，工人抱著他的腿哭。王進喜急了，對大家說：「打仗時傷了人，你哭，敵人把你們都活捉去，能哭嗎？」說完，猛地站起來，舉起雙手，繼續指揮放井架，鮮血從他的褲腿和鞋襪裏滲了出來。
  事後，王進喜回憶說：「大家勸我住院，我不去。」這天是4月29日，戰區召開萬人大會，我說：「這是第一次萬人大會，不去怎麼瞭解大會精神，又怎麼能多打井，快打井？是腿要緊，還是出油要緊？」並和大家說好，誰也不許給領導講，大家找了個馬車，把我送去了。
  此時誰也沒有預料到，一場意外正逼近王進喜和他的鑽井隊。也許正是這場意外，將王進喜永遠地定格在歷史鏡頭中。
  打第二口井的時候，王進喜的腿傷還沒有好，他拄著雙拐在井場上指揮。一天，鑽機上幾十斤重的方瓦忽然飛了出來，埋藏在地層深處的水、原油和天然氣帶著泥沙，在地層的高壓下噴發出來。如不趕快壓住井噴，不僅井毀人亡，甚至井架也要被吞沒到地層裏去。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刻，王進喜忘記自己的腿痛，立刻奔上前去。壓制井噴需要用重晶石粉調泥漿，井場上沒有，他當機立斷決定用水泥代替。一袋袋水泥倒進泥漿池，由於沒有攪拌機，水泥都沉在池底。王進喜，把雙拐一甩，說了聲：「跳！」就奮不顧身地縱身跳進了泥漿池，用自己的身體來攪拌泥漿。看到這情景，幾個年輕小夥子也跟著跳了進去。他們整整奮戰了3個小時，險惡的井噴終於被壓下去了，油井和鑽機保住了。王進喜的手上身上卻被鹼性很強的泥漿燒起了泡，工人們把他扶出來時，他疼得撲倒在鑽杆上，豆大的汗珠從臉上滾了下來。
  鐵人精神感染著每一個參加會戰的人，全油田形成了「人人學鐵人、人人做鐵人」的熱潮。鐵人的事蹟也像長了翅膀，飛遍了整個油田，飛到了首都北京。1964年12月，王進喜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其間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69年4月，當選為中央委員，出席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不幸的是，1970年，在參加玉門石油會議返回大慶途中，王進喜胃癌突然發作，於11月15日與世長辭。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再三叮囑家人：「我死後，千萬不能向組織上提任何經濟要求，不能給組織添任何麻煩。」
  「旗幟」風雨
  1964年1月下旬，毛澤東聽完餘秋裏關於大會戰的彙報後，滿意地說：「我看這個工業，就要這個搞法，向你們學習嘛！要學大慶嘛！」幾天後，《人民日報》以一版頭條通欄刊出毛澤東的號召：「工業學大慶」。
  2月上旬，中發〔64〕78號檔《中共中央關於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指出，大慶的一些主要經驗，不僅在工業部門中適用，在交通、財貿、文教各部門，在黨、政、軍、群眾團體的各級機關中也都適用，或者可做參考。2月1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突出大慶油田，強調在工作方法上，要發揚成績，樹立標兵，「要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大慶油田的經驗」。毛澤東的講話為大慶定了調子，就是把它樹為一面起著激勵、引導、宣傳和號召作用的旗幟。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推動下，大慶和另一個典型一大寨，正式成為工農業戰線上兩面鮮紅的旗幟。
  1964年4月29日，在萬人誓師大會4周年的日子裏，一篇新聞報導讓大慶成了全國工業的明星。當天，《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同時向國內外公開報導了新華社記者袁木、範榮康采寫的《大慶精神大慶人》，並在「編後話」中指出：「大慶精神，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大慶人，是特種材料製成的人，就是用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人。」
  對於這種精神，大慶人有著自己通俗的表達。1963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陪同周恩來和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庸健視察大慶，崔庸健對大慶人的通俗表達讚不絕口。在大慶人眼中大慶精神就是當老實人、老實話、做老實骨，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概括起來就是「三老」「四嚴」。
  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玉作報吿》中，系統總結了大慶油田的典型經驗，指出他們的成縛是突出的，他們的主要經驗是值得學習的，並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1966年2月，中央工交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大慶展覽》，詳細介紹大慶石油會戰情況和大慶基本經驗。從2月到10月，這一展覽共接待了全國各地觀眾140多萬人。
  然而，一場暴風雨差點折斷了這棵剛剛發芽的幼苗。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發後，大慶被捲入了風暴;中心。1966年10月中下旬，陳伯達指使六七十個造反派，7次沖進《大慶展覽》大廳，毆打工作人員，踐踏展覽品。陳伯達們公佈的罪狀之一，就是大慶油田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原因很簡單，劉少奇視察大慶的照片比毛澤東的高了幾釐米。在砸爛《大慶展覽》之後，從1966年11月到1967年9月，又指派各種名義的「調查組」「戰鬥隊」先後17次到大慶進行干擾和破壞，攻擊說「大慶是一面黑旗，誣稱鐵人是假典型」。大慶領導班子17名成員中，16名被揪鬥。全油田有6000多名幹部被揪鬥，占科以上幹部的90%。
  為了避免和減少在「文革」浩劫中的損失，周恩來為大慶油田撐起了一把遮雨傘。1967年1月至3月，周恩來先後11次對大慶和石油部作出重要指示。在他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於3月23日發出〔67〕109號檔，對大慶油田暫時實行軍事管制。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我國石油工業多快好省地向前發展》指出：「毛主席關於『工業學大慶』的偉大號召給全國工業指明了前進方向，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1972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轉引了毛澤東在1971年8、9月巡視南方談話精神：「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黨中央的政策保護傘在關鍵時候使大慶油田避免遭受更多的摧殘。「文革」結束的1976年，大慶油田年產原油突破5000萬噸，撐起了中國石油工業的半壁江山，成為全國石油年產量過億噸的重要支柱。1978年，全國原油年產量首次突破億噸大關，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第八個產油大國。
  1977年4月20日，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提出了大慶式企業的6條標準，號召普遍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競賽。1978年4月，全國工業學大慶工作會議指出，通過一年來的工業學大慶、普及大慶式企業，全國絕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工業生產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全國工業總產值比前年增長14%。1980年5月13日，新華社的一組數字證明了這面旗幟的生命力：20年來，大慶油田累計生產原油4.9億噸，上繳利稅500億元，相當於國家給大慶總投資的17.8倍。
  1981年12月18日，中發〔1981〕47號檔《中共中央轉發國家經委黨組〈關於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的通知》指出：「大慶不愧是我國工交戰線的先進典型。」這一評語為經歷風風雨雨的旗幟再次塗上了一抹燦爛的朝霞。
  而今，大慶已經成長為東方一顆璀璨的明珠，大慶人也以「二次創業」的精神續寫著更為
  瞭亮的自力更生之歌。
  大慶，因為一種精神成就了一個時代，也因為一種精神定格了永恆。
  （李瑾／文）